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学坛 | 实物版本学视域下的《元史》文献新探

《元史》是最早全面记述元代历史的著作。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元史》纂修与版本研究”（22CTQ003）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元史》文献学研究条件已不可同日而语，发展实物版本学是《元史》文献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原文 ：《开拓 <元史> 文献学研究新局面》

作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助理研究员 张良

图片 |网络

有关《元史》材料来源、编纂过程与版本源流的研究，自顾炎武、朱彝尊、钱大昕、赵翼等前辈奠定规模，成果迭出。市村瓒次郎、余元盦则最早系统梳理《元史》各部分材料来源。自1971年开始，中华书局组织开展《元史》点校，至1976年毕功。以此为契机，《元史》及其派生文献研究在此后一段时间内颇受学界关注。

《元史》文献研究屡有创获

在中华书局整理本当中，《元史》校勘水平以及学术成就无疑是较为突出的，甚至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可以被视作二十四史乃至《元史》本身进一步整理的标杆。在文本校理方面，无论是利用《元史》传本的精细程度，还是拓展中西参校文献的广度和深度，均达到相当深入的水准，并在理论层面开展了有益尝试。相应地，围绕《元史》纂修经过、材料来源、传本谱系、后世流传屡有创获。然而，随着旧有研究业已形成体系，至20世纪末，相关研究颇有题无剩意之慨。即便是在此背景下，依然有不少重要成果面世。

当然，既有成果还存在种种不足。第一，多关注文本“内证”，对属于物质形态层面的版本问题因袭成说，关照不足，陷入了“向壁观书”的窠臼。第二，文本对照失之粗糙，部分观点因袭旧误。第三，史料搜集尚有余地。早期成果受限于时代，大多不能穷尽相关文献。此外，文集、方志、谱牒、金石、类书等材料还有搜稽空间。第四，对《元史》纂修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关照不足。

研究条件不可同日而语

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元史》文献学研究条件已不可同日而语。

第一，《元史》版本条件更新迭代。《元史》洪武初刻存世极少。民国期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元史》一书即以洪武残帙配明嘉靖八至十年南京国子监修补本（早期南监本）影印。其洪武板片多有描润，文本董理瑕瑜互见，板片则大失旧观，绝不能以洪武原本等而视之。20世纪70年代《元史》点校伊始，国内尚未发现任何一部洪武全帙可用于参考，故采用百衲本做底本实属不得已情况下的变通之举，在当时版本条件下，算是最优选择。而经过近几年调查，版本条件已有很大改观。2007年，中华书局重启二十四史修订，党宝海教授即着手系统调查国内公藏《元史》版本，最为重要的发现无疑是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洪武配南监本（索书号：NC/2700/3933.13）。与此同时，刘晓教授访学东瀛，携回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馆藏洪武配南监本（索书号：史-I-2-73）全部照片。以北大、京大两部洪武配南监本相配补，《元史》洪武刻本全貌几乎可以得到彻底复原，修订工作的版本基础自此获得根本性改观。因此，在《元史》修订于2020年重启后不久，经过修订小组会同中华书局商讨，决定放弃百衲本，而改用洪武本作为点校底本。

第二，史料不断涌现、整理，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资料，都有大量新成果得到披露。例如，《全元文》《全元诗》泽被既广，实际上还有进一步利用、充实的空间；《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元公文纸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公文资料》《元代碑刻辑释》《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集成》近年相继出版，以此为契机，相关石刻材料、纸背文书不断得到披露；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艺风堂、柳风堂旧拓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均极大拓展了元史文献的外延。此外，国家图书馆及天一阁博物院所藏《元史》修纂者徐尊生文集材料同样颇有价值。然而，对这些材料的利用还算不上充分，对其中蕴含的价值应当深入挖掘。

第三，《元史》衍生、关联文献研究日渐深入。尤其是21世纪以来，围绕《圣武亲征录》《经世大典》《六条政类》《国朝文类》等，均有足以统摄全局的成果，值得研究《元史》者参考。

