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元 x 黄博：读活《史记》——跟随李开元重返“刺秦”案发现场

《刺秦：重新认识秦王朝》

李开元 著

当我们谈论《史记》中的“荆轲刺秦王”，我们谈论的究竟是什么？是一段确凿的史实，一个伟大的文学故事，还是二者之间那片充满张力的灰色地带？

近日，在成都三联书店《刺秦》新书分享会上，秦汉史学者、《刺秦》作者李开元与青年学者黄博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话。在对话中，“刺秦”这一经典篇章被置于全新的审视之下。李开元教授以其标志性的“3+N”历史学观，带领听众进行了一场侦探般的思想实验。他不再将《史记》视为铁板一块的“信史”，而是将其拆解、剖析，探寻司马迁笔下那些戏剧性细节的源头——譬如，那惊心动魄的追逐场面，很可能源自现场亲历者、那位秦王的御医夏无且的口述传承。

这远不止于对单一事件的考据，还触及了历史学的核心方法论：我们如何对待传世文献？当文字记载与考古发现相左时（如《史记》中秦尚黑与水德的规整记载，与兵马俑的绚丽彩绘之间的矛盾），我们该如何判断？两位老师在对谈中指出，历史的魅力并非在于被动接受一个“标准答案”，而在于主动参与一场跨越时空的推理，在严谨考证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假设，以想象力的翅膀去探索历史的多种可能。

整场对谈，既是一次对《刺秦》的精读，更是一堂生动的“历史思维课”。它启示我们，读史的真谛，或许不在于记住了多少定论，而在于是否习得了那种质疑、剖析与重建的能力，从而在纷繁的往昔痕迹中，构建出更为澄明的历史洞察。

《刺秦》内页

黄博：我从读大学时就开始看李老师的书，最开始看的时候是很震惊的。像《刺秦》这种历史写法，经过李老师20年坚持引领，现在好像已经从非主流逐渐进入主流。在我读书的时候，很少见到像《秦崩》《秦谜》这样讲历史的写法，通过历史研究的方式，用生动的、好看的叙事方法呈现出来。因此，我一直对李老师的书非常着迷，就像年轻人追星一样。过去我们讲《史记》，它既是文学性的典范，又是史学的典范。我们通常觉得它本质上应该是史学的，而不是文学的。但是我们看荆轲刺秦那一段，会发现它的文学性非常突出，甚至有一段时间我都觉得那会不会是司马迁根据一些资料，自己添油加醋编的。李老师通过抽丝剥茧的讲解，让我们明白这虽然文学性很强，其实属于口述史学。但我比较好奇的是，李老师是怎么发现刺秦的整个故事情节和内容是口述史学的？因为我们知道司马迁的《史记》作为史著，很多写作过程中的痕迹已经被抹掉了。

李开元：黄博是一颗正在冉冉上升的星星，我们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他最近在《新京报》接受了采访，说无论让他填多少志愿，他全部选择历史。其实我最初是想学理工科的，最早想做科学家，但后来我们上不了学，做不了科学家。那时我们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因为文学能抚慰我们的心灵，觉得做不了科学家，就想去做文学家。

我们78级的分数很高，我大概是全省第六还是第几，有选择余地。我想要考北京广播学院的编导系，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但北广是非重点大学，我们要填两张表，重点大学填五个志愿，第二张表上再填非重点志愿，这样重点大学先录取了，所以就没机会去了。加上我的考试成绩中文最差，当时不敢考中文系。最后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历史系，被北大历史系录取。录取后，我才逐渐意识到，我的科学梦和文学梦，最终都在我的历史作品里实现了。

今天我们讲到历史，实际上包含两种工作。一种是历史研究，这与科学相通，讲的是逻辑思维。另一种是历史叙事，用文学的手法将科学研究的严谨成果生动地叙述出来，从而将科学和文学结合起来。这种方式既可以训练逻辑思维，因为历史研究和科学都非常注重实证，需要用证据来证明假设。我们现在重新开展的工作是历史叙事，在严谨的科学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用文学的手法生动讲述历史研究成果。对于历史学，我感觉自己做出的比较大的贡献，是将文学对美的追求引入了历史学和历史研究当中。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有极大的张力，我扩展了历史学的一个领域的范围。我觉得这是对历史学比较大的贡献，实际上也不叫扩展，以前历史学家都进行叙事，最典型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

