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有些秘密，就像埋在墙角的一坛老酒，你以为随着岁月流逝，它只会愈发醇厚，
却没想，开封的那一刻，扑面而来的不是酒香，而是足以将你熏倒的、刺鼻的霉腐之气。
01
我叫赵卫东，今年六十八岁，从市物资局采购科科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快十年了。
活了大半辈子，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手腕高明、把一切都牢牢抓在手里的聪明人。
三十二年来，我在城郊那边，不动声色地养着另一个家。
那个家里，有比我小十二岁的女人刘小莉，还有我们那对引以为傲的双胞胎儿子。
而在城里的这个家，我的原配妻子孙静文，一辈子温顺贤良，对我的一切似乎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她就像一口古井，深不见底，却又波澜不惊。
我曾无数次地在两个家之间游刃有余地穿梭，享受着那种齐人之福的飘飘然。
我以为是自己演技高超，将所有人都蒙在鼓里，自诩为真正的人生赢家。
直到上个月，在一次家庭聚餐上，我毫无征兆地中风倒下，被救护车呼啸着送进了医院的抢救室。
当医生将那份决定我后半生命运的化验单递到我手上时，我才幡然醒悟——这三十二年的洋洋得意、自作聪明，不过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只为我一人上演的独角戏，而我，就是那个戴着高帽、画着滑稽油彩的小丑。
02
故事的帷幕，要从1992年那个闷热的夏天拉开。那年我三十六岁，刚刚坐上市物资局采购科副科长的交椅。
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个实打实的肥差，走到哪儿都有人递烟敬酒，一口一个“赵科长”地叫着，风光无限。
我的妻子孙静文，在区图书馆做管理员，人如其名，安静得像一本蒙尘的旧书，性格柔和得像一缕抓不住的春风。
她长得清秀，说话总是细声细气，脸上永远带着温和的、程式化的微笑。
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谈不上多深的感情，只是觉得各方面条件都匹配，年纪也到了，就顺理成章地结了婚。
婚后的日子，平淡得像一杯隔夜的白开水。
她每天的生活就是单位和家两点一线，把家里打理得一尘不染，把儿子赵博照顾得妥妥帖帖。
可我总觉得，这样的生活里，缺了点什么。
缺了点心跳加速的激情，缺了点被人崇拜的色彩。
“卫东，今晚回来吃饭吗？我炖了你爱喝的莲藕排骨汤，还买了你喜欢的卤猪耳。”孙静文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准时打来电话，声音永远是那么轻柔，带着一种让人感到乏味的体贴。
“再说吧，科里临时有饭局，推不掉。你们娘儿俩先吃，别等我。”
我总是这样不耐烦地挂断电话。
我的不耐烦是真的，但所谓的饭局，十次有八次是假的。
我只是想逃离那个一成不变的家，去见那个能让我感觉自己重新年轻起来的人——刘小莉。
03
刘小莉是我们局里新来的实习生，刚从地区卫校毕业，分配到后勤。
她比我小了整整十二岁，就像一颗刚刚成熟的水蜜桃，饱满多汁，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青春和活力的气息。
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在一次全局的职工大会上。她穿着一件在当时略显大胆的鹅黄色连衣裙，扎着高高的马尾，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却比主席台上发言的领导还要扎眼。
她不像单位里那些结了婚的女同事，眼神里带着生活的疲惫和琐碎。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充满了对未来的好奇和憧憬。
跟孙静文那种素雅的白兰花比起来，刘小莉更像一朵热烈奔放的红玫瑰，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生命力，也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撩人的小钩子。
大会结束后，我故意绕到后勤办公室，装作检查卫生。
“赵科长好！”办公室里的人纷纷站起来打招呼。
只有她，捧着一个暖水瓶，怯生生地站在我面前，脸颊微微泛红，小声地也叫了一句：“赵科长。”
