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陶斯亮和哥哥石来发的合影，一母所生，但命运判若天渊

1952年10月的广州火车站，23岁的石来发背着帆布包跳下车厢，四处张望。穿灰色中山装的曾志快步迎上来，声音有些颤抖：“孩子，辛苦了。”——简短的一句对话，凝结了母子二十三年的隔绝与思念。人群散去，月台上的这一幕被当年随行的干部悄悄记在日记里。多年以后，1998年的井冈山，这对母子再次被镜头收入同框，只是坐在合影里的两个人，一个早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医学专家，一个依旧在山野之间操持农活。这迥异的轨迹，源头还得回溯到战火最炽烈的二十年代。

1928年初冬，井冈山腹地寒风凛冽。红军不愿牺牲婴儿，把刚满月的石来发放到老乡赖凤娥家。曾志交出儿子时强忍泪水，她知道带着婴儿翻山越岭几乎是把生命推向绝境。留在山里的孩子得到了保全，可代价是母子天各一方。那一年，石来发姓氏随养父石礼保而改。

养父很快战死，养母病逝，石来发八岁起跟外婆相依。井冈山物产稀薄，靠乡亲们接济，小伙子早早学会插秧、砍柴、磨玉米，书却没机会读。贫苦的日子磨平了稚气，也锻出倔强。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能吃饭就行，不能叫别人饿着我。”

1931年，曾志在福州生下次子曾春华；1933年又添一子，只因经费紧缺被迫送养。第三次忍痛割爱，曾志只在心里暗暗记下孩子的生日。政治斗争残酷，她无暇多想个人悲欢。有人评价曾志“心够硬”，其实硬是被时代锻的。

转入抗战时期，曾志与陶铸并肩工作，1941年在延安迎来第四个孩子陶斯亮。延安相对安稳，这个小姑娘得到父母完整的关爱，也让革命岁月里多了几分稚趣。坊间常提到一次细节：陶斯亮三岁时拽着毛泽东的衣袖要糖吃，惹得窑洞里一片笑声。对长辈的印象，她后来只记得“大人们总在开会，总在写东西”，却很少陪她游戏。

抗战胜利后，形势急转。陶斯亮在保育干部杨顺清护送下辗转多地，依旧被照顾得无可挑剔。与哥哥们颠沛流离的童年相比，她的成长环境不可同日而语。解放战争胜利，陶斯亮顺利进入北医，立志学医救人。1950年代，她跟随专家奔赴基层防疫，用听诊器丈量祖国的脉搏。

1951年，井冈山区副区长柳辛林搜集线索，在乡村祠堂里找到石来发。消息送到北京后，已任妇联干部的曾志紧急向中央申请探亲。火车一路南行，她心口发紧：孩子是否怨自己弃他不顾？相见那刻，疑虑溃散。石来发没哭，只是低声说：“我知道自己是老乡养大的，没有谁欠我。”他的质朴让旁人唏嘘。

石来发拒绝随母进城。他把理由说得简单：“祖母在山里，乡亲在山里，我守着山，也守着情分。”几句话，确认了此后整整一生的方向。他当过生产队长，参加过林业站护林，工资不高，衣着粗布。他笑称自己“最大的奢侈是抽两毛钱一包的旱烟”。

曾志理解他的选择，却不放弃教育。她托人送来识字课本、农技资料，还留下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山路难行，石来发拎着收音机，晚饭后挤在篝火旁听新闻，仿佛和远方亲人保持某种默契。有人劝他“凭母亲关系进机关”，他摆摆手：“不合适，文化水平差，去了也帮不上忙。”话糙理直。

时间来到1965年，陶斯亮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度成为母亲骄傲。她日后在城市发展与卫生行政领域屡获要职，常被媒体称为“行动派市长”。有意思的是，公开履历里几乎找不到家世标签，她更愿意以专业立足。谈到家庭，她只说一句：“母亲教我先学会担当，再谈荣誉。”

1998年初夏，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策划合影活动，邀请烈士后代同框。陶斯亮推掉繁忙公务，从北京赶来。石来发照例穿旧夹克，早上五点就挑粪上山，合影前被工作人员临时拉去擦了把脸。相机快门按下那一刻，兄妹对视一笑，岁月的褶皱同时写在两个人脸上，却又完全不同。

照片公开后，很多读者惊叹：同母所生，如此悬殊。其实，两条道路皆有主动选择。石来发守山护林，从未抱怨；陶斯亮奔走城乡，亦未忘本。命运不是庄严的宣判，更像一盘棋，落子时环境限制了可走的格，但最终一步步仍需个人落子。

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曾志常把子女照片放在书桌前。右手边是穿白大褂的陶斯亮，左手边是握镰刀的石来发，中间夹着曾春华的军工厂工作照。家人劝她多歇，她摇头：“看着他们，心里踏实。”1973年，曾志病逝，遗愿只有一句：“后辈要诚实做人，别负井冈山。”

今日回看，那张1998年的合影仍静静挂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侧厅。游客匆匆走过，也许只用几十秒浏览，但背后的故事跨越了整整七十年。有人说石来发“平凡”，有人称陶斯亮“显赫”，两种评价都成立，也都不够。因为那段峥嵘年代赋予他们的共同底色，叫作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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