黄博：您想与司马迁在他们那个时代进行对话，但我们知道今天的历史系不干这个事情。高考时我一直想读历史系，这其实是我的一个幻觉，因为那时我觉得历史系是做司马迁那样的事情，我读了历史系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李开元：我的感受跟你一样。我曾想进北大学习，也是为了追求司马迁那样的成就，但一进学校就发现，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历史系也不培养写历史的历史学家，他们培养的是历史科学家，专注于研究历史，这让我极度失望。然而，后来我们也逐渐适应了，确实需要先接受科学的训练，再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学的超越，这样才有基础。

我们现在就像黄博一样，先接受严谨的学术训练，这样就不会犯低级错误。在此基础上，对于适合叙事的题材，我们再将其写成叙事作品，这就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

黄博：这种叙事是在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新的故事。就像李老师翻出某些话题，其实是在讲述新的故事，虽然话题是老的，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做历史叙事，确实需要这样的新写法，而不是简单地把史料、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

李开元：对，这就涉及表现形式的问题。比如画家，如果一辈子都画同一种风格，会感到厌倦，所以他们需要不断更新。就像齐白石晚年重新改变风格一样，艺术家需要不断追求风格的变化。但我们现在经常批评大学里的学术训练者，他们一辈子都用同样的形式写论文，都成八股文了，规范化得让人无法忍受。先要写一个研究简史，然后是问题意识的论证，最后结论，完全不讲形式。其实我们需要突破这一点，借鉴各种文学形式，用一种更自由、能发挥的形式来重新叙述历史，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尝试的新方法。

回到你刚才说的口述史学，这就涉及我们对《史记》的看法了。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一直把《史记》当作史料，当作研究、做叙事的可信的基本材料，或者称之为信史，即可信的历史。但真正的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永远无法达到它的真相。你的昨天已经永远过去了，就像2000年以前在陕西西安有一个人叫秦始皇，他和他的母亲、吕不韦一起生活过，但他们已经永远消失了，我们不可能回去，除非我们发明了时间机器，去看一眼。

我们称之为历史的本体，或者说是“史真”，即历史的真实。历史真实是我们永远无法达到的，但历史留下了痕迹，如秦始皇的陵墓和出土文物，这些既属于2000年前，也属于今天，具有两重性。我们称之为史料，即往事留下的物质和信息，如出土的秦代简牍，虽能触摸和看见，但需解读其信息。

历史学家根据留下的史料，只能推想2000年前秦始皇的情况。如司马迁，他离秦始皇时代已有100多年，未亲身经历，只能根据史料，包括文献和实物史料，推想那个时代，写了《史记》。《史记》是历史著作，是真正的历史；第一历史是留下来的史料，第二历史是司马迁写的《史记》，第三历史则是历史学家的解读。

有了这样的思想突破，我们认识到《史记》并非不可怀疑。现在，我们拆解《史记》，探究哪些材料是司马迁写历史时所用的，哪些是编撰的，从而获得了巨大的书写和研究空间。以《荆轲刺秦王》为例，我们知道这是历史学家写的一个历史故事，其真实性需重新鉴定。有了这个认识后，我们对《史记》里特别是最精彩的故事，如《荆轲刺秦王》、《鸿门宴》和《垓下之围》，产生了怀疑。历史学家早就怀疑这些故事的精彩性，质疑司马迁是否亲眼所见。文学家认为司马迁怎么写都可以，神来之笔，自由发挥。但历史学家不同，他们追求真相，若不确定事情的真假，就要深入研究。

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是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他在解读《史记》中《荆轲刺秦王》的部分时，发现一些古代的口语和动作，联想到可能是司马迁看戏时记录下来的，从而做出了大胆推测。这个观点令人震撼，因为2000年来中外历史学家从未有人这样想，而他的观点有理有据。他基于非常可靠的古代口语、身体语言、戏剧动作，描绘了场景感，甚至绘出了图表，解释了如何表演。我最初接受他的观念，觉得非常了不起。但当我们的水平提高后，研究这段历史时发现，宋代之前的中国古代戏剧并未有剧场，如勾栏瓦舍。秦始皇时期也未听说有剧院。他所说的有鼻子有脸的是独角戏，类似单口相声，但我们并未见到。因此，对他的解释虽觉得有意思，但又产生了怀疑。

