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晚年时，外国记者采访她对毛泽东看法，丁：主席对我个人不错

1984年8月初的北京，雨后的潮湿尚未散去。七十高龄的丁玲刚刚从文化部的会议室走出来，就被一位西方通讯社记者拦下。对方开门见山：“与几十年前相比，您如今如何评价毛泽东？”丁玲稍作停顿，捋了捋耳边的银丝：“他是缔造新中国的伟人。就我个人而言，主席待我很周到。”一句话，道尽半个世纪的风云际会。

将时钟拨回五十年前。1936年11月，丁玲绕过晋绥、陕北交界的封锁线抵达延安。那时的宝塔山下，正是草灰色的窑洞与火红的理想并存的年代。第一次见毛泽东，丁玲的印象并非高大威严，而是“帽檐压得很低，眼睛却发着亮光”。毛泽东一面递烟，一面微笑：“你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写得大胆，有锋芒。”丁玲忍不住想，眼前这位革命领袖却对文学细节如数家珍，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延安岁月，丁玲在“边区文协”里写通讯、编报纸，还被派去前方做敌工宣传。她自嘲道：“枪不会打，稿子倒能一顿猛敲。”毛泽东对她的勇猛表现相当欣赏，临别前写下一首《临江仙·赠丁玲》，是毛泽东全部诗词里唯一送给作家的作品。彼时谁都未料到，这首词背后隐藏着两人几十年的情感纽带。

战争进入胶着阶段，1946年冬，华北各根据地掀起土改。丁玲跟随工作队扎进桑干河两岸，一住就是二十多天。她吃糙面、喝井水，白天跟农民拉家常，晚上守着煤油灯记日记。收取地契、平分耕牛、分粮分地，每一步都摁着时代的节拍。那些粗砺的生活碎片，后来汇聚成23万字的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948年夏天的石家庄，酷热难耐。胡乔木将这部厚厚的手稿放到毛泽东案头：“丁玲要我们提意见。”毛泽东没来得及通读，只是扫了几页就放下烟卷：“丁玲很有才气，可惜在基层呆的时间短。如果能真当几年县委书记，可能写得更老辣些。”一句评语，被在场的人传作趣闻。小说随后获得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抹亮色。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被任命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并主持《工人文学》编辑部。荣誉与重担同时砸在肩头。忙碌间隙，她常想起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的叮嘱：“别光埋头写，抽空下乡看看，那里有更大的课堂。”1954年秋，她果真跑到湖北阳逻，一连蹲点两个月，写出《风雪人间》，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老话——“脚上粘泥，笔下才有魂”。

时局风云变幻，丁玲也不是总处顺境。1955年“胡风案件”把大批作家卷入漩涡，丁玲被列为“同情分子”，接连写检查、做自我批评。更艰难的时期是文化大革命，批斗会、隔离审查，她都经历过。多年后回忆那段日子，她自嘲“作家写不了字，只好种地”。然而即使遭遇挫折，她依然记得1964年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文艺座谈，同她讨论“农民怎样才能读懂现代小说”。那一晚，两人谈到凌晨两点，烧得发红的茶壶盖咣当落地，也没人顾得捡。

1976年后，形势渐渐转暖。1979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新出版，有评论写道：“一部土改史，也是一部作家自我洗礼史。”1981年，中国作协为她补颁“创作四十年”纪念奖章，她在台上笑得像个孩子。一位年轻记者追问：“您与毛主席还有联系吗？”丁玲摇头：“他走了，可他留下的东西在。”

回到1984年的那场采访。记者追问：“您是否同意对某些历史阶段的再评价？”丁玲说得温和：“历史是一片深水，遽下定论很容易陷进去。我能说的只有事实——没有他，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他，我也走不到今天。”说完这段话，她提笔，在采访稿上签下“丁玲”两字，依旧笔挺豪放。

有意思的是，当晚丁玲回到家中，翻出早年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窑洞前，两人都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呢大衣，笑容清澈。照片背后，她当年写了一行小字：“愿以赤心事斯民。”几十年过去，字迹微微褪色，情怀却仍烫手。

丁玲逝世于1986年12月。治丧委员会的布告上写着：“杰出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灵堂角落摆着那首《临江仙》的手书稿，淡墨未干，好像还在诉说当年延安初见的意气风发。外国记者的那句提问，此刻倒成了遗照的一种注脚：一位女性作家与一位伟大领袖的交集，并非简单的个人恩情，更镌刻着民族复兴的大背景。

若追索丁玲对毛泽东的评价，不外乎两个字：敬佩。她敬他的魄力，也敬他对文学创作的尊重。有人说丁玲“此生多舛”，可丁玲自己却常用一句俚语作答：“一路折腾，也算没白活。”透过这份坦然，可以窥见一个作家在时代车轮下的韧性，更能读懂她口中那句“主席对我个人不错”的含义——不只是私情，更是时代给予的激励。

历史从不止步。丁玲与毛泽东在不同轨道上行进，相遇、分离、再相会，最终都化入新中国的年轮。回想1984年的那个雨后午后，短短几分钟的访谈，看似平淡，却像一把钥匙，悄悄打开了尘封的记忆盒子。盒子里，有铅字印成的小说，有烽火连天的前线，也有毛泽东递来的半截香烟。它们并不宏大，却真实地展现了一个时代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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