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了20年纪录片的上海姑娘金莹，用“馄饨”让三代人走进影院

11月15日，电影《菜肉馄饨》正式“上桌”。一周前的上海单城点映用2%的排片撬动了城市20%的票房，在垂直的银发群体中口口相传：全篇上海话、演员沪籍熟面孔，连公映都率先选在长三角“包邮区”……中老年观众在影院里找回了记忆中的味道，也让年轻一代读懂了上海人的“体面”与“实在”。

而这部热闹电影的起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姑娘，对这个城市有深刻的情感。电影上映前，金莹接受澎湃新闻及记者专访，谈到她关于馄饨、电影、城市以及人的观察和思考。

金莹是80后，在上海广播电视台做了20年纪录片导演。《菜肉馄饨》是她第一篇在专业文学期刊上发表的小说，从小在弄堂里长大的她，用一碗家常馄饨作引，串联起老上海的市井温情、代际隔阂与城市变迁。影片中，退休工程师老汪为儿子相亲的主线里，也藏着金莹对上海家庭关系的深刻观察。上海的长辈表达爱很含蓄，想孩子了，只说“回来吃碗馄饨”；不敢明着催婚，悄悄去相亲角帮着物色对象……而老汪在相亲角结识的一众老友，那些家长里短的争执、保持着距离感的尊重，以及彼此扶持的温情，更是老上海邻里关系的真实写照。

老年人对爱情更勇敢主动

澎湃新闻：最初是怎么想到创作《菜肉馄饨》这个故事的？故事里有你自己的经历吗？

金莹：主要还是因为我本身是纪录片导演出身，上海的纪录片历来有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普通老百姓的传统，从1990年代的经典栏目《纪录片编辑室》就开始了。我拍纪录片20年，拍过独居老人和年轻人，也拍过老年人相亲和年轻人相亲，这些故事一直在我脑子里转。后来就想，能不能通过“爸爸给儿子相亲”的故事，讲两代人的和解——我们80后和父母之间有代际间隔，很多话没法直接说出口，想通过故事表达彼此如何相互理解。不过电影里上一代人帮着相亲的经历不是我的，是来自拍纪录片的素材。

澎湃新闻：电影里人民公园相亲角的场景很鲜活，这个地点也一直是上海著名的城市生活“景观”。介绍一下你观察到的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金莹：相亲角的素材也是从纪录片来的。人民公园相亲角大概2010年左右开始有，存在十几年了，这个生态很有意思——表面是给年轻人相亲，主力却是他们的父母亲。我自己去过几次，同事们也拍过相关纪录片，看素材时我就想，那么多老年人天天在那儿，会不会让他们之间也产生感情？我知道有人在相亲角待了10年甚至更久，对他们来说，这里不只是相亲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提供“情绪价值”，所以他们才可以在这里呆这么久。所以就构思了“老人为子女相亲，却在过程中彼此萌芽新感情”的故事线。

澎湃新闻：你拍纪录片时观察到的上海老年人，和大家的刻板印象有什么不一样？

金莹：我和同事拍的很多上海老年人，其实非常渴望爱情，这种渴望甚至超过了年轻人。现在年轻人很多“爱无感”，不想谈恋爱，但老年人对爱的生命力特别蓬勃，内心深处很呼唤爱，还在相信爱情。

比如电影里张芝华老师演的阿华，本来设计有场戏是她带自己做的菜找老金，说“你那天推荐的股票涨了很多，我拆迁也拿了很多钱”，意思是“我们有很多可能”，老金用“推荐股票是小意思，你菜拿回去吧”委婉拒绝了她。这种热情的阿姨，我在纪录片素材里见过很多，有些阿姨直白到我们一群导演看素材都惊呆的程度，没想到老年人对爱情这么勇敢。而且老年群体里，女性确实更勇敢主动。

正宗的“上海味道”从哪里来

澎湃新闻：电影里上海文艺界的“半壁江山”都有出镜，你写剧本时，有带着特定演员的样子去创作角色吗？

金莹：写的时候没有带入任何演员，只是写抽象的人物。但拍摄过程中，我已经完全想象不出如果不是这些演员来演会是什么样子——老汪不是周野芒老师演、素娟不是潘虹老师演，我都没法设想。这些演员用演技把抽象角色完全定型，还特别精确。我有时候在现场隔着监视器看，会起鸡皮疙瘩。而且我、导演、制片人看着监视器都哭过，光看监视器，角色情感的能量已经非常大了。