后来发现，其实很早就有一位很有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他注意到在《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中，有一位医生与这个故事非常有关。他提醒我们，其实在这个故事里，不是司马迁去看戏，而是夏医生口述给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提到一句重要的话，即世间流传的谣言，说“荆轲刺秦王时刺伤了秦王”。

但顾颉刚先生指出，这是夏医生在场并将此事讲给两个人听，一个是公孙季功，一个是董生。董生又转述给司马迁。因此，这个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是夏医生讲给司马迁的父亲听的，然后司马迁将其写下来。这个故事之所以如此精彩，是因为有口语流传下来，且身体动作也是夏医生所讲的。

有了这个新的认识后，重新去看《荆轲刺秦王》，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器物，所有的都变得具体详细，我们没时间详细讲。但推广到《鸿门宴》也是如此，《鸿门宴》是基于樊哙的口述。《乌江自刎》也是类似情况，出自一位在乌江边上砍下项羽头颅、抢了他尸体一部分的人，后来被封侯的杨喜的口述。

这样一梳理，《史记》中口述史学最精彩的部分的来龙去脉就非常清楚了。因此，我们在《刺秦》中讲了这两个例子，一个是《荆轲刺秦王》，解释了为何是口述；另一个是将《鸿门宴》也附在其中。

黄博：我听下来并结合所看内容，发现口述史学过程符合李老师之前提到的3+n历史观，在观察历史时，细节很重要。整个故事中，存在一些小人物，他们虽角色小但戏多，明显有自我加持的感觉。因此，当我们读到这些不太重要却自我加持的角色时，可能就是关键点。后来李老师就此一步步切入，展示了口述过程，这也告诉我们如何读史书。

李开元：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其实读古代史研究与侦探破案的思路完全相同。比如刑警破案，案发现场犯人已逃，只剩尸体和几根毛发，此时只能根据这些蛛丝马迹重新构筑证据链，完全依靠逻辑思维推演。因此，我们认为古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侦探破案一致。古代资料稀少，与近现代史的研究思路不同，关键在于如何阅读，需要更多思维深度和破解能力。

黄博：从这个意义上讲，阅读李老师的书，除了故事精彩外，李老师文字背后的历史观也教会我们如何读历史书。如果读历史书只能了解或对其内容感兴趣，可能还不够，需要有更深或更大的关照，像3+n历史观这样的思路，我深有感触。

我经常开玩笑讲一个故事。有一年我们考试，让考生列举三本了解宋史的书，并简单介绍这些书。当时有个考生的卷子很有争议，他选了三本书：《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大家都笑了，但笑完之后，我们就犯难了。凭感觉给零分好像不对，这三本书完全不能了解宋代历史吗？好像也行，里面也有一些宋代的东西，至少可能了解宋代的宋金关系。当时社会的情绪、大事件的方向性以及历史上的一些人物，里面也有。但说用来了解宋代，考试的时候写这三本书似乎不太好，所以给零分还是几分存在争议。另一张卷子更有趣，是名词解释中涉及努尔哈赤的。他的回答很有意思，说努尔哈赤是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人物，是成吉思汗最英勇的儿子。他还说努尔哈赤是草原上最厉害的战略家军师，帮助忽必烈统一满蒙，团结各部入驻中原，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并讲了很多征战的细节。当时我觉得这比上一个更不靠谱，应该给零分，上一个可能应该给点分，但我无法回答差别。看到李老师的3+n历史观后能够理解两者之间有差别，前一个处于3+n范围内，基于一定的历史著作，是衍生品，是文学创作，是小说，但内核仍基于历史著作展开。后一个既无历史事实，也无史料支撑，完全不知怎么学的，纯粹瞎编，显然应给零分，这是我能理解的两者的差别。

我学历史很久了，有时虽能感觉，但3+n这样的工具，我们不仅可以用来理解史料、读懂历史，也可以用来对自己日常接触的事物进行清醒认知。我看李老师书里通过这一工具或观点，对《秦始皇本纪》做了细致解剖，让我们看到了清晰的本纪原貌。可否分享一下解剖《秦始皇本纪》的感受？

