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面军参谋长被秘密处死？徐向前元帅晚年直言：他是好人

1938年初，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郊外的一片荒坡上，一名中年男子被秘密处决。没有公开审判，没有遗言记录，甚至没有遗体下落。他叫李特，曾是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参谋长、西路军参谋长。处决他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

李特原名徐克勋，1902年生于安徽霍邱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随父到长沙读书，1921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这个戴眼镜、沉默寡言的青年，原本可能成为工程师或学者，但时代把他推向了另一条路。

1922年，唐山路矿大罢工爆发。李特一反常态，积极组织声援活动，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个子矮小，同学们用英语戏称他“Little”，后来他便改名李特。

1924年，党组织选派骨干赴苏联学习，李特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25年转入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一所培养高级指挥官的军校。在那里，他与刘伯坚、肖劲光等人成为同学，并担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

1930年秋，李特回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他先后担任彭杨军政学校教育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参与指挥苏家埠战役。战斗中，他率部强渡淠河，击溃敌军警备旅，为红四方面军开辟鄂豫皖根据地立下功劳。1933年，反“六路围攻”期间，李特任红三十一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参与指挥十个月歼敌八万余人的战斗。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党中央决定北上，张国焘坚持南下。分歧最终演变成一场危机。

9月10日凌晨，毛泽东率红三军团和红军大学连夜北上。李特时任红军大学教育长，红大学员多来自红四方面军。陈昌浩命令李特追回部队。李特带人骑马追赶，在巴西附近追上中央红军。他挥着马鞭，对红大学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态度强硬，甚至与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发生冲突，两人用俄语激烈争吵。

毛泽东亲自出面解释。他语气平静：“南下没有出路，北上才是方向。你们要是不愿意走，我们欢送；想回来，我们随时欢迎。”李特最终带走了部分红四方面军学员南下。这一幕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污点。多年后，许多中央干部仍记得他“持枪追毛泽东”的场景。

1936年11月，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远征新疆打通国际路线。李特被任命为西路军参谋长。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遇马家军围剿。零下三十度的戈壁滩上，战士们穿着单衣，子弹打光后用刺刀、石头搏斗。1937年3月，西路军残部退至祁连山石窝山顶，兵力不足三千。军政委员会决定分散突围，李特与李先念等人率左支队转入祁连山打游击。

关于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后来多有争议。安西之战中，左支队误判敌情，攻城受挫。李先念晚年明确表示：“责任在我，不在李特。”徐向前也回忆，李特作为参谋长“心细，考虑问题周到”，许多作战命令由他起草。

1937年5月，李特带领四百余幸存者抵达新疆星星峡。部队整编为“新兵营”，学习军事技术。危机悄然逼近。

当时新疆政局复杂，军阀盛世才与苏联关系微妙。1938年初，王明赴新疆视察，将李特与红四方面军政治秘书黄超诬为“托派”。罪名源于李特曾申请去苏联学习，被曲解为“企图投敌”。没有审判，没有调查，两人在迪化郊外被秘密处决。

李特的死讯长期被掩盖。官方档案称其“病故”，直到上世纪80年代，徐向前、李先念等人才公开提及此事。徐向前晚年多次说：“李特人很好，和他相处不错……他是冤枉的。”李先念更直接反问：“李特是反革命吗？不是！”

1996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追认李特为革命烈士。通知书中写道：“李特同志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作出过贡献……历经磨难，经经受严峻考验。”

平反过程充满曲折。徐向前临终前仍呼吁“李特是好人”，但因史料缺失，结论迟迟未定。最终，党史编纂机构删除其“反革命”定性，但未完全公开死因细节。

今日安徽霍邱县李特故居陈列着他的事迹，匾额为洪学智将军题写。墙上“青史留名”四字，仿佛一种无言的拷问。

李特的一生浓缩了早期革命的复杂面相：留苏背景让他被视为“知识分子军官”，执行命令的忠诚被误读为路线站队，甚至性格强硬也成为政治牺牲的诱因。徐向前那句“他是好人”，不仅是对个人的辩白，更是对历史复杂性的承认——在宏大的革命叙事中，个体的命运往往被挤压成模糊的剪影，但他们的牺牲与贡献，终究会在时间中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