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刑警队的出现，总是比死亡本身更迟一些。
当我踏入这间女生宿舍时，一股混杂着廉价香薰和霉变气味的空气灌入鼻腔。队长李卫国眉头紧锁，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指了指上方。
“陈法医，你来看看。”
我抬头。
女孩穿着一袭白裙，悬在宿舍风扇的吊钩上，像一个沉默的钟摆。她的脚下，一张四脚圆凳安静地立着，仿佛只是在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归来的主人。
一切都太“标准”了。标准到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
我的目光扫过桌面，那里摊着一本翻开的专业书，旁边是一杯喝了一半的水，甚至还有几缕吃剩的泡面残渣。一个挣扎在期末季、为生活奔波的学生形象，被这几个简单的道具勾勒得无比清晰。
“遗书呢？”我问。
“手机里，一个定时发送的备忘录。”李卫国递给我一个证物袋，“发给了她的辅导员和母亲。内容……很决绝。”
我接过手机，屏幕上冰冷的文字和头顶悬挂的冰冷躯体，共同指向一个结论——自杀。
但我总觉得不对劲。
我的视线最终落在了那张圆凳上。它离女孩的垂下的脚尖太近，近得有些刻意。一个一心求死的人，踢开凳子时，会如此精准地控制它的落点和姿态吗？
那一瞬间，一种熟悉的、被时间尘封的冰冷感，顺着我的脊椎悄然爬上后颈。
01
我叫陈默，市局物证鉴定中心的一名法医。从业十年，我信奉的唯一准则是：尸体，是唯一的、也是最诚实的证人。
我的工作，就是翻译它们的语言。
死者名叫林瑶，A大经济学院大三学生，奖学金拿到手软的优等生。这是档案上说的。
在解剖台上，我看到了另一个她。
她的指甲修剪得干净整齐，但甲缝里有微不可查的陈旧性墨迹，不是写字留下的，更像是……印刷厂的油墨。
她的手腕内侧皮肤光滑，没有“犹豫伤”，这是典型的自杀者特征。但在大臂内侧，我发现了几处即将消退的、针尖大小的陈旧性瘀点，像是被指甲用力掐出来的。
她有轻微的营养不良，胃里只有一些难以消化的泡面残渣。
李卫国站在观察室的玻璃后面，抱着手臂，一脸“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表情。他是我的老搭档，一个坚定的程序正义信奉者。在他看来，只要证据链完整，符合逻辑，案子就该了结。
“怎么样，老陈？”他通过对讲机问，“有新发现吗？”
“没什么能推翻自杀论断的硬伤。”我平静地回答，一边用镊子取下一根缠在她发间的、几乎看不见的纤维，“但我个人建议，可以再查查她的社会关系和近期活动。”
“查了。独来独往，除了上课就是去图书馆，偶尔在校外做兼职。社交圈干净得像张白纸。备忘录遗书里也说了，学业压力大，对未来感到绝望。”李卫国的声音里透着一丝不耐烦，“老陈，我知道你的习惯，但这次……证据太全了。”
我没再争辩。
我知道，在没有明确他杀证据的前提下，任何“感觉”上的疑点，在刑侦流程里都一文不值。
我脱下白大褂，回到办公室。拉开办公桌最下层那个上了锁的抽屉，里面只有一张泛黄的照片。
照片上，一个穿着校服的女孩靠着我，笑得像盛夏的阳光。
那是我的妹妹，陈曦。十年前，她也是在大学里，用一种近乎同样的方式，向世界做了最后的告别。
当年的结案报告上，同样写着“因抑郁症选择自杀”。
我关上抽屉，将那份冰冷的记忆重新锁住。但林瑶案现场那张过于“安静”的凳子，却像一根刺，扎进了我心里那片从未愈合的旧伤口。
02
第二天，我以“完善尸检报告细节”为由，调取了林瑶的全部资料。
辅导员对她的评价是“安静、内向，但不偏激”。
同学们说她“有点孤僻，总是一个人”。
我翻看着她的社交媒体，最新的动态停在一个月前，是一张图书馆窗边的照片，配文是：“天就快亮了。”
一切看起来都指向一个被压力压垮的孤独灵魂。
直到我看到她的一份助学贷款申请表。紧急联系人一栏，除了她母亲，还有一个名字：周怀安。关系标注是：高中老师。
一个念旧情的学生？我没有多想，直到我在她的通话记录里，再次看到了这个名字。在“自杀”前一周，两人有过三次通话，总时长超过一个小时。
这不寻常。一个即将告别人世的学生，为什么会和自己的高中老师频繁联系？
我鬼使神差地拨通了林瑶母亲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被悲伤彻底击垮的中年女人，声音沙哑，语无伦次。她反复说着一句话：“我的瑶瑶那么懂事，她怎么会……她前几天还跟我说，找到了一份好兼职，能还上一部分贷款了，让我别担心……”
兼职？
我追问下去。据她母亲说，林瑶从大二开始，就在校外的一家打印店做兼职，补贴生活。但就在半年前，她说那家店不做了，自己又找了一个“家教”的工作，薪水更高，也更轻松。
林瑶的银行流水证实了这一点。从半年前开始，每个月都会有一笔固定金额的钱，以个人转账的形式汇入她的账户。
汇款人的名字，是周怀安。
我的心脏猛地一沉。
这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师生情谊。家教？一个经济学的优等生，会给自己的高中老师做什么样的“家教”？
我仿佛看到了十年前的陈曦。她也曾告诉我，自己找了一份轻松的兼职，脸上带着藏不住的喜悦。直到她走后，我才在她日记的残片里，拼凑出那些被掩盖在谎言之下的屈辱与挣扎。
某种被压抑了十年的愤怒与无力感，瞬间攫住了我。
我看着林瑶的照片，那双清澈又带着一丝怯懦的眼睛，和我记忆中妹妹的眼神，缓缓重叠。
不，这不是自杀。
至少，不只是自杀。
03