幸运的是，文献研究凋敝的情况近年来有所转圜。一些学者通过离析史志目录，判定材料来源并还原形成经过，擘画出更为广阔的研究面向，也为《元史》及其衍生文献研究提供了有益思路。在本世纪中华书局重启二十四史修订的背景下，考订正史的专门研究也不断涌现。流风所及，“史源”研究的风头一时无二，文体学、书籍史厚积薄发，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给养。《元史》文献学研究沾溉于此，探讨单篇“史源”的专论不断涌现。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鹦鹉学舌般起高调者有之，陷入机械化、庸俗化窠臼者亦有之，尤其需要警觉。

不断深化“实物第一原则”

在元史研究者当中，老一辈学人较少关注实物版本，这固然有物质条件不足的原因，但无须讳言，不少学者对版本研究依然抱持轻视态度，从而导致对《元史》最早洪武刻本，以及其他存世抄、刻本的调查先天不足。这背后的思想脉络隐然可见。清代学者洪亮吉曾论“藏书家有数等”，缕述“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之科第，从当前的视角看，实在浅薄不经。洪氏以“考订家”自矜，然而，究其平生为学为文，不乏虚悬鹄的之讥。实际上，文献版本家所为学，乃以“掠贩”“赏鉴”“收藏”为“校雠”“考订”之先导，这也就是实物第一原则。非“玩物丧志”、沉潜其中，不足以成就文献学。若以“考订”为第一要务，则容易蹈入虚空之论。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在其《宋版的形态特徵及其鉴别法》中明确指出，版本研究“宜步武书画鉴定，以直观为先，关照字体、墨色、纸质，先有第一印象，继而推理验证其正确与否。倘以推理为先，则会陷入合理化陷阱。赝鼎弥加精巧，益觉其伪迹合理，不免惑于其中，愈加难以自拔。因此，予一律先凭直观感受，再推究考察其真伪”。此言得之。

实际上，“文献”本身包含文本内容与物质载体两个基本层次，“文献学”则是立足于文本及其载体的综合性学问。当下人文学科已不存在纯粹的“旧学”，较之百年以前，其精神内核和研究方法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传统分科但有版本、目录、校勘之学。然搜稽旧说，可见“文献”之名，却无“文献学”之称。所谓文献学，其精神实质更接近于西方“新书籍史”以及日本“书志学”“图书学”，产生至今也不过二百年左右。前者诞生于西方现代文学、古典学领域，侧重还原文本及其载体的“生命历程”。20世纪初传入日本之后与旧学合流，催生了“书志学”（又称“图书学”）这一崭新学科。如今所谓文献学规范除在精神实质上接续顾千里、段玉裁之外，也有意无意间从这一舶来谱系中吸取养料。这提示我们，在研究《元史》过程中，须关注诸传本的物质形态，注重文本内容与载体之间的相互贯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先需要逐叶翻检、上穷碧落的笨功夫。在此基础上，尝试亲近文献产生、衍变的时空情境，在历史学思路下，努力开拓《元史》版本研究的新局面。当下及未来须把握这一原则，将史学研究的时空观与传统文献学结合起来，旧材料、老“议题”依然可以结出硕果。

发展实物版本学是《元史》文献学研究的应有之义，技术发展也为《元史》文献学研究提供了助力。当前数字人文方兴未艾，AI技术如日方暾，电子资源的获取也愈发便利，这些都极大降低了“掠贩”“赏鉴”的门槛。学者获益于此，切实促进了传统文史研究更新迭代。如果没有各种技术的加持，以及各行业理想主义者的推动，古籍版本学大概还是豪门墙垣内秘不示人的玄学，是深宅锁院内自我标举的权柄。今天的文献学研究更加年轻而富有朝气，同技术进步密切相关。

就版本鉴别而言，傅增湘、王国维、张元济、顾廷龙、赵万里、黄永年、宿白等前辈已为我们树立了很高的标杆。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阿部隆一、尾崎康、藤本幸夫等不仅在学术观点方面泽被此邦，其数年如一日、孜孜矻矻的研究态度更是为学者提供了参照。近年来，学者颇为注重提炼范式，不仅在具体学术实践层面，更在方法论层面不断深化“实物版本学”的内涵和外延，使其历久弥新，足以昭示未来。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6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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