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校开会时中途离开，却待门口不走，毛主席：你叫什么名字

1975年8月的一天，中央军委呈上一份正军职以上干部任免方案。毛主席在台灯下逐条审阅，突然把钢笔轻轻一顿：“名单里张力雄调去江西，这个人，我早年见过。”陪同干部听得好奇，却不敢多问。谁也想不到，主席的记忆瞬间回到四十一年前那个灯光昏暗的瑞金礼堂——那是一段被硝烟与血汗共同烙下的往事。

时间倒回1934年2月12日深夜。全国政治工作会议马上散会，礼堂里闷得厉害，油灯冒着青烟。代表们大多疲惫，可坐在后排的张力雄却越听越急。自从拿起枪，他就把能见一面毛主席当作心中头等大事。偏偏位置靠后，怎么看都只能瞧见几顶军帽的轮廓。再拖几分钟，大门口就会被人群堵住，他心里盘算：与其傻坐，不如提前行动。于是，他悄悄站起身，借着整理军装的动作挪到侧门，一口气走到门外，又倚在门框旁死死守着。

油灯灭了，大门开了，领袖们鱼贯而出。张力雄抓准空隙，迈开大步冲上前，啪的一声敬礼。毛主席微微一怔，随即笑着发问：“你叫什么名字？哪个部队的？”——一句问话，成了张力雄几十年军旅生涯的珍藏。多年后他回忆，当时心脏仿佛要跳出嗓子眼，可声音却洪亮得很：“张力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毛主席听罢，眯眼笑道：“才溪模范乡啊，好哇！要多立功。”

立功，两字掷地有声。张力雄来自福建上杭才溪乡，家里贫穷得爹娘常年扣着腰带过日子。16岁入团，18岁转党，20岁进红军学校，拿到第一支左轮那天，手抖得扣不动扳机——营长叮嘱他“拿它多灭几条敌命”，那种热血一直烫到骨子里。

机会很快就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张力雄随红五军团一路西进。1936年末，西路军奉命进入河西走廊，高台成为必须啃下的硬骨头。1937年元旦，高台城破，张力雄跟着军长董振堂入驻。一面安抚百姓，一面修筑工事，枪弹却几乎见底。敌军回马枪卷土重来，四面八方堵了个结实，城外没有一条通电的联络线，红五军成了孤岛。

5日拂晓，敌炮一齐开火。张力雄和团长叶崇本守在北段城墙，两人轮流点火把照瞄准孔，子弹必须一发一敌，浪费不起。夜里敌人用云梯攀城，张力雄索性把石碴、木滚扎成束，推下去砸。血水顺着砖缝往下淌，蒸汽混着尘土弥漫鼻腔，呛得人咳嗽都带血。最惨烈的一天，他左腿被弹片削出一道长口子，拖着伤往指挥所蹭，刚包好扎带，就听敌人已冲进城东。警卫员没再回来，他只能独自寻找生路。

关键时刻，一位本地老乡把他拉进自家夹墙。三天三夜，他靠几碗麦糊粥硬撑，屋外搜捕声此起彼伏。“马匪进城了，腿上有伤别乱动。”老乡低声说完就出门挡视线。第四天傍晚，张力雄被塞进牛粪和杂草堆底板，躲在粪车底下悄悄滚出南门。冰雪刺骨，他咬牙靠雪水止渴，靠草根充饥，凭星光辨方向往西走。最终在倪家营子遇到西路军联络员，才算捡回半条命。

消息送回，西路军上下皆痛，高台成批指战员殉国，董振堂战至最后一颗子弹。徐向前握着张力雄的手，声音沙哑：“人没倒，旗还在。”短短一句，让他强忍泪水再度踏上征途。此后十余年，他参加百团大战，转战鲁西南、苏皖，淮海战役里率部冲破双堆集防线，枪林弹雨中愣是把缺编团伍带成了全师。

1949年授衔，组织考虑他工龄、资历，核定上校。有人替他抱不平，他只是笑，说：“主席说要多立功，衔高低有什么。”1955年改授制，大校落到肩膀。他依旧风轻云淡，埋头苦干。昆明军区公安军第一副司令、云南军区副司令，哪儿缺人就往哪儿钻。到七十年代被点名调江西，他毫不犹豫收拾行李，连夜坐火车南下。

那位当年救命的柴姓老乡，一直被他惦念。1984年，他托甘肃高台县信访办帮忙寻找线索。几个月后，回复来了：柴维仁健在，只是年岁已大。张力雄激动得握笔都哆嗦，写信道谢，托人送去被面、茶叶，说自己欠他一条命，终身不敢忘。遗憾的是，次年老人便离世，两人终究未能再见面。

2011年，张力雄后人带着“红军万岁”题词送到西路军纪念馆。工作人员回忆，那块墨迹浓重的匾额上，每一笔都显得沉稳有力，很像老人当年在高台城楼挥剑砍断云梯的劲头。如今张力雄也已作古，可当年那个守在礼堂门口不挪步的红衣青年，却早已定格在历史画卷的亮处——他用倔强换来一句“要争做模范”，并用一生去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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