澎湃新闻：从小说到剧本再到电影，改动大吗？创作过程中做了哪些调整？

金莹：主线和小说差不多，但细节做了很多调整，还根据演员情况改了一些人物设定。毕竟小说和剧本是不同文体，电影需要具体细节，小说一句抽象的话能留下想象空间，但电影里要变成有台词、有动作、有表演的戏，这些都得不断丰富。第一稿拿了上海市文化发展资金青年剧本创作支持，开拍前用的是第11稿。但拍摄过程中还在不断微调，比如场景调整、新演员加入，几乎每天都在写新的飞页。

小说和电影的结尾差别很大，小说结尾在父子吵架那里，虽然更有艺术性和更悲悯，但在电影院这样的环境里，大家看完会觉得心里凉，可能接受不了。电影需要给观众情感满足和温暖，得让人物有成长、有解脱，所以第三幕是后来几稿加上的。

对于结尾想通的契机是2023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时，我看了山田洋次导演的《你好，妈妈》这部讲老年人的电影。因为这也是一部讲老年人的电影，我看完突然觉得，老汪应该从过去走出来，素娟也该有一个告别。

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创作心态和状态上的。小说是2019年写的，2020年小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也完成了第一稿剧本，2023年3月第一次召开剧本围读会。现在觉得这段缓慢推进的经历也蛮好的，让大家对生命、对生活有了另外一种感悟，这种感悟可以叠加在剧本里呈现给大家。

澎湃新闻：看过电影的大家都会觉得它的上海味道是极其正宗的，这个和台词表达的准确有最直接的关系。你写沪语相关的台词和语感时，会直接按上海话的语感和语法来创作吗？

金莹：剧本创作还是按照普通话来写的，因为有些上海话的发音很难用文字表达，但剧本也可以用上海话读。拍电影时需要演员做一些转化，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电影里的台词，有一些也来自剧组演员老师们的功劳。当初写小说的时候，我正好得了肺炎，要抗炎治疗三个礼拜，每天去医院吊水。那段时间，我每天吊完水回家写1小时，大概1000多字的内容，等吊完水，这个故事也差不多完成了。后来周野芒老师说看我的小说觉得文字舒服，很上海、很日常，我觉得一方面上海很多本地作家的作品给了我启发，另外一方面我自己在创作过程中也无意中探索出了自己的文字风格，是那种朴实、细腻又举重若轻的味道。

澎湃新闻：除了方言加持，这种“上海感”还体现在哪些细节脉络里？

金莹：很多人说故事很上海，可能是因为里面有只有上海人才会注意到的细节，比如一块小小的蜂花牌檀香皂，比如一只蒙德里安风的老上海玻璃杯。另外在人物塑造方面，《菜肉馄饨》里很多角色都很会听弦外之音，也是上海人特有的，叫“豁翎子”“接翎子”。比如美琴跟老汪吃完饭道别时说“小孩也挺忙的，两个人吃饭也蛮好”，都不用说破，大家都能听懂。听说我上一辈的老人们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很晚了想让客人走，不会直接赶人，而是会说“要不要再加一杯茶”，懂的人就懂了，不懂的人会被说“拎不清”，这也是上海人的大忌。

还有片子里一些场景其实铺垫了很多人物的性格，比如一开始大家觉得小汪和老汪各过各的，但我暗示了很多细节，老汪刚发现家里厨房的灯坏了，小汪一进来就帮他换掉；老汪拉开抽屉发现檀香皂快没了，小汪悄悄补充好了。这也是上海人的性格，看在眼里就帮你做了，不会特意说“我帮你做了什么”，这些待人处世的细节都很上海。

澎湃新闻：还有一种印象是，上海人是出了名的“有边界感”，甚至有一些说法会觉得有点“冷漠”，但电影里老人们的关系很热闹、熟络得快，你怎么看待这种人际关系？

金莹：上海人的距离感，是建立在尊重别人的基础上，不想踏进对方的私人领域，保持舒服的空间。比如高医生和老汪，高医生很关心他，但不会天天盯着让他去看病，只是表达关心，同时尊重他的选择。但等老汪、小汪真的来找他，他会像个大家长一样重重地拍小汪，用上海话说就是“你要拎拎清了”，这个动作其实已经超出了医生的界限，但分寸感把握得很好，这就是上海人的处事方式。