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带着几分崇拜和仰慕，像两束微弱却精准的光，瞬间就照进了我那颗因平淡生活而日渐干涸的心湖，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嗯，小同志是新来的吧？叫什么名字？”我故作深沉地背着手，用领导的口吻问道。
“我叫刘小莉。”她的声音像蚊子哼。
“小刘啊，年轻人要多学多看，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来我办公室问我。”
我丢下这句话，转身离开了，但我知道，鱼饵已经放下，就等鱼儿上钩了。
04
从那天起，我便以“传授工作经验”、“指导思想进步”为名，频繁地把刘小莉叫到我的独立办公室。
起初，我们只是聊工作。我给她讲单位里的人际关系，讲如何看懂领导的眼色，讲怎样才能快速地站稳脚跟。
她听得一脸崇拜，不停地点头。
“赵科长，您懂得真多，听您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里，闪烁着毫不掩饰的星星。
“以后在办公室，别叫科长，显得生分。叫我东哥吧。”
我享受着这种被一个年轻女孩全身心仰望的感觉，这在孙静文那里是从未有过的。
孙静文看我的眼神，永远是平静的，像一潭深水，你看不到底，也激不起任何浪花。
渐渐地，我们聊天的内容从工作延伸到了生活，从诗词歌赋聊到了人生理想。
我发现她虽然学历不高，但脑子很活，会撒娇，会示弱，总能恰到好处地满足一个中年男人的虚荣心和保护欲。
不到半年，在一个我谎称去外地出差的周末，我们的关系突破了那道最后的防线。
我在单位附近一个老旧的家属院里，租了一套只有三十平米的一居室。
那里成了我们俩的秘密花园，我事业上的疲惫，家庭生活的乏味，都能在那里得到慰藉和释放。
“东哥，孙姐……她那么聪明，真的不会知道吗？”激情过后，刘小莉有时会依偎在我怀里，带着一丝后怕和不安。
“放心吧，她那个人，心思全在儿子和书本上，外面的事她一概不懂，也懒得管。
再说了，我做事滴水不漏，她能发现什么？”我对此充满了近乎傲慢的自信。
05
事实也的确如我所料。
孙静文从未盘问过我的去向，哪怕我彻夜不归，第二天她也只是默默地为我准备好干净的衬衫和擦亮的皮鞋。
有一次，我和刘小莉在那个出租屋里鬼混，她的口红印不小心沾在了我白衬衫的领口内侧。
我回家后自己都忘了，随手把衣服扔进了洗衣篮。
第二天，我看到那件衬衫被洗得干干净净，熨烫得平平整整，挂在衣柜里，仿佛那个暧昧的印记从未存在过。
她洗衣服的时候不可能没看见，但她一句话也没问。
还有一次，我陪刘小莉去逛街，她硬要给我喷她新买的香水。
那股甜腻的香味，连我自己都觉得熏人。回家后，我故意在孙静文面前晃来晃去，想试探她的反应。
她只是抬起头，在我身上闻了闻，然后微微皱了下眉，说：“什么味儿，这么冲？赶紧去洗个澡吧，衣服也换下来。”
她的反应平淡得就像是抱怨菜市场的鱼腥味，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和质问。
她越是这样沉默，我越是觉得她愚钝、好拿捏，甚至在心底里嘲笑她，觉得她作为一个女人，连最基本的警惕性都没有。
那几年，我的事业顺风顺水，很快就凭着出色的“业务能力”，从副科长升为了正科长。
手里的权力更大了，能捞到的油水也成倍地增长。
拿到一笔丰厚的回扣后，我第一时间就带刘小莉去了市里最大的金店，给她买了一条当时最时髦的、沉甸甸的压花金项链。
“东哥，这……这太贵重了！”刘小莉嘴上这么说，眼睛却笑得眯成了一条缝，迫不及待地戴在脖子上，在镜子前照来照去。
“你跟着我，就不能让你受委屈。”看着她满足的样子，我的男人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膨胀。
而我的妻子孙静文，她手腕上戴的，依然是我们结婚时，我用半年的工资给她买的那块老掉牙的上海牌手表，表盘的玻璃上甚至都有了一道划痕。
有一次，她的同事来家里串门，看见了她手上的表，半开玩笑地说：“静文，你这表都戴了快十年了吧？让你们家赵科长给你换块新的呀，他现在可是手握实权的大科长了，这点小钱算什么。”
“能看时间就行，好的坏的，时间走得都一样快。钱要花在刀刃上，孩子上学到处都要花钱。”孙静文笑着打发了同事。
我在一旁听着，心里非但没有半分愧疚，反而觉得她真是一个会过日子的贤内助，正好给我省下钱来，去填补另一个家的开销。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男人，完美地平衡了家庭和欲望。
