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天,北平的夜风仍带寒意。中央银行招待所二楼,谢士炎把门反锁,手枪顶在好友陈融生腰间。短暂的寂静被一句低沉的质问打破:“你到底是不是他们的人?”灯泡跳闪,灰尘在光柱里飞舞,空气像被拉紧的钢丝,随时可能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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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士炎原本是蒋介石引以为傲的工程兵少将。抗战八年,他伏击过日军旅团长,也曾浴巾缠腰强渡大河,硬是在弹雨里救下一个团。可胜利后,看到接收大员敲诈勒索,他的信念开始松动。再加上被军统莫名关进监狱三个月,他对“党国”的忠诚裂开了第一道缝。
陈融生是第十一战区外事处副处长,平日温文尔雅,和谁都能说得上话。谢士炎注意到,对待国军高层命令,陈融生总是点头,却极少附和;提到解放区的政策,他不经意间露出赞许的神情。久而久之,“这人不像国民党”在谢士炎心里挥之不去。
十月初,蒋介石突然飞抵北平,说是“视察华北军务”。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心知肚明:内部泄密,敌情太多,老头子不可能善罢甘休。就在这时,一份关于即将进攻张家口的绝密电码摆在谢士炎桌上。电码里甚至列出了具体部队番号、火炮数量、进攻方向。谢士炎越看心越凉——这把刀,迟早落在无辜百姓头上。
庄敬路的咖啡馆里,他约见陈融生,两人第一次正面谈时局。陈融生说:“华北要打烂了,平民最先遭殃。”谢士炎没点破,只是一口喝干苦涩的咖啡。那一刻,他下决心要把情报送出去。
深夜的招待所,枪与沉默对峙。陈融生稳了稳呼吸:“别冲动,有话好说。”谢士炎收紧扳机:“我看出来了,你跟军统不一样。帮我把东西交给叶剑英,否则你我一起完。”话音不大,却像冷水浇下。陈融生权衡片刻,点头。
情报用极细的英文打字纸写成,卷成烟卷粗细,塞在谢士炎军服暗袋。两人换装后搭乘军用吉普,车灯熄灭,只靠微弱月光辨路。三拐两绕,他们在北京饭店二楼敲开一个普通套间的门,一张写着“徐冰”名字的名片夹在门缝里。徐冰接过纸条,只扫一眼,便塞进外套内袋,没有多问。短暂寒暄后,陈融生转身下楼,五分钟不到,换回原制服。整套过程干净到让人后背发凉。
张家口最终没成“瓮中之鱼”。聂荣臻部先一步调兵换防,把蒋介石的“木马计”拨乱。晋察冀军区后来总结:关键是掌握了敌军炮兵射程和进攻节奏,情报字字千金。叶剑英给北平地下交通站回电,只写了两句话:“风险极高,切勿再附作战方案;继续保留渠道。”字数少,却把谢士炎的身份保护得滴水不漏。
国民党方面却乱成一锅粥。孙连仲被逼着上前线,嫡系部队不听使唤;上将鹿钟麟劝他思考“和谈”一途。余心清自告奋勇寻找联络,一来二去,又绕回了陈融生头上。于是那封联名电报飞向周恩来:保定绥署愿与中共和谈。周恩来复电严厉提示:统战归统战,情报归情报,别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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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有人嘴快。八月下旬,余心清宴请各国领事,酒过三巡,他透露了“和谈计划”。美联社记者转身就发了电讯。电报传到南京,蒋介石怒得摔杯,“北平有人通共”四个字压得军统喘不过气。郑介民奉命北上,连夜搜捕。九月二十四日,交道口秘密电台被破,联络站成员被捕,底稿中出现“谢士炎”三个大字。
蒋介石本想借此除掉孙连仲,可调查发现并无直接证据,只好把孙调回南京,挂个干燥的卫戍司令虚职。至于谢士炎、丁行等人,则被押往南京戴锁审讯。酷刑上身,他们守口如瓶。军法会给谢士炎的定性只有八个字:“彻底赤化的顽固分子”。十月,行刑队在雨花台扣动扳机,枪声三下,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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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手握名单沉默良久,叹出一句:“谢士炎走得太早。”半年后,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升旗。若他能再熬一个冬天,或许还会在城楼下听到礼炮声。历史没有假设,可那份卷成烟卷的电文,已经让成千上万的平民避开了一次炮火——这大概是谢士炎最想看到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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