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父亲在1994年用九座破院子，亲手埋葬了我们全家。
那之后，我妈的哭声，成了那座老宅唯一的背景声。我曾像疯了一样冲他嘶吼：“它们就是一堆砖头和烂木头！你到底在里面看到了什么？”
他正用一块破布擦拭着一根布满灰尘的房梁，闻言，他缓缓转过头，眼神像看一个陌生人。
“我看到了根。”他平静地说，“一种你没有的东西。”
这句话，像一根刺，在我心里扎了二十五年。我拼了命地往上爬，就是为了向他证明，没有他那所谓的“根”，我能活得更好。
直到那天，一群不速之客开着锃亮的车，停在了胡同口。他们的西装像铠甲，皮鞋亮得能照出人影。为首的年轻人走到我父亲面前，他环顾着院子，脸上带着一种猫捉老鼠般的微笑。
“老爷子，”他开口了，声音客气得让人发冷，“守着这些回忆过日子，一定很辛苦吧？”
他没等我父亲回答，便拍了拍手，语气轻快地宣布：
“放心，我们是来帮您解脱的。”
01
1994年的夏天，北京像一口烧开了的锅，热气从柏油马路上蒸起来，把人的影子都烫得有点卷边。满大街都是“铛铛”的自行车铃声，还有推土机轰隆隆的怪叫。
那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在往前跑，只有我们家在往后退。
我父亲赵向东，一个中学历史老师，就是那个拽着我们家拼命往后退的人。
他那时候四十出头，人很瘦，背有点驼，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人的时候眼神总像是透过你在看别的东西。
他嘴里老念叨着什么“根”，什么“魂”，我听不懂，只觉得烦。
那天，他从外面回来，满头的汗，两眼却在放光。
那种光，我后来见过，是赌徒在押上全部身家时才有的光。
他没跟我妈刘桂兰说话，也没看我一眼，把自己关在小屋里，能听见算盘珠子“哗啦哗啦”地响，像在盘算一场要命的战争。
过了三天，我妈才从邻居嘴里知道，赵向东干了一件天塌下来的事。
他把我们家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又去银行贷了一笔想都不敢想的款，还在外面借了一圈高利贷，买下了鼓楼边上挨在一起的九座小四合院。
消息像一颗炸雷在我们家那间小平房里炸开。
我妈刘桂兰当场就瘫坐在了地上，她没哭，也没喊，就是脸白得像墙皮。
她看着赵向东，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挤出一句话：
“赵向东，你把我们娘俩给活埋了。”
我爸没看她，他低着头，擦着他那副永远也擦不干净的眼镜，声音很低，但很硬，像石头缝里挤出来的一样。
“桂兰，以后你就知道了。”他说，“这些院子，是老北京的命脉。留住它们，就是留住了根。”
“我不要什么狗屁的根！我要吃饭！我要你儿子赵平能抬起头做人！”
我妈终于哭喊了出来，声音尖利得像刀子。
她扑上去捶打我爸的后背，那声音“砰砰”的，像在捶一面潮湿的土墙，沉闷，没有回响。
我爸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任她捶打。
我躲在门帘后面，吓得浑身发抖。
看着我爸的背影，那个瘦削的、固执的背影，我第一次觉得他不是我父亲，而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可怕的疯子。
那九座院子，在1994年的时候，就是九堆没人要的破烂。
墙是歪的，瓦是碎的，院子里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
原来的住户都盼着分楼房，像是逃离瘟疫一样离开了那里。
只有我爸，像个捡破烂的，把它们当成了宝贝。
他签合同那天，对方是个脑满肠肥的家伙，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我爸。
他把那串沉甸甸的钥匙扔在桌上时，发出的“哐当”声，成了我们家未来二十五年所有噩梦的开始。
我爸拿起那串钥匙，手都在抖，他脸上的表情，混杂着狂喜和恐惧，像一个刚刚偷到了圣物的窃贼。
他不知道，他偷来的不是圣物，而是一副沉重到可以压垮他人生的枷索。
02
自从买了那九座院子，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过一天安生日子。
钱，成了悬在我们头顶的一把刀。
银行的贷款，外面欠的债，像两条恶狗，追着我爸的脚后跟咬。
他一个中学老师那点死工资，填进去连个响声都听不见。
为了还钱，他开始不要命地折腾自己。
白天上完课，晚上就去给一个老教授抄书稿，一抄就是半宿。
周末，他又去找些体力活干，去建筑队扛水泥，或者去给人通下水道。
一个戴眼镜的教书先生，混在一群光膀子的民工里，汗水把他的白衬衫浸成了黄褐色，看着既可笑又可悲。
我妈刘桂兰像是瞬间老了十岁。
她不再哭喊，也不再捶打我爸，她只是沉默。那种沉默比任何争吵都更让人窒息。
她开始疯狂地省钱，家里的饭桌上常年只有白菜豆腐，我一年到头也穿不上一件新衣服。
她会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买菜的时候为了几毛钱能跟小贩磨上一个小时。