一个在内勤勤恳恳，让我没有后顾之忧；一个在外娇俏可人，给我无限激情与满足。
06
1994年的秋天，刘小莉拿着一张化验单找到了我，哭得梨花带雨。
“东哥，我……我有了。我们该怎么办？”
那一刻，我承认我慌了。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打掉？万一伤了身体怎么办？
留下？
我可是有家室的人，这在单位里是足以毁掉我前程的丑闻。
但慌乱只持续了不到一分钟，一种莫名的虚荣心和掌控欲就占了上风。
我想到那些和我一起喝酒的大老板，哪个不是外面彩旗飘飘？我赵卫东凭什么不行？
“怕什么，生下来！我养得起！”我拍着胸脯，斩钉截铁地向她保证。
“可是你……你是有家室的人啊，这孩子生下来算什么？”她还在抽泣。
“那我就养两个家！”我豪气干云地宣布，“别人养一个家都费劲，我赵卫东能养两个！这证明什么？证明我比他们都有本事！”
当时正值单位搞创收改革，我利用职务之便，找人合伙，承包了局里一个濒临倒闭的下属印刷厂。
我把局里所有的印刷业务都介绍给了这个厂，左手倒右手，钱来得又快又容易。
金钱是男人最大的胆气。
有了钱，我的胆子也越来越大，自信心更是极度膨胀。
我觉得自己就像古代的帝王，坐拥两处“宫殿”，这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
1995年初春，刘小莉在市妇幼保健院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当护士把两个皱巴巴的小家伙抱到我面前时，我的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东哥，你真行！一下就来了俩儿子！”刘小莉躺在床上，虽然虚弱，但脸上满是骄傲。
“那是，也不看是谁的本事！”我得意洋洋，仿佛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壮举。
为了方便照顾他们母子三人，也为了这个秘密能更长久地隐藏下去，我用这些年攒下的钱，在远离市区的城郊开发区，买了一套三居室的商品房，房本上写的是刘小莉的名字。
我跟孙静文说，单位要在那边设个办事处，我经常要去，有个落脚的地方方便。
她信了，或者说，她假装信了。她只是嘱咐我：“那边偏，晚上要注意安全。”
从此，我的生活就正式进入了双轨模式。
07
我给那对双胞胎儿子取名，老大叫赵阳，老二叫赵光，合起来就是“阳光”，寄托了我对他们无限的期望。
我把大部分的父爱和金钱，都倾注在了他们身上。
每个月，我都会给刘小莉一笔丰厚的生活费，是当时普通工人好几倍的工资。
孩子们的奶粉、尿布，我都想方设法托人从香港买最好的进口货。
而家里的孙静文，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样子。
她拿着图书馆微薄的薪水，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家里的赵博，穿的都是亲戚家孩子穿剩下的旧衣服。
“卫东，最近工作是不是特别辛苦？看你都瘦了。”晚饭时，她给我盛了一碗汤，不经意地问起。
“还行吧，男人嘛，事业为重，总要多操心。”我总是轻描淡写地带过。
“那你也要保重身体，别太拼了，钱是赚不完的。”她的关心永远是那么恰到好处，却又从不深入，从不追问我到底在忙些什么。
我甚至会恶意地揣测，她是不是真的迟钝到了这个地步？
难道她闻不到我身上残留的奶香味？看不到我眼里的疲惫和心虚？
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只要她不给我添乱，我就懒得去深究。
一个“聪明”的男人，是不会去摇醒一个装睡的女人的。
08
日子就像上了双轨道的火车，在我的精准操控下，平稳地向前行驶着。
我白天是单位受人尊敬的赵科长，晚上则在两个家庭间切换着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周一到周四，我回家扮演好丈夫；周五到周日，我则去城郊的“新家”，享受天伦之乐。
赵阳和赵光一天天长大，我把所有的亏欠和父爱，都加倍补偿在了他们身上。
我给他们买最昂贵的进口玩具，给他们穿最新潮的品牌童装，等他们上了学，我又给他们请最好的家教，报各种昂贵的兴趣班。
“爸爸，爸爸！”每次我提着大包小包推开那边的家门，两个一模一样的儿子就会像两只快乐的小鸟一样扑进我怀里，争着抢着亲我的脸。
这种被全身心依赖和崇拜的感觉，是我在家里那个日渐沉默的儿子赵博身上，从未体验过的。赵博看我的眼神，总是带着一丝敬畏和疏离。