李开元：这些年我对秦始皇情有独钟，写了很多关于秦始皇的文章。《秦崩》是从刘邦开始写的，其实最早我打算从秦始皇开始写。因为我们受过专业训练，所以翻阅了有关秦始皇的史料和研究，发现有关秦始皇的基本史料都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我们所有的议论和研究都基于这个材料，但其实《史记》本身存在很大问题。

以前人们相信《史记》不可怀疑，它记录了真正的历史。但后来我们发现《史记》是根据其他史料编撰的，历史是可以探讨的，所以对《史记·秦始皇本纪》进行了拆解。这时我们感到非常自豪的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第一次重新解读了《秦始皇本纪》，发现2000年来古今中外都没有注意到，《史记·秦始皇本纪》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四个人的四篇不同作品拼在一起的，我们俗话叫“四菜大拼盘”。第一部分是司马迁写的，第二部分是西汉初很有名的文论家贾谊的《过秦论》三篇附在后面，第三部分又附了一个秦王的世系，最后一部分才是东汉历史学家班固读《秦始皇本纪》的一篇感想，回答汉明帝的一个问题。这样就得出结论，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不是原本，而是班固家的家传本，他在中间添加了很多东西。因为我们知道班固和秦始皇有国仇家恨，班固的祖先是战国时的楚国人，秦灭楚后把他们强制迁移到山西的北部，所以他对秦非常仇恨，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称秦始皇为“吕政”。后来我们觉得班固说的话靠不住，但司马迁是秦国人，对秦有感情，不会乱说。我们这样一分析下来，问题就大了。当我们把司马迁写的《史记》全部分解，最后得出结论，他用了四部分材料，第一部分是古代的诏书，比如去读《史记·秦始皇本纪》，统一天下时有一个诏令，就是讨论皇帝称号，皇帝发一个命令下去，让群众讨论，最后做一个结论，这在古代的诏书集子里面有非常可靠的记载。还有一部分是课诵，也非常可靠。还有一小部分是法律内容，最多的是历史故事。

我们知道古代写历史书的时候，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古代历史学家编写历史的材料之一，也是最生动的材料，都蕴含在故事里。但故事问题最大，战国时代流传了大量历史故事，诸子百家在游说各国君王时，都有教课本子，里面讲了各种故事，他们要把这些故事记熟，适时搬出来用，即故事集。后来读诸子百家的著作，如《韩非子》《吕氏春秋》，都有很多故事。

司马迁编写历史时，也用了大量的历史故事，但历史故事最大的问题就是真假混淆、夸张。游士们随便编，张冠李戴很多。司马迁是经过选择的，但很多他也没弄清楚。所以我们后来有个说法，就是要和司马迁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史记》也可以拆解，拆解后发现很多问题。包括最有名的“焚书坑儒”，“焚书”有非常可靠的诏令，“坑儒”则是一个三重编造的故事，西汉初年编一次，越编越详细，真正定下来是在东汉。但《史记》里还有很多真故事，比如《荆轲刺秦王》，我一开始觉得是假的，但经过仔细鉴定，这部分最精彩的是真的。而“焚书坑儒”，我开始觉得是真的，但经过仔细鉴定是假的。

实际上，对秦始皇的很多误会都是由这些故事引起的。比如我在《刺秦》这本书里讲到秦用水德这个说法，我们信了2000年，觉得颜色用黑色，数字用五，车马等都很规整，符合我们对古人的想象。但今天我们知道，兵马俑挖出来是彩色的，不是黑色的，颜色没多久就退掉了，因为考古时保不住。而且印章也从来没有像《史记》说的那样用一寸见方的。《史记》的记载和所有考古结果都不符。

以前我们迷信《史记》时只能这样说，可能是没有严格执行，所以留下来一些不符合的实物，现在我们看根本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是把自己束缚在了固定的观念里，相信了一个观念后就跳不开。我们现在在观念上有一个突破后，觉得很多东西可以重新来看。首先要解放自己，然后重新读书，就比较有意思。

黄博：实际上，这提醒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历史的存在状态，它与今天的历史学不太一样。对于中国人来说，历史是一种思维方式或理念，并非学科。例如，在战国时代，游士们运用历史来做事情，历史是他们的一种工具。中国人认为真理需要历史来证明，未来可以通过历史去推测。因此，战国时代讲述的历史故事，并非为了保存史料或研究历史，而是为了说服人们。

