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反围剿：李默庵如何用26担药品，换回被红军俘虏的黄埔同学

1931年9月15日，江西兴国方石岭万籁俱寂，但却暗藏杀机。持续了2个多月的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已进入最后的收官阶段。

国民党军在前2次的惨败后，此次虽然重新调整了战略，他们开始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但却在红军“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机动方针下，被牵着鼻子在山林中往复奔波，最终导致士气低落，补给困难。

此刻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及第九师炮兵营，正想着趁夜色的掩护，经由方石岭的险峻隘口向东进行收缩、撤退。

然而红军主力怎么可能放过这次机会，他们犹如暗夜中的猎豹早已洞察其动向，并布下了天罗地网。当第一缕曙光尚未刺破天际，冲锋的号角与密集的枪炮声便撕裂了黎明前的宁静。

红军以高昂的士气和精准的战术迅速切入，分割了行进中的敌军。在狭窄的隘路中国民党军队人马相踏，辎重堵塞，指挥系统瞬间失灵，他们陷入了极度混乱。抵抗是零散而绝望的，战斗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激战持续到了当天的下午，随着枪声逐渐稀疏，胜利的欢呼响彻山谷。

这次战役红军以极小的代价，全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全部及第九师炮兵营，俘获官兵5000余人，并缴获了长短枪数千支，以及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

方石岭战斗的辉煌胜利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浩浩荡荡的俘虏队伍中，一位身着军官制服的俘虏显得格外沉静，他便是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的团长刘嘉树。他的身份很快被核实并上报。

刘嘉树，湖南益阳人，1903年生。1923年怀揣救国理想的青年刘嘉树南下广州，顺利考入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第二年随校并入名震天下的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第六队学员。

这个身份注定了他不会仅仅是一名普通的战俘。在国共合作孕育的黄埔一期中，走出了日后决定中国命运的两大阵营的众多将星。刘嘉树正是这历史星河中的一员。

刘嘉树被俘的消息几经周折，终于传回了他的湖南老家。他年迈的母亲与焦急的妻子听到消息后如遭雷击。

在那个“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却又战乱频仍的年代，一个军官被俘往往意味着生死未卜。

婆媳二人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了一位与刘嘉树有着深厚渊源的同僚身上：他就是时任国民党军某师师长的李默庵。

图｜刘嘉树

李默庵，湖南长沙人，1904年出生，与刘嘉树不仅是湖南同乡，更是黄埔一期的同窗兄弟，曾经同在第六队学习。

让人更想不到的是李默庵在黄埔期间还曾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后来他自动脱离了党组织，但这段经历使得他对共产党和红军有着比一般国民党将领更为复杂的认知。此刻他正率部驻防在相对临近的区域。

当刘嘉树的母亲和妻子风尘仆仆泪眼婆娑地赶到李默庵的师部时，再也控制不住声泪俱下地恳求他念在昔日同窗之谊，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刘嘉树时，李默庵的内心其实已经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与权衡。

于公，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而且此时正与红军处于交战状态。如果私自与敌方交涉，营救一名被俘军官，这是非常严重违反军纪的行为，如果一旦败露，轻的话撤职查办，严重一点就是军法从事。

于是，那份在黄埔校园里结下的同窗情谊，以及眼前孤儿寡母的悲切哀求，又让他无法硬起心肠坐视不理。

图｜李默庵

他脑海里想过无数方法，比如强行军事营救？他深知红军刚刚取得大胜，士气正非常旺，而且苏区防卫严密，此举无异于以卵击石，最后不仅救不出人，反而可能加速刘嘉树的死亡。

派人秘密潜入苏区劫囚？更是异想天开，苏区军民一体，哨卡林立，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就在李默庵一筹莫展的时候，身旁有幕僚提醒道：“师座，红军盘踞在赣南闽西，这个地方是贫瘠山区，加上政府严现在严密封锁，他们的物资，尤其是药品一定是极度匮乏的。

我们是否可以从这方面想想办法，用他们急需的物资将刘团长交换回来？”

听完他的这段话，李默庵仿佛从黑暗中看见一丝希望。李默庵敏锐地意识到这或许是唯一可行且风险相对较低的方式方法了。他立刻下定决心派遣绝对可靠的心腹，设法与红军方面取得联系。