“东哥，孩子们不能没有你，这个家也不能没有你。”刘小莉总会在旁边，用她那双柔情似水的眼睛看着我们父子，话语里充满了对我的依赖。
而在城里的家里，赵博已经上了初中，性格越来越像他妈，沉默寡言，成绩也只是中等。
“爸，我们班同学周末都去科技馆了，是他爸爸妈妈一起陪着去的。”有一次吃饭时，赵博低着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你爸忙着干大事，哪有时间陪你玩那些小孩子的东西！要去让你妈带你去！”我不以为然地训斥道，觉得他一点都不懂事。
孙静文在一旁听着，皱了皱眉，往常她都会选择沉默，但那次她却开口了。
“卫东，你别总这么跟孩子说话。他不是想去科技馆，他是希望你能陪陪他。你已经快一个月没在家里吃一顿晚饭了。”
“你懂什么？妇人之见！”我的秘密被她无意中触碰，立刻恼羞成怒，“男孩子就得放养，不能天天腻着父母，没出息！你看看你把他教成什么样了？闷葫芦一个！”
我粗暴地打断了她的话，甩下筷子，拿起外套就出了门。身后，是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我知道孙静文不会跟我闹，在那个年代，离婚是一件惊天动地、能让整个家族蒙羞的大事。她为了名声，为了给赵博一个“完整”的家，她什么都能忍。
正是拿捏住了她这个软肋，我才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09
2005年，我从科长的位置上退居二线，当了个清闲的主任科员，时间一下子充裕了起来。
我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刘小莉和双胞胎儿子身上。
我教他们下棋，带他们去钓鱼，开车带他们去邻省的海边度假。
我们三个人拍了很多亲密的合照，在沙滩上，在酒店里，在餐馆中，看起来就像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
有一次旅行回来，我忘了清理行李箱。
孙静文在给我收拾脏衣服时，一张我搂着刘小莉，赵阳和赵光站在我们身前，四个人笑得灿烂无比的合照，不小心从行李箱的夹层里滑了出来，掉在了地板上。
当时我就站在卧室门口，心跳瞬间漏了一拍，呼吸都停滞了，以为一场暴风雨终究要来临。
我看到她弯下腰，慢慢地捡起那张照片，久久地凝视着。
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看到她的肩膀微微地颤抖了一下。然后，她一声不响地，将那张照片重新折好，塞回了行李箱的夹层里，拉上了拉链。
她转过身，看到站在门口的我，脸上没有一丝波澜，平静地对我说：“衣服都汗湿了，我拿去洗了。你刚回来，去沙发上歇会儿吧。”
她什么都看见了，却选择了什么都不说。
那种极致的平静，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扼住了我的喉咙。
那一刻，我非但没有坦白的冲动，反而生出一种被她看穿后的羞恼和愤怒。
我宁愿她大哭大闹，跟我歇斯底里，也好过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沉默。
10
退休后，我的生活重心几乎完全转移到了刘小莉那边。
赵阳和赵光都很争气，都考上了外地的重点大学，毕业后也分别在省城找到了体面的工作，一个进了银行，一个进了设计院。
我很为他们骄傲，觉得自己的心血和金钱没有白费。
逢年过节，他们回来，我便把老朋友们都叫到一起吃饭，在酒桌上唾沫横飞地夸耀：“我那两个儿子，现在都有出息了，在省城站稳脚跟了，比我强！”
朋友们都羡慕地看着我，纷纷举杯恭维，说我教子有方，晚年有福。
他们都以为我说的是赵博和他某个不成器的堂弟，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份荣光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而家里的赵博，从一所普通的本地大学毕业后，自己考了个公务员，在我们区里的一个清水衙门上班，每天过着朝九晚五、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
“爸，我不需要你操心，我也不想去什么大城市，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
他对我永远是这副不冷不热、敬而远之的态度。
我也懒得管他，甚至觉得他这样没出息，正好反衬出我另外两个儿子的优秀。
反正，他有他妈照顾，饿不着冻不着就行了。
11
