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教师称认识毛主席，让政府安排工作，中央下令：秘密逮捕

1949年12月9日清晨，江西吉安火车站雾气未散，一位四十出头的瘦高男子提着旧皮箱站在月台，听到工作人员喊他名字时，眼里掠过短暂的得意。他就是不久前主动去万安县政府报到、口口声声说“跟方志敏并肩打过游击”的曾洪易。

这趟“去吉安教俄文”的旅程，看似普通，却在出发前两天就被标注了“机密”二字。吉安地委收到的电报非常简短：“务必安全拿下，切勿声张。”发电人，江西省委。

曾洪易的底子并不简单。1905年出生于万安县一个殷实人家，早年留洋莫斯科中山大学。1929年回国后，他曾在共青团中央做宣传，又随红七军团北上。那段岁月，他确实握过粟裕、刘英的手，也曾在方志敏面前汇报过工作。然而，仅仅五年后，他便在上海选择自首转投国民党，每月领二十个大洋，换来所谓“自由”。

国民政府后来让他去军委会游击训练班讲课；抗战爆发后，又把他调进航空委员会当俄语翻译。靠着这一口俄语和一身文弱书生相，他在南京、武汉、西安跑了好几个机场。日寇投降那年，他辞掉职务，带妻子回到万安。谁也没料到，这个曾经的大都市叛徒会落得靠当县中学教员糊口。

1949年夏，万安迎来解放。县里不少老乡得知曾洪易“过去当过大官”，便推他出面维持秩序。曾洪易被众星捧月，虚荣心再次膨胀。开学后，他跑去找县委书记刘彦，要求恢复教职。刘彦谨慎，只口头同意上课，手续一拖再拖。

8月下旬，中央发布公告：凡曾参加过共产党、红军而流落地方者，速向当地政府注册。公告的真正意图是筛查潜伏的叛徒。曾洪易自认为机会来了，跑到县政府填表时故意加重语气：“我跟毛主席在瑞金见过面，老同事，能不能给我安排个正式职位？”办事员礼貌地点头，实际在暗中记录。

资料送到江西省委后，只用了一天，省委即通过电台向中央呈报。中央的回电，只有四个字：“秘密逮捕。”理由同样简练：曾洪易1935年叛党，后长期在国民党军事系统任职，必须隔离审查。

12月9日，诱捕行动开始。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吴青光以“缺俄语教师”为借口把曾洪易请来面谈。茶刚泡好，公安同志已在隔壁候命。短暂询问后，吴青光说了句：“省里领导要再听你汇报，先去南昌一趟。”曾洪易欣然同意，还以为升职有望。

抵达南昌，他立刻写出长达八千字的“自述”，开头便是：“本人自始至终忠于革命，只是一度失联。”末尾提出三点请求：恢复党籍、在家乡分配工作、如不批准可行医养病。审讯员看完，只淡淡地说：“先休息。”曾洪易并未意识到，审讯材料已装订完毕，封面是“叛徒曾洪易”。

1950年2月上旬，江西省公安厅押解多名叛徒北上北京。途中，车窗外寒风凛冽，铁轨震动的节奏像无声的宣判。同行者中包含涂振农——当年同在红十军团的政治委员。两人目光相遇，谁也没有打招呼，沉默比责难更刺骨。

北京的审讯重点放在三个问题：一、叛党动机；二、在国民党内部的具体职务；三、是否参与镇压共产党人。曾洪易答得支离破碎，自我辩解远远多于悔意。当审讯员问他：“1935年那张登记表是谁写的？”他竟反问：“填表也是罪吗？”如此态度，结局早已注定。

1951年夏，经过多轮复核，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下达死刑判决：叛党投敌，破坏人民解放事业，罪无可赦。行刑报告还未来得及执行，11月9日，曾洪易因严重肺结核病亡狱中。官方记录只留下一行字：病故，终年四十六岁。

事后，万安县有人议论：“这人如果当年不自首，也许真能留下来办学。”可历史没有假设。1935年那份自首登记，将他与革命彻底隔开；1949年那张自荐表，又把他和新生政权推向对立面。两次“填表”，一步天堂，一步深渊。

不得不说，曾洪易的人生漂移，折射出旧时代知识分子在激流中的彷徨。革命洪流不缺英雄，也不缺逃兵；政治立场一旦动摇，哪怕拥有再高的学历、再好的履历，也难逃清算。中央决心肃清叛徒，既是对忠诚的维护，也是对新政权安全的底线。

而对口口声声要“安排工作”的人来说，组织永远记得过去的账。侥幸心理或能蒙混一时，却逃不过档案袋里墨迹未干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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