无论孔孟还是韩非等人，无论他们的观点主张如何，都需要运用历史来说服人。无论是人证还是法治，历史都是他们的有力工具。儒家和法家讲述的历史有很大不同。在理解古代历史时，我们需要认识到那些故事都有其目的性。

就像司马迁写《史记》一样，他写书并非为了单纯记录历史，而是觉得自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如孔子之后轮到他来书写历史。所以司马迁写《史记》并非将其视为一部普通的历史书，而是认为它能决定王朝的命运，甚至时代的走向。

历史的存在状态在古今之间或不同时代之间是有差异的，这是我们在读懂历史之前需要有的思路。

李开元：关于历史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作为事后诸葛亮来寻找事情的原因，二是进行算命或占卜。虽然历史可以预测未来这一说法在现代看来可能有些荒谬，但古代人确实用这种方式来推测未来。然而，今天我们看待历史的角度更加广泛，认为历史的内容更加丰富。

历史既是一种文化资源，可以被研究者当作研究资源，也可以被普通人当作娱乐资源或旅游资源。历史的遗迹和故事都有广泛的用途，并非仅限于学术研究。

黄博：这本《刺秦》有很多新的发现。我之前写过一本关于皇帝肖像的书。写那本书的原因是，上课时有同学问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整个过程，但下课后，有同学问秦始皇帅不帅。我当时有点懵，因为他们的关注点很无厘头。

但这个问题真的把我问住了，我回答不出来。我们以前学历史时，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而且当我尝试去关注时，发现也无法关注。因为好像没有留下相关的记录，包括我们看《史记》，确实有几行字描述了秦始皇的长相，比如鼻子很长，眼睛怎么样，胸口像老鹰凸起，等等。我尝试把它画下来，但画到一半，我就把笔扔了，因为没人长成这个样子，不可能有真正的人长成这个样子。当时我觉得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虽然有记录讲秦始皇长什么样子，但记录明显有问题。我看李老师在《刺秦》中把这个问题抛开了。当我们发现材料明显不靠谱、历史明显不靠谱的时候，还能不能读，怎么去读？

李开元：其实我们对《史记》中关于秦始皇相貌的描述有所误解。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有一段话记录了秦始皇的相貌。一个游士叫尉缭子，他来见秦王，提出一个建议，就是用间谍去收买各国的权臣，听话的话用金钱，不听的话派刺客刺杀。秦王很欣赏尉缭子。尉缭子转过头来说秦王的坏话，说秦始皇这个人不知好歹，结果秦王对他这么好。尉缭子描述秦始皇的长相：嘴唇像鸟喙，鼻子像野蜂，声音像柴狼，胸口像老鹰。他说秦王政这种人，有求于你的时候低声下气，一旦得势就变了。秦王知道后坚决不让他走，强行把他留下，给了他最高的待遇，做了秦国最高的军事长官，叫国尉。这句话非常不靠谱。

为什么呢？古代帝王的相貌是不能谈的，宋代以后可以谈，但我们一般都不讲。而且你想，秦王对你这么好，你还是反过来说坏话，秦王还要把你留住，一听就是战国时代这些靠不住的游士编的故事。我们后来仔细研究了一下，尉缭子如果这个时候还活着的话，都100多岁了，根本不可靠。可靠在哪里？就在荆轲刺秦王的事情上。我们知道荆轲刺秦王是秦王的御医讲的，医生对你最了解，你脱光了躺着开刀动手术，他对你清清楚楚。相貌、性情、病情，医生都知道。

但是夏医生在荆轲刺秦王的事情上，没有具体讲秦王的情况是什么样子，这就需要我们的推测能力。他就讲荆轲刺秦王时，秦王佩剑很长。荆轲去刺秦王，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用浸了毒的匕首刺过去。秦王坐在案前面，我们知道案就是一个矮桌子，大家如果看电影、电视剧，日本人现在坐在案前很矮，要正坐。腿和臀部需要放在脚后跟上面，相当于跪坐，我们称之为正坐。当时并无桌子，椅子也是后来才逐渐传入。因此，这种坐姿显得较低矮。如今，我们难以想象有年轻人能像那样，抓住对方的手后迅速跳起来，那需要借助荆轲刺秦的力量。由此可推测，秦始皇的腿部和腰部力量极强，绝非大腹便便之人，否则根本无法起身。他敏捷地跳起来，此时他32岁，由此可以想象其腰腿力量的强大。他佩戴长剑，推测其身材不会矮小。荆轲围绕秦王追逐，却未能追上，说明秦王速度快，且能躲避攻击。最后，荆轲用匕首投掷，如同扔标枪般击打秦王，却未击中，这也表明秦王极为敏捷。

