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明朝末年，江南的织布机一天到晚响个不停，苏州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装满一艘艘海船，顺着海上丝绸之路运到外头去，本该这么下去，日子会越走越宽，可最后只剩下一堆生锈的船锚，和几本字迹模糊的账本。
这种困惑在历史学家中间拖了将近一百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人发现苏州盛泽镇的丝绸作坊里，富商开始雇上几十个工人一块儿干活，这被叫作“资本主义萌芽”，可清军一打过来，这些作坊就全散了，后来学者又在唐代长安的银器作坊、宋代泉州的瓷器工坊里，也看到过类似的影子，可只要这些作坊刚有点起色，战争、政策或者天灾就来了，一打断就没了。
同样的事在地中海也发生过，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商船装着葡萄酒和橄榄油往黑海去，城里的铁匠打的武器卖到各地，可等斯巴达的船队把雅典的主力舰队打沉，那些作坊和商路就差不多全没了，考古人在雅典卫城挖出过猫头鹰银币，虽然满爱琴海都流通，却从没像后来欧洲的银行那样，真能左右人的日子。
有意思的是，中国和欧洲那些早期的资本主义苗头，都缺一样东西，就是资本本身，明朝的商人赚了钱就去买地，雅典的富人攒了钱就去盖奴隶矿场，钱一直绑在实物上，直到十八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账本上，才第一次看到钱自己生钱，不再靠买卖东西，而是靠循环流转，慢慢长出新的价值。
如今人们说为什么有些芽没开花了，不如想想那些作坊和商船留下的，到底是没长成的种子，还是本来熟透了的果子被人碰碎了，这答案或许就在现代人手机银行里跳动的数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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