随着年岁渐长，我的身体开始像一台运转多年的老旧机器，不断地发出警报。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一样不落地找上了我。
医生嘱咐我要戒烟戒酒，清淡饮食。
“卫东，你该去医院做个全面体检了，别不当回事。”孙静文不止一次地把切好的水果端到我面前，忧心忡忡地劝我。
“知道了，知道了，天天啰嗦什么！烦不烦！”我总是不耐烦地挥手打断她，觉得她是在诅咒我。
而在刘小莉那里，她更关心的是我每个月给的生活费有没有按时到账，关心我什么时候能把现在住的这套老房子过户到她名下。
“东哥，你看你，都老成这样了，还这么拼干嘛。钱是赚不完的，身体最重要。”她嘴上关心着，眼睛却在盘算着别的东西。
我不是不知道，我只是沉浸在自己编织了几十年的美梦里，不愿醒来。我宁愿相信刘小莉的虚情假意，也不愿面对孙静文那平淡如水的真实。
直到上个月，我六十八岁生日，刘小莉和两个儿子为我大张旗鼓地操办寿宴。
我喝了很多酒，在众人的吹捧中，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权势在握、意气风发的年纪。
酒过三巡，我站起来，正准备发表一番豪情壮志的感言时，突然感觉一阵天旋地转，左半边身子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手里的酒杯“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碎了一地。
“东哥，你怎么了！”“爸！”……尖叫声和惊呼声在我耳边响起，但我已经什么都听不清了。
在彻底失去意识前，我最后一个念头是：完了。
12
等我再次恢复意识时，人已经躺在了市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浑身插满了管子。
隔着厚厚的玻璃窗，我看到孙静文和赵博站在外面。
孙静文依旧是那么平静，只是眼角的皱纹在苍白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深邃。
赵博则是一脸漠然地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担忧。
不远处，刘小莉带着两个儿子也站在那里，三个人都显得局促不安，像三个走错了片场的群众演员，与这里的气氛格格不入。
孙静文没有看他们一眼，只是径直走到医生办公室，询问我的病情。
签病危通知书、办理各种住院手续、在缴费窗口一次性缴纳了十万块钱的押金，她处理得有条不紊，没有一丝慌乱。
当她从办公室出来，看到依然等在那里的刘小莉三人时，她停下了脚步。
“这里有我，你们可以回去了。”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力量。
“孙姐，我……我也想留下来照顾他，我……”刘小莉试图争辩，眼圈红红的，装出楚楚可怜的样子。
孙静文打断了她，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说：“他是我的合法丈夫，他的病，由我来负责。他的床，也轮不到你来守。请你们离开吧，不要在这里影响其他病人休息。”
刘小莉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她求助地看向我两个儿子，赵阳和赵光却都低下了头，不敢与孙静文对视。
最终，她还是咬着嘴唇，带着两个高大的儿子，灰溜溜地走了。
那一刻，躺在病床上的我，心里竟然涌起一丝荒谬的快意。
13
我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普通病房。
这期间，都是孙静文在床前无微不至地伺候我。
她给我喂饭、擦洗、按摩僵硬的肢体，做得比护工还要细致。她话很少，大部分时间只是默默地做着这一切，或者坐在床边看书。
赵博每天下班会过来一趟，放下带来的汤，站几分钟，问一句“今天感觉怎么样”，然后就转身离开，仿佛只是在完成一项例行公事。
刘小莉和那两个我引以为傲的儿子，只在我住院第二天，提着果篮来过一次。
他们被孙静文拦在了病房门外，说了不到五分钟的话。
我只隐约听到孙静文说：“医药费我们自己能承担，不劳你们费心。他现在需要静养，你们的好意心领了。”
从那以后，他们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只剩下每天几条公式化的问候短信。
我的身体在一天天好转，但心里却像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越来越不安。