我拿着新发现去找李卫国。
“家教？汇款？一个高中老师？”李卫国敲着桌子，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老陈，这最多算个人隐私，构不成他杀动机。”
“哪家打印店呢？我查了，半年前就倒闭了。一个习惯了靠自己打工挣钱的女孩，为什么会突然接受一个昔日老师的‘资助’？这不合情理。”
“也许是纯粹的师生情，人家老师看学生可怜，帮一把。”李卫国拿起茶杯，“除非你能证明这笔钱和她的死有直接关系，否则，我不可能为了一个‘感觉’，去重启一个证据链完整的自杀案。”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
在程序上，他是对的。
但我无法说服自己。当我再次回到解剖室，站在林瑶冰冷的身体前，那种强烈的共情几乎让我窒息。
我想象着她如何被生活逼到墙角，如何在一个个深夜里掐着自己的胳膊，告诉自己要坚强。我想象着她接到那笔“资助”时，是怎样的感激与不安。我又想象着，这份“资助”背后，藏着怎样不对等的要求，最终将她推入了深渊。
这不只是一个案子了。
在我眼里，躺在这里的，是另一个陈曦。
我重新检查了那根从她头发里找到的微物纤维。在显微镜下，它呈现出一种特殊的蓝灰色，材质非棉非麻，更像是某种高级西装的布料。
我又一次调出了现场照片，一张张地放大，像素点模糊了又清晰。
最后，我的目光定格在那张“安静”的圆凳上。在凳子的一条腿上，有一个极其微小的划痕。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细节。
但这个划痕，在我的脑海里，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所有的迷雾。
04
当晚，我没有回家。
我向技术队的同事要来了林瑶宿舍现场的三维模型图，在电脑前一遍遍地模拟。
一个身高一米六五的女孩，要将绳索挂在两米八高的风扇吊钩上，她必须踩着凳子。她站上凳子，套好绳索，然后……踢开。
如果她向后踢，凳子会翻倒。如果她向前踢，凳子会滑出去。
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像现场那样，安安静静地立在她的脚边。
除非……
除非她死后，有人进来，将凳子重新摆好，伪造了一个标准的自杀现场。
这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让一切看起来更“像”自杀，从而抹去自己来过的痕迹。
我的后背升起一股寒意。
这个推论太大胆，也太缺乏证据。唯一的支撑，就是那个微小的划痕，和我的“共情”。
我把这个推论告诉了李卫国。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半分钟。
“老陈，”他终于开口，声音里带着疲惫，“我尊重你的专业，但我也要对整个队负责。没有指向性证据，我不可能申请搜查令，更不可能去传唤一个有社会声望的高中老师。你明白吗？这个案子，已经结了。”
“如果我找到了证据呢？”
“等你找到了再说。”李卫国挂断了电话。
我知道，官方的道路，已经被彻底堵死。他们被“完美”的证据链束缚住了，看不到情感逻辑里的巨大漏洞。
而我，恰恰看到了。
我从林瑶的个人物品里，找到了她高中的毕业纪念册。翻到教师那一页，周怀安的照片出现在眼前。一个戴着金边眼镜、看起来温文尔雅的中年男人。
照片上的他，穿着一件蓝灰色的西装。
那一刻，我做了一个决定。一个违背我所有职业操守，但却无法违背我良知的决定。
如果程序无法带来真相，那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
05
官方调查已经将林瑶案归档。在系统里，她的状态是“已办结”。
但在我这里，一切才刚刚开始。
我利用职务之便，拷贝了卷宗里所有的电子资料。那份被技术队复原过、又被认为是“无价值”的林瑶电脑里的临时文件中，有一个被粉碎的文档。文档的标题是：《我的……》。
后面的字已经无法复原。
但文档的属性里，留下了最后修改者的信息——一个访客账户。
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在文档的碎片化信息里，我找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词：“画室”。
周怀安的公开资料显示，他除了是金牌物理老师，业余爱好还是油画，在校外有一个私人画室。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他。但我手里没有任何能摆在台面上的证据。
我必须在他反应过来、销毁一切之前，拿到能让他开口的东西。
深夜，我独自坐在车里，看着远处那栋亮着灯的公寓楼。那是周怀安的家。
我不能就这么走进去。
我需要一个让他无法拒绝，也无法报警的理由，去见他一面。
我拿出一个新办的、无法追踪的手机号，深吸一口气，拨通了他的电话。
电话响了三声，被接起。
“喂，你好。”一个沉稳、有磁性的男声传来，和我预想中一样。
我压低了声音，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像一个贪婪的、偶然发现秘密的敲诈者。
“是周怀安老师吗？”
“是我，您是？”
我停顿了两秒，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手里，有一样林瑶的东西。我想，你可能会很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