谈判的渠道是通过地下组织或秘密中间人，艰难地建立了起来。正如李默庵所料红军方面在确认对方意图后，经过内部慎重考量，同意释放刘嘉树。

然而开出的条件也直指要害：必须提供一批战场上急需的药品。

当时蒋介石政府对中央苏区实行了极其严密的经济和物资封锁，称之为“铁桶计划”亦不为过。食盐、布匹、煤油、特别是药品，都被列为严格的战略禁运物资。

国民党当局在苏区周边设立重重哨卡严查走私，意图从经济上扼杀新生的红色政权。因此对于红军而言，盘尼西林、青霉素、磺胺、奎宁、绷带、消毒酒精等药品，此时的价值远胜于黄金。

因为它们意味着负伤将士的生命，意味着战胜疾病、保持部队战斗力的希望。

红军提出的药品数量不小。据李默庵晚年回忆，他为此筹集了足足“26担”药品。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一担约等于100斤，26担就是2600斤。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无疑是一笔巨量的、足以救治成千上万伤员的宝贵医疗物资。

筹集这批药品本身就已经非常不容易，后面还要想办法怎么样才能安全地运送到红军手中，更加是险象环生。

李默庵只能动用他的权力和关系网秘密调集药品，并进行了精心的伪装，他想将它们混杂在普通的货运物资中，利用夜间通过特殊路线运输。

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如果一旦被军统、中统或其他监察系统察觉，不仅交易失败，他本人也将面临灭顶之灾。

这是一场人性的考验，也是一场政治风险的豪赌。最终他选择了对同窗情谊的珍视，以及对“救人一命”的传统道义的坚守，压倒了对于个人前程的担忧。

李默庵毅然决然地完成了药品的筹集与交付。26担救命的药品被秘密运抵红军指定的交接地点。不久之后团长刘嘉树也得以安全获释回到了家人身边。

关于此事的事后追责没有详细记载。李默庵后来推测他这次如此大规模的物资调动，高层不可能完全不知情。

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国民党高层内部也存在各种派系和人情网络，对此事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态度。

毕竟交换被俘军官在某些情况下，也符合双方一种不成文的、心照不宣的战场规则。

在刘嘉树被俘期间，还发生过一段极具时代特色的插曲。他其实并没有受到虐待，反而得到了红军的宽待。这既体现了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也与他特殊的黄埔身份有关。

有一天几位身着红军军装的高级将领前来看望他。当来的人报上姓名时，刘嘉树心中突然感慨万千。因为这些人中有与他同属黄埔一期的左权和刘畴西。

图｜左权

左权当时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参谋处处长，是红军中著名的“儒将”。

而刘畴西则在黄埔一期中便以骁勇著称，后来成为红十字团的军团长。或许还有其他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如萧克等人在场。

故人相见没有剑拔弩张，更多的是复杂难言的情愫。他们共同回忆起当年在黄埔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同聆听周主任的政治教诲，一同在操场上挥汗如雨，一同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歌曲，那时他们怀揣着共同的救国理想，站在同一面旗帜下。

然而1927年的风云突变，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昔日的同窗好友不得不因信仰和主义的差异而分道扬镳，甚至兵戎相见。

此刻在苏区的简陋房间里，左权、刘畴西等人耐心地向刘嘉树分析着“九一八”事变后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说明了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土地革命的道理。

他们言辞恳切试图说服这位老同学，希望他能认清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看清历史的大势脱离旧阵营，加入到红军这支为工农解放、为民族独立而战的队伍中来。

这堪称是一次灵魂的询问。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刘嘉树最终选择了拒绝。

原因可能错综复杂：或许源于其自身阶级立场和政治信念的固化，也或许是对当时国共力量对比的判断使其认为红军难成气候，或许是对国民党仍抱有幻想，亦或是单纯的乡土情结和家庭牵挂使其不愿踏上一条更为艰难曲折的道路。

因此当李默庵用药品交换他的机会出现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归国民党阵营。

而国民党内部的复杂生态，严格的军纪与封锁政策之下，依然存在着由同乡、同窗、师生等关系编织而成的人情网络。

李默庵的冒险行为，展现了在冰冷的政治对立之下，个人情感与传统道义所具有的韧性。

李默庵在抗日战争中，担任第十四军军长，参与了指挥了惨烈的忻口会战，为民族存续浴血奋战。

解放战争中他作为第三方面军司令官进攻苏中解放区，却在天才将领粟裕的打击下，遭遇“七战七捷”的惨败。

1949年李默庵审时度势，拒绝赴台，选择在香港与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晚年回归祖国大陆，被誉为“党的忠诚朋友”。

而刘嘉树回归后继续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官至中将。在解放战争的尾声，1949年他担任国民党军第十七兵团司令官，在湖南广西边境一带负隅顽抗，最终于1950年在广西兵败被俘。

这一次他没能再次被交换回来被关押后于1972年在抚顺管理所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