她的手指因为长时间泡在冷水里洗洗涮涮，关节都变得粗大。
我们家那间小平房里，从此再也没有了笑声，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子债务和忧愁混合在一起的霉味。
父子之间的墙，也是从那时候砌起来的。
我上了中学，正是男孩子最要面子的年纪。
我的同学们穿着时髦的运动鞋，讨论着新出的游戏机，而我穿着我妈用旧布做的鞋，口袋里连买一根冰棍的钱都没有。
他们有时候会谈论谁家又搬了新楼房，谁家买了彩电。
每到这时候，我就感觉脸上火辣辣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有一次，一个同学问我：
“赵平，听说你爸买了好几套四合院？那你家是大富翁啊！”
旁边的人都哄笑起来。另一个同学撇着嘴说：
“什么四合院，就是一堆破平房，我姑家就在那片儿，耗子都比人多，听说你爸是个傻子。”
我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那天放学，我没直接回家，而是跑到了那片破院子。
我看到我爸正站在一个院子的房顶上，笨拙地用泥瓦修补着漏雨的屋顶。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看起来那么渺小，那么孤独。
他看见了我，冲我笑了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喊道：
“平平，来看爸的宝贝啊？”
我没理他，扭头就跑了。我一边跑一边哭，心里那股火烧得更旺了。
宝贝？那不是宝贝，那是我们全家的耻辱，是我们痛苦的根源。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去过那九座院子。
我恨他，也恨他那些所谓的“宝贝”。
03
日子就像那院子里的野草，割了一茬又长一茬，无穷无尽，没什么盼头。
我爸的背更驼了，像一张拉满的弓。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了那九个无底洞里。
他自学了木工和瓦工，我们家那本就不多的书架上，历史书渐渐被《房屋修缮指南》、《古代建筑结构》之类的书给占满了。
他下班后不再抄书稿，而是直接骑着他那辆破二八自行车，一头扎进胡同里。
他像个医生一样，给他的九个“病人”挨个诊断。
今天修这家的房梁，明天补那家的墙角。
他跟那些院子说话，抚摸着被虫蛀空的柱子，就像在抚摸一个病人的身体。
我妈刘桂兰的沉默越来越深。她的话越来越少，有时候一天也说不了三句。
她只是不停地干活，洗衣服，做饭，纳鞋底，仿佛只有让自己的身体忙碌起来，才能忘记心里的痛苦。
我们家的饭桌上，气氛总是很压抑。
我爸偶尔会兴奋地说起他又淘到了一块完整的老砖，或者学会了怎么给窗棂雕花。
我和我妈都低着头吃饭，没人接他的话。
空气里只有我们咀嚼食物的声音，和他一个人孤独的声音。慢慢地，他也不再说了。
有一次过年，亲戚来家里吃饭。舅舅看着我爸一身的土，叹了口气，说：
“向东啊，你这是何苦呢？那些破院子，趁着现在有人要，卖掉两间，把债还了，剩下的钱让桂兰和平平也过点好日子。”
我爸放下酒杯，眼镜片后面的眼睛看着舅舅，很认真地说：
“哥，那不是院子，那是活着的历史。卖了，就没了。”
舅舅摇了摇头，没再说话。一桌子人都不说话了。我妈默默地起身，走进了厨房。我听见了她压抑着的、细微的哭声。
那一刻，我对赵向东的恨，达到了顶点。
我觉得他不是在守护什么历史，他是在用一个虚无缥缈的借口，绑架我们全家，来满足他自己那种可笑的、自私的癖好。
他爱的不是我们，他爱的是那一堆砖头瓦块。
我上高中的时候，学校组织春游。我需要交二十块钱的费用。
我跟我妈要，她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和抽屉，才凑了十几块皱巴巴的零钱。
她看着我，眼里满是愧疚，说：“平平，要不……别去了吧？”
我什么也没说，拿着那十几块钱摔门而出。
我没去学校，而是第一次主动去找了我爸。他在一个院子里和泥，看见我，很惊讶。
我把钱扔在他脚下，冲他吼道：
“这就是你那些宝贝换来的！我恨你！”
他愣住了，手里的泥刀掉在了地上。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看见他那双因为长期干粗活而满是裂口的手，沾满了泥浆，在微微发抖。
那天晚上，他很晚才回来。他走进我的房间，把一个布包放在我床头，然后就出去了。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五十块钱，还有一股子浓浓的烟草和汗水的味道。
我握着那五十块钱，一夜没睡。
我不知道那笔钱是他又去扛了多少袋水泥换来的。我没有感激，只觉得更加屈辱。
04
考上大学那年，我选了离北京最远的一所学校。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没有一丝喜悦，只觉得像一只终于挣脱了笼子的鸟。
我要逃离这个家，逃离赵向东，逃离他那九座压得我喘不过气的院子。
我爸那天显得很高兴，甚至有些激动。他笨拙地拍着我的肩膀，反复说：
“好，好，我儿子有出息了。”
