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兔死，走狗烹：天京陷落后的曾氏兄弟与清廷的权谋博弈

要说走向没落的王朝，总会伴随着一个个奇葩的统治者。最近川普的韩日之行，就把软饭硬吃写进了现实。大漂亮自己经济撑不住了，转身就把屠刀伸向了自己的小弟。川普狮子大开口，要求日本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韩国投资3500亿美元。这两刀下去，明眼人都瞧得出来，家里揭不开锅了，先宰两个小弟补一补身子吧！所以说，川普这作派，送他一个“老餮”的绰号就再贴切不过了，吃人都不吐渣子。

在中国历史上，真有个将领得了“老餮”这个诨号，而他的境遇和所作所为，跟川普面临的境况高度契合，似乎也预示着川普的命运。

1864年7月，湘军攻陷天京，标志着持续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走向终结。不久，清廷册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晋太子太保；其弟曾国荃加太子少保，封一等威毅伯。有清二百年，汉人得此殊荣者，寥寥无几。曾氏兄弟的声望一时间如日中天，达到巅峰，然而“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人生巅峰往往隐藏着最深的危机。

太平天国这个心腹大患既除，手握重兵的湘军顿时成为清廷最大的隐忧。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达十二万人，其中曾国荃的嫡系就有五万之众。“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定律再次显现其残酷的必然性。慈禧太后对湘军的疑惧与日俱增。天京陷落不到一月，江宁将军富明阿即奉命至金陵，表面查看八旗兵驻防情况，实为查访擒获李秀成真伪及曾氏兄弟虚实。

清廷的制衡策略随即展开：一方面迅速提拔左宗棠、沈葆桢等与曾国藩不睦的湘军将领，促成湘军内部分化；另一方面则重点打击曾国藩的嫡系曾国荃。清廷对曾国荃的厌恶并非空穴来风。南京城破后，湘军的大规模抢劫和屠城行为令朝廷震怒。六月二十六日的上谕中，清廷已预见性指出担忧曾国荃部“将士等贪取财物，因而懈弛”，致使太平军残余可能“乘我不备，冀图一逞”。事实证明，这一担忧并非多余。

《清稗类钞》记载了一则对话：光绪十年，左宗棠问两江总督曾国荃：“老九一生得力何处？”曾国荃答：“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左宗棠大笑：“我固谓老九才气胜乃兄。”这则野史生动勾勒出曾国荃的带兵哲学。与曾国藩的儒将风范不同，曾国荃行事直截了当，其治军原则简单粗暴：战场退缩者，杀；获胜之后，抢。在曾国荃指挥下，吉字营形成了一条不成文规定——每攻下一城，便可借“搜剿”之名大抢三日，此即所谓“用贪用憨”的曾国荃兵法。

南京城下，湘军之所以能喝着粥坚持围城，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信念：攻下天京，人人发财。太平天国经营多年的“天京”被视为金银如山之地，这是湘军最后也是最大的发财机会。军官渴望再次暴富，士兵希望捞足资本，“但愿多得金，还乡愿已足”成为普遍心态。城破后的景象惨不忍睹。

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记录了骇人听闻的场面：精壮太平军多被利用来搬运财物或指认藏宝处后获释，而本地老弱因“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情杀戮”。更令人发指的是，“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赵烈文作为江苏人，不忍见故乡遭此劫难，力劝曾国荃制止抢劫，却遭冷遇。曾国荃对军纪混乱不以为然，甚至对谏言“张目曰：君欲余何往？”

曾国荃的贪婪残酷，与曾国藩的态度变化密切相关。咸丰七至八年间，曾国藩经历“大悔大悟”后，不仅个人为官风格转变，对弟弟的经济约束也开始放松。咸丰八年五月初五，他致信曾国荃表示：“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这一转变背后有复杂原因：曾国藩在外为官领兵期间，寄回家中银两极少，父丧家居时才知家族经济困难，许多亲戚深陷贫困。曾国藩性格慷慨，对家族有愧疚心理，因此对曾国荃“照顾家族”的“功劳”暗自肯定。这种亏欠和补偿心理，放纵了兄弟的贪欲。

曾国荃的好杀也受到曾国藩鼓励。围攻南京时，太平军因粮荒放出妇孺，曾国荃部收留大量年轻妇女，而曾国藩却建议效仿李续宾围九江时的做法——不放人出城，以便“城内饥饿者多可致内乱”，其残忍程度较其弟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曾国藩并非全无约束。他常告诫曾国荃捞钱要有节制，勿坏名声。尤其对曾国荃修建规模浩大，曾国藩多次劝阻，指出“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但曾国荃常回以“外间訾议，沅自任之”的蛮横态度。

天京之战使曾国荃“一战成名”，却是贪名恶名远播。湘军将战利品运回湖南老家的场景，长江上下民众有目共睹，湘军抢占财物的行径哄传全国，直至上达“天听”。富明阿泊船水西门，亲睹湘军从城上吊运木料器具，湘军暴行由此成为公开秘密。曾国筌因此得名“老餮”，其名讽刺他“只进不出，吃干抹净！”

清廷本期望以天京财富缓解财政困难，不料被湘军抢掠一空，恼怒可知。南京附近百姓对曾国荃恨之入骨，李鸿章评曰：“沅翁百战艰苦而得此地，乃至妇孺怨诅。”

然而历史总有另一面。尽管部下大肆抢掠，但据赵烈文同治六年日记记载，谈及天京收城事，赵言：“沅师实无所沾，但前后左右无一人对得住沅师耳。”意指曾国荃本人并未直接染指过多财物。曾国荃朋友亦为其辩白：“国甲子乞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若与其六年高级将领的合法收入（约三万二千四百两）相比，这一数字并无异常。可见曾国荃虽放纵部下，个人贪婪程度未必超过湘军将领平均水平。但多年来不恤人言的行为，终在战争结束后遭到报应。清廷对曾国荃的严厉上谕，正是其长期积累的恶名所致。正如曾国藩所言：“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名声的崩塌往往源于长期积累，而非一时一事。

天京陷落后的曾氏兄弟处境，揭示了功高震主者的必然困境。清廷的制衡策略并非单纯猜忌，也是对湘军暴行的回应。这场历史转折中，真正的主角并非个人善恶，而是权力运行的必然逻辑。清廷需要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又必须防止其坐大；曾国藩兄弟力求建功立业，又需在忠君与自保间寻找平衡；湘军将士舍生忘死，也期待战利品作为回报。然而，历史的天平最终倾向了秩序重建一方。随着湘军被逐步裁撤，曾氏兄弟虽保全身家，却再未能重现天京陷落前的权势。这一过程残酷却必要，体现了传统政治智慧中“狡兔死，走狗烹”的冷峻逻辑。

话又说回川普，川普第二次当选大漂亮总统，可谓达到了个人事业的巅峰，大权独揽，说一不二。然而权力的集中必然催生贪欲的膨胀，帝国的没落也宛如清廷一般，“实力不济，内部发力”，列强打不赢，先拿重臣开刀，解了燃眉之急再说。韩日就如同曾氏兄弟，冲锋陷阵在前，却没料到皇上盯上的，恰恰是身边的鹰犬和走狗。川普“老餮”的标签，看来一时半会是摘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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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张宏杰《曾国藩传》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姜忠喆 《曾国藩全书》辽海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