“你值得更好的生活”

澎湃新闻：你之前是纪录片导演，怎么会转去写小说、做编剧？

金莹：纪录片非常讲究真实，不能有想象的部分，但我想在真实基础上，加入我对生活、对城市的看法和想象，这些得靠虚构作品来实现。纪录片是我的工作，完成工作之余，我把拍了20多年纪录片的经历当成财富，融汇到虚构故事里，有点像以前老编剧们经常会做的“下生活”和“采风”的过程。

我大学时就喜欢写东西，说起来还有点不好意思，那时候写的是短篇的童话或者幻想小说。工作忙了之后就没时间了，但对文学的热爱一直都在。2018年我想重新学习小说家怎么构思故事，就报了线上写作社区“三明治”的一个写作工作坊。那段时间，我看了很多经典小说，慢慢发酵到2019年写出了《菜肉馄饨》。

2019年，我还拍了一部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纪录片，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宛平南路600号）待了一两个月，每天在病房里看他们问诊、生活。后来，这段经历和我之前拍的老年人题材突然结合起来，就有了老汪和素娟这两个角色的灵感。

澎湃新闻：片尾有很多普通人包馄饨的镜头，菜肉馄饨对上海人来说是怎样一种存在？你前面说想讲一个“代际和解”的故事，为什么选择“菜肉馄饨”作为载体？

金莹：对我们80后来说，家里常吃的馄饨都是父母包的或者外婆奶奶包的，现在我们自己吃，可能直接买半成品，不会自己包。馄饨也不像北方的饺子，逢年过节或者大日子，反而不会吃，没有承载那么高的意义，只是图方便才会选择的一种非常普通的食物。同时它的情感含量很高，好像代表着父母对我们的爱——我结婚后去父母家吃饭，他们肯定不会端预制馄饨，觉得亲手包的才最好吃。而且馄饨很有意思，每家每户都能加自己的独特配料，世界上没有两碗一模一样的馄饨。这也体现上海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神，普通的馄饨也能做得精致豪华，这点在我们故事里也有体现。

澎湃新闻：现在大家难免会把这部片子和《爱情神话》对标，觉得是“老年版爱情神话”，你怎么看这种期待？

金莹：其实我2019年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爱情神话》还没诞生。当时写完小说给制片人看，我们都觉得这大概是一部用低成本拍的艺术片，没想过它会有太大的商业可能。但《爱情神话》上映后票房很好，我们才觉得这个故事或许能引起更多人共鸣，也才有资金请到那么多好演员，做成让更多人看到的商业化作品。

澎湃新闻：这几年上海题材电影多是轻盈松弛的风格，但这部片子涉及老年人的生老病死，这个人生阶段其实是很难真的像年轻人那么“轻盈”的，沉重的告别和疾病元素，创作时怎么平衡这种沉重与治愈？

金莹：我想表达的不是单纯的欢乐或悲伤，而是感情。我一直觉得上海是一座韧性很强的城市，这种韧性可能来自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也可能来自一种对于精神性的追求。虽然它拥有这么多座摩天高楼，但它的底色却一直是温暖、坚韧和包容。

我理想中的电影也是“笑中带泪”和“泪中带笑”的结合，这里的“泪”也不是悲伤的泪，是温情的泪、释怀的泪，更像一场温暖的告别，不是悲伤的情绪。当下这个时代，大家心里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疙瘩。我其实想用这个故事把这些疙瘩化掉。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声音来安慰大家，告诉大家“你值得更好的生活”，我想做这个安慰的声音。如果这个声音最终真的能治愈大家，我会觉得无比荣幸。

澎湃有戏·电影湃队分别向南京西路街道巨富长街区党群服务站和虹口区曲阳路街道赠送了《菜肉馄饨》的电影票码，工作人员会协助辖区内老年人、环卫工人以及外卖员们完成影票兑换，一同在温暖治愈的故事情节中，体会上海这座城市的浓浓烟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