我妈躲在厨房里，给我收拾行李，我能听见她断断续续的抽泣声。
她舍不得我，但她也知道，离开，对我来说是唯一的解脱。
我走的那天，我爸坚持要送我到火车站。
他扛着我的行李，走在我前面，他那已经不再挺拔的背影，在拥挤的人潮里显得那么单薄。
他给我买了一瓶汽水，笨手笨脚地拧开，递给我。
在站台上，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
“平平，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他说，“别省着，钱不够了就给爸打电话。”
我捏着那个厚厚的信封，没看他，只是“嗯”了一声。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从车窗里看到他站在原地，一直冲我挥手，直到他的身影变成一个小黑点。
那是二十年来，我第一次觉得，他的背影有些凄凉。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我拼命地学习，拿奖学金，去做各种兼职。
我不想再花他一分钱。我学的金融，一个和历史、和老房子八竿子打不着的专业。
我要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我要把我从小到大缺失的一切都弥补回来。
我和家里的联系，只有偶尔的电话。
每次都是我妈接，问我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
她会把电话递给我爸，我爸接过电话，我们俩总是沉默。
“喂？”他说。
“喂。”我说。
“……在那边还习惯吧？”
“嗯。”
“……钱够花吗？”
“够。”
然后就是更长久的沉默，直到他最后说一句“那你妈跟你说吧”，就把电话又给了我妈。
我们父子之间，好像除了钱，已经无话可说了。
后来，我从我妈的零星话语里知道，胡同里的邻居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院儿王”。
这个外号带着七分嘲笑和三分敬佩。
他们嘲笑他是个守着破烂的傻子，又不得不佩服他那股子傻劲儿。
据说，他把那九个院子打理得井井有条。
每个院子的门牌号，他都用旧木头重新雕刻了一遍。
院子里的石榴树、枣树，都被他养得很好，每年都会结很多果子，他都分给剩下的老街坊。
他成了那片胡同里一个奇怪的符号。
一个活在过去的人，一个与周围拔地而起的高楼格格不入的影子。
毕业后，我留在了南方的一座大城市，进了一家证券公司。
我像一头发了疯的狼，扑进了资本市场。
我熬夜，加班，研究数据，几年下来，我真的赚到了钱。
我买了车，买了房，穿着昂贵的西装，出入高档的写字楼。
我以为，当我拥有了这一切，我就可以彻底摆脱过去的阴影。但没有。
我时常会在午夜梦回时，看到我爸站在屋顶上，夕阳把他孤独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赚到的钱越多，心里的那个洞就越大。
我开始明白，我想证明的，不是我比他强，而是想证明，他是错的。
05
2019年，我三十六岁了。
这一年，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辞掉了南方的工作，回到了北京。
我妈在电话里高兴得直掉眼泪，我爸还是一如既往地沉默，只说了一句：“回来就好。”
我开着我的宝马车，回到了那条熟悉又陌生的胡同。
胡同口变得更窄了，两边停满了各种汽车。推土机的轰鸣声比二十五年前更响，更急。
我们家还是那间小平房，只是更破旧了。我妈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她看到我，看到我的车，激动得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我爸也老了。他的背几乎弯成了九十度，脸上的皮肤像老树皮一样干瘪。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有欣慰，有陌生，还有一丝……失落。
那天晚上，我提议卖掉两套院子。
“爸，现在这房价，跟二十五年前不一样了。”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很平静，“随便卖两套，我们就能换个大房子，剩下的钱，够你和我妈舒舒服服地养老了。你也不用再那么辛苦了。”
我妈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她看着我爸，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这二十五年的苦日子，她受够了。
我爸沉默了很久，他抽着烟，烟雾缭绕着他苍老的脸。
“平平，你是不是也觉得，爸这辈子做错了？”他突然问我。
我愣住了。我没想到他会这么问。
“我没说你错了。”我回避着他的目光，“我只是觉得，没必要再这么苦下去了。你守了它们二十五年，够了。”
“不够。”他掐灭了烟头，声音不大，但异常坚定，“只要我还活着一天，我就得守着它们一天。”
我和他吵了起来。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和他吵架。