由此可见，秦王身手敏捷，武功不凡，且身材高大，身体素质极佳。此时，我们可较肯定其相貌。虽未直接描述其相貌，但可依据古代相面术推测。猛禽相即指老鹰般的鹰钩鼻等特征，此类人性格与相貌相连。

当然，从遗传角度看，秦王父亲是秦国王子，祖母是韩国公主，母亲是赵国舞蹈演员，这样的血统不会太差。后来我们找到了一条材料。材料显示，秦王相貌奇特，前额高耸，嘴巴很大，与东汉光武帝的相貌较为相似，后来我们据此做了推断。

历史只能推测，无法准确还原，因为秦始皇有一个显著特点，常被称为暴君，但实际上他从未无端诛杀过任何一位功臣。因此，从某些角度看，秦始皇并非如我们想象中那般残忍，我们是从事实出发，重新分析这些事情，不要先入为主地认为他是暴君，要具体分析他的家庭关系和君臣关系。实际上，在他的家庭关系中，并没有很多残暴的行为。

黄博：历史不能假设。但李老师在这本书里明确告诉我们，历史应该敢于假设，只有敢于假设，才能真正看懂历史。我觉得我们通常觉得历史不能假设，其实是在回避真正的问题。当我们对历史的把握不到位时，为了偷懒，就用历史不能假设来回避历史的多样性。像此类事情，至少就我这个40岁年龄段的人而言，自读书、学习历史或其他领域以来，似乎都对统治者的暗杀、刺杀等暴力行为持负面评价。我们通常从历史学的角度评价这些事情时，会认为无论成败，这些行为可能都不会改变历史的走向，或者不会达到暗杀者或刺杀者想要的效果。然而，我们也认为成与不成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为历史不能假设。如果在展现历史多样性方面花费不少篇幅，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呈现不同的面向，到了另一个情境里，会呈现怎样的情形呢？如果进行这些假设，您觉得荆轲刺秦如果成功了，后面会不会展现出不一样的历史，或者说其实还是大同小异呢？

李开元：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以前常常听到这句话，但我追究过究竟谁说的，找不到来源。后来我就想，为什么不能假设，其实假设是人类的基本思维形式，任何科学都是先提出一个假设，然后用证据、实验来证明。我们语言中存在“假如”，只要语言存在，我们的思维就一定会假设。我们之所以常用这句话，是因为当我们面临历史的多样性时，它无法解答，就用这句话来搪塞。

这次我大胆地专门写了一章关于历史假设的内容，即假设荆轲如果刺死了秦王，会出现什么情况。进行假设后，我们得到了非常有意思的结果。我们发现刺死秦王是太子丹和荆轲出发以前商量的预案之一，他们俩已经有了这个观念。重新解读史书时，我们发现他们商量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是活捉秦始皇，用刀逼着他签订条约，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不再侵略各国。第一个方案若不成，就再把他杀死。太子丹还补充说，如果秦王被赐死，而有大将在外，会发生兵变；有大臣在内，会发生内乱。顺着这个思路追查，就会发现荆轲刺秦王牵扯出一大串有意义、有意思的事情。

荆轲刺秦王为何失败？最初他并非想杀秦王，而是想捉他。而且最初去刺杀时，刺客并非荆轲，而是他的副手秦武阳。在侠客界，荆轲剑术不精，武功不行，但气场很大，心理素质非常稳定。秦武阳武功好却心理素质不行，一到大殿就吓尿，两腿发软走不动路。历史上很多事情是偶然的，他们俩进殿时，秦武阳手上拿着装地图的盒子，荆轲手上捧着的是秦国降将樊於期的首级，一前一后进去。匕首藏在地图的卷轴里，这说明本来刺秦的真正杀手是秦武阳。

走近台阶时，秦武阳脸色骤变，身体颤抖。荆轲很自如，他笑了，说大王，他是燕国小地方的乡野之人，没见过这么大场面，所以走不动了，他是被秦王的气场震撼了，请求宽容一下。