孙静文的平静，像一层厚厚的迷雾，让我完全看不透。
我宁愿她指着我的鼻子痛骂我，也比现在这样死气沉沉的氛围要好。
这天下午，我的主治医生，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教授，拿着一叠报告单走进了病房。
“赵卫东的家属，你出来一下。”她看了一眼孙静文，表情严肃。
孙静文放下手里的书，跟着医生走了出去。
她们在走廊的尽头低声交谈着，我看不清她们的表情，只能看到女医生不停地在说，而孙静文只是静静地听着，偶尔点一下头。
我躺在床上，心里七上八下，疯狂地猜测着自己的病情。是脑子里长了东西？还是有更坏的结果？
几分钟后，孙静文独自一人走了回来，脸上的表情无悲无喜，和我生病前没有任何区别。
“医生怎么说？是不是很严重？”我急切地抓住她的手，声音因为中风后遗症而有些含糊不清。
“没什么，就是常规的中风后遗症，让你安心休养，别胡思乱想。”她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把我的手放回被子里，给我掖了掖被角。
可她的眼神，却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
那是一种饱含了怜悯、嘲讽和一丝解脱的复杂眼神，是我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
第二天，赵博又来了。这一次，他和孙静文在病房外面的楼梯间里，谈了很久。
我从病房门口看过去，只看到赵博的表情从最初的震惊、难以置信，慢慢变成了滔天的愤怒，最后，他的嘴角竟然勾起一抹说不清道不明的、近乎残忍的冷笑。
他推门进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一把冰冷的刀子，在我心上划过。
然后，他对孙静文说：“妈，我明白了。你受的苦，不会白受。”
14
那天夜里，我被噩梦惊醒，再也无法入睡。
病房里只开着一盏昏暗的壁灯，孙静文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打盹。
看着她斑白的两鬓和憔悴的侧脸，我终于鼓起了所有的勇气，问出了那个埋藏心底多年的问题。
“静文……对不起……”我沙哑地开口，“你……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她的身体轻轻一颤，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她没有看我，只是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沉默了许久，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的心猛地一沉，像坠入了无底的深渊。“是……什么时候？”
“从刘小莉给你织那件你穿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灰色高领毛衣开始。”她平静地回答。
我的大脑“轰”的一声，一片空白。那件毛衣……那已经是三十二年前的事了。我记得当时我还骗她说，是单位发的劳保用品。
“那你为什么……为什么从来都不说破？为什么能忍这么多年？”我的声音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孙静文终于转过头，正视着我。昏黄的灯光下，我第一次看清了她眼底深藏的东西，那不是软弱，不是麻木，而是一种近乎残忍的清醒和冷静。
“因为，我在等一个结果。”
“等……等什么结果？”我感到一阵窒息。
“等着看你什么时候能发现真相，让你亲眼看看，你用半生心血浇灌出来的，究竟是参天大树，还是毒草藤蔓；等你亲口尝尝，你引以为傲的所谓真爱和亲情，到底是什么成色。”她说着，从床头柜上随身带的那个老旧的布包里，拿出了一张折叠起来的化验单。
“什么真相？”
她顿了顿，将一张折叠起来的化验申请单放到我的手心，那纸张冰冷得像一块铁。
“这是你的体检结果，我已经看了，你自己也看看吧。”她不紧不慢的告诉我。
我死死地攥着那张化验申请单，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捏得发白。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我有点颤抖地打开化验单。
上面的查体结果，让我直接懵了，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