我把我这些年所有的怨恨、不解和委屈，都吼了出来。
“你守着它们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你看看你，看看我妈，看看这个家！你为了这几堆破烂，毁了我们一辈子！”
我爸没有反驳，他只是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悲哀。
“你不懂。”他说，“你从来就没想过去懂。”
那场争吵不欢而散。我妈在一旁偷偷地抹眼泪。我觉得我爸简直是不可理喻，他已经被他那些破院子给迷了心窍，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偏执狂。
我觉得他不是在守什么根，他是在守着自己的一个执念，一个已经跟现实脱节的、可悲的执念。
我甚至怀疑，这二十五年的苦难，是不是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一旦剥离，他自己也会跟着散架。
06
我没有放弃。我开始频繁地回家，用我那套金融从业者的逻辑，给他分析利弊。
我做了详细的PPT，用数据告诉他，如果二十五年前他把那笔钱投入股市或者别的领域，现在会是什么样的回报。
他每次都静静地听着，不插话，也不反驳。
等我说完了，他就端起他的茶杯，喝一口茶，然后说：“说完了？说完了就吃饭吧。”
他就像一堵墙，油盐不进。我的所有理论、所有数据，在他那简单而固执的信念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那段时间，胡同里开始变得不平静。一些墙上被画上了红色的“拆”字，像一道道狰狞的伤口。开发商要对这片区域进行整体改造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剩下的每家每户。
老街坊们的心都活了。他们聚在一起，讨论着补偿款，憧憬着住进新楼房的生活。
整个胡同都笼罩在一种既兴奋又焦虑的气氛里。只有我爸，像个局外人。
他照样每天去他的院子里转悠，给花浇水，给鱼喂食，修补着松动的砖瓦。仿佛外面世界的喧嚣，都与他无关。
我更着急了。我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
如果这次抓不住，我们家可能就真的要抱着这九个院子，烂在这个时代里了。
我甚至去找了高利贷的后人，他们早就成了正经商人，拿着当年的借条，表示只要赵向东肯卖房，他们愿意作为中间人帮忙联系最好的买家。
一切都像疯了一样，所有人都盯着这块肥肉。
一天下午，我再次去找我爸。他正在一个院子里，站在一个梯子上，认真地擦拭着一扇雕花的窗棂。那窗棂上的花纹很复杂，看得出他花了很多心思去修复。
阳光透过石榴树的叶子，斑驳地洒在他身上。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好像有点明白，为什么他会说“你不懂”了。
就在这时，胡同口传来一阵引擎的轰鸣声。声音由远及近，最后停在了院子门口。
我回头看去。几辆黑色的、擦得锃亮的奥迪车堵住了本就不宽的胡同。
车门打开，下来一群穿着黑色西装的人。
为首的是一个年轻人，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
他穿着剪裁得体的名牌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一种职业化的、充满自信的微笑。
他们径直朝我们这个院子走来。
我爸也听到了动静，他从梯子上慢慢爬下来，疑惑地看着这群不速之客。
那个年轻人走到我爸面前，目光快速地扫视了一下这个虽然陈旧但干净整洁的院子。他的眼神里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轻蔑，仿佛在看一件即将被处理掉的旧家具。
他冲我爸伸出手，但我爸没有握。他只是把沾满灰尘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年轻人也不尴尬，他自然地收回手，微笑着开口了，声音很客气，但语调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强势。
“老爷子，辛苦您守了这么多年。我们是未来城建的，负责这片区域的整体开发。”
他顿了顿，目光越过我爸，扫过那九座彼此相连的院门，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我们来谈谈拆迁补偿。这么说吧，老头，这几套房子的价值，你根本想象不到！”
07
那句话，像一块石头砸进死水里，炸起了滔天的水花。
我妈刘桂兰正好从屋里出来，听见了这句，她整个人都僵住了。
“多……多少？”她颤抖着声音问，脸上是一种混杂着恐惧和狂喜的表情。
那个姓高的年轻人笑了笑，他没直接回答，而是从身后助理的手里拿过一个文件夹。
他打开文件夹，抽出几页纸，递给我。
“赵先生是吧？您是文化人，应该看得懂这个。”高总对我说。
我接过那几页纸，只看了一眼，我的手就开始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