这里面的口语化表达很难得，以前读的书里都是书面语言。秦始皇说让荆轲把地图拿出来，荆轲就走下来，把秦武阳手上的地图拿起来，把装匕首的盒子交给他，自己拿着盒子上来。荆轲需执行此任务，他走到秦王面前打开卷轴，才去刺杀。要完成如此高的技术要求，他武艺又不精，且本非由他执行，失败也就不奇怪了。

那么现实性的假设就出现了：假设荆轲把秦王刺死，会出现什么情况？太子丹说大将在外，实指秦国大将王翦，他已统领秦国大军占领赵国，住在燕国边境。若刺死秦王，国内就要发生王位继承争夺。如何争夺？可推想，秦王长子胡亥，此时大概十多岁，而扶苏应是秦国王后、楚国公主的儿子，若由他继位，首先李斯和赵高就要出局，因为他们完全依靠秦始皇信任而留下，此时入局的就是扶苏周围的秦国王公贵族，以昌平君等为主的这批人，《刺秦》这本书里讲得更详细。

这样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可能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焚书的事不会出现，因为李斯出局。我对李斯评价很差，亡秦的三个主要罪魁祸首是李斯、赵高和胡亥。但重大决策都是李斯提出的，一个是焚书，二是把所有贵族功臣都排斥在外，实行全面的单一郡县制。由此分析，若扶苏继位，按此假设走下去，就可能接近西汉初年，因为当时就是这样，重新任用亲属。古代国家都是贵族国家，一定要用贵族，但商鞅改革后，用了大量从军功上来的贤能，叫亲贤并用，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秦始皇继位后。但后来发生变化，把所有贵族都排斥在外，见不到任何古代贵族参政，且所有功臣都不给分工、不给领地，只剩像李斯、赵高这一类所谓的贤臣，这就引起很大问题。

我们知道一个组织需要任人唯贤，但不能全部否定任人唯亲。就像创办一个公司，组织需要稳定，需用最信任的人管理财政、人事，甚至让妻子管理财政、兄弟负责其他事务，这无可厚非。家族企业因其稳定性而存在，但开拓市场时需用更多贤能之人。然而，贤能之人可能取代你，这存在风险。因此，需在这两者之间平衡使用。

秦始皇后来彻底改变，全用无德贤人，最终搞垮自己。西汉初年，刘邦打下天下后，一方面封亲属到各级，同时分封功臣，实行双轨制，即封建和郡县双轨并用，以此建立稳定基础。若扶苏上位，可能回到此状态，因政策需亲属配合实行。

我们做一个历史上可能出现的假设：历史复杂多变，基辛格在入主白宫前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认为历史背后有诸多规律，但入主白宫后才发现，常是权势者一言定之，并非如想象般有规律。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即荆轲刺秦王若成功，对秦统一天下的进程是否会有影响。我仔细思考了一下，认为应该不会有影响。因为我做过分析，秦始皇统一天下就像接力赛，从秦孝公商鞅变法开始强大，到秦惠王向东扩展占领巴蜀地区，基本上确定了秦国的强国地位。最重要的是秦昭王时期，宣太后和她的弟弟魏冉辅助秦昭王，秦国成为超级大国，形成阻挡不了统一天下的形势。秦始皇是接力赛的最后一棒，即使他死了，接力赛还会继续。但统一天下后，他采取的政策可能不会是秦始皇接受李斯建议所采取的方式，而可能是封建和郡县并行、亲贤并用，这种方式可能会延续下去。

黄博：我刚才听了书中这段假设，觉得非常精彩，推荐各位朋友去看看。这个假设从更大层面给我们提供了启发。我们不假设是在偷懒，假设能给我们很多启发。

真实历史线中，秦始皇完成了巨大事业，但却是帮楚人做了铺垫。后来的汉家天下是由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这帮楚人打下的。若秦始皇被刺杀，扶苏上位，情况当然会不太一样。

从秦汉之际的情况可见，楚人的力量潜藏在明面历史之下，是很大的暗线，无论在哪种历史线中都无法忽略他们。有些历史与某些人有关，有些则关乎大局，而亲贤并用的问题可能与秦始皇个人有关。所以，整个历史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