韩浩月 | “杀死”那个评论家

文 | 韩浩月

一起看话剧或电影，有朋友直言不讳，明明这作品比较一般，为何你看得如此投入？我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作为一名写评论的人，要理性、深沉、不动声色才好，如果被一部比较浅薄的作品逗笑或者逗哭，有损评论家的严肃本色。在偏见里，评论家的确是这样的，不苟言笑，吹毛求疵，让人望而生畏。

可惜我做不了这样的评论家。我对朋友说，在观看一部文艺作品时，我是观众，一名凭票入场的、带有好奇心、渴望被满足的观众。我必须是一名观众，才能与同场的其他观众，一道体验这场由艺术家们共创的演出。如果从进门那刻起，就摆出一副评论家的面孔，带着挑剔的眼神和昂扬的、战斗的心，那我不是来看演出的，是来专门挑刺的，是给自己找不痛快的，何苦来哉？

演出结束后，对于刚看完的作品，如果有人问我的感受，我的反应也是温和的，因为我还处在从作品氛围里往外挣扎的过程中。如果让我不假思索地马上评价，我是会犹豫的。因为我不知道立刻就下的结论是否准确，没有经过思考过滤的观点，会不会对创作者造成伤害？如果可以给我一些时间，让我把感受写出来，或者告诉我，评论的文字会发表在报刊上，那么此时就可以动用写评论的思维和审美，努力把自己的真实观感准确地表达出来。

在观看的时候，作为一名观众，要把自己全身心都交给作品，交给舞台上或者银幕上的那些人，让那些角色带着你进行一趟冒险的旅途。毕竟你不能在观看的中途遇到不喜欢的场景或者情节，就愤然站起身来，大声说“怎么回事”。你还是要努力去尝试体会创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尝试去与创作者共鸣，哪怕是失败了，也要把失望和沮丧，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带着评论家的眼光和思维去看文艺作品，往往会招致难堪。在观看时，只管感受和记录就好。遇到不喜欢甚至令人气愤的作品，等到写评论时再去“报复”。

未经思考与审视过程产生的评论，容易招来罪责与报复，这点在中外文艺界都是普遍现象。记得在看电影《云图》时，一个情节让我哑然失笑：一家出版公司的签约作家，在酒会上把一位对他新作冷嘲热讽的评论家扔下楼摔死了。这个情节让我知道，作家与批评家，有时候是一对死敌，作家可能对表扬他们的评论家无动于衷，却会对批评他们的评论家恨之入骨，虽然不至于一见面就剑拔弩张，但作家想要“杀死”批评家的心理却是客观的存在。

作为同时是作家也是评论家的毛姆，十分讨厌一些评论他本人与作品的评论家，他在小说和随笔中时常毒舌那些评论家。比如在《寻欢作乐》中，毛姆借书中人物之口，讽刺评论家是“拿着放大镜找茬的秃鹫”；在《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中，他说“评论家们用道德标尺丈量艺术，却用放荡的尺度评判生活”；在《月亮与六便士》里，他称评论家如同“戴着白手套的刽子手”……但作为评论家的他，仿佛忘记了自己的作家身份，在批评别的作家时，比绝大多数评论家都狠，比如他说巴尔扎克是“高利贷者文学代言人”，狄更斯的《双城记》是“报纸连载催生的流水线产品”，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是“精神病人的呓语日记”……

讲了这么多关于评论家的自我定位与认知，以及如何看待评论家的问题，是想表达两个观点：一是如果你是评论家，那么要学会阶段性地否定自己，通过怀疑自己而实现平等客观公正看待他人的目标；二是如果你是作家或者其他文艺作品的原创作者，在对评论家咬牙切齿的同时，也要尝试换位思考，用评论家的立场来审视自己的作品，态度越严厉越好，最好是先于评论家之前“杀死”自己。这样即便后来评论家如何批判你的作品，都不会激起他半点内心的波澜，因为他们批评过的，都远不及你的自我批评与反思。

文艺作品是需要评论家的，很多时候评论家是可爱的存在，他们可以用专业读者的身份，帮助创作者发现作品未被重视与发掘出来的价值，用多元视角来帮助作品与读者与社会建立更丰富的联系，许多创作者自身都未发现的作品亮点，会通过评论家的发现与扩散，而在受众那里得到更多的共鸣。当然，很多时候评论家也是让人“厌恶”的，因为他们也常会误读或误解作者与作品，他们会自以为是地将个人的理解诠释为大众的观念，他们有时候也会将个人喜恶强加于作品身上，让作品为他们的观点服务……这个时候的评论家，的确会让人咬牙切齿。但综合来看，捧场的评论家和砸场子的评论家，都是声音的构成部分，缺乏评论的文艺作品某种程度上也表明是吸引力不足的。

网络的发达，扩大了评论家的队伍，在社交媒体上如果勤于发言，哪怕只言片语说多了，也会博得一个“评论家”的称号，这样的“评论家”群体，往往有很大的杀伤力，但在他们不珍惜发言权利、有时候掀起网暴的时候，真正的评论家更要珍视自己的身份，在出口发言之前，先尝试将发言内容用自己的“匕首”去“刺杀”一番，如果觉得不成立，那还是不要发表为好，如果几经考验，发觉那些评论内容仍具正义性、建设性，那不妨大胆地将其变为“啄木鸟”，去啄掉那些病虫与害虫。（刊于2025年11月14日《中国青年报》）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3814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