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那年冬天,中央发了一封急电,点名让罗东进赶紧回北京。
电报上没写太多,只一句:立刻返京,有紧急事务。
没人明说他爸病重,但谁都能猜到,事不寻常。
罗东进当时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念书,学的是导弹工程,课业重得很,平时很少能请假。
他手握电报时,整个人一愣,心里咯噔一下,一句话没说,扔下书本就直奔火车站。
火车一站接一站地往南开,车厢里人多又闷,窗外白雪压枝,他一路上几乎没合眼,只盯着玻璃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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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北京那一趟,他眼圈已经红了。
他不是没想过见到父亲那一刻该说什么,但脑子里全是乱的。
可真到了医院,气氛冷得像冰窖。
病榻上的罗荣桓,脸色苍白,眼窝深陷,说话气若游丝。
可当他睁眼看到儿子,第一句话不是“你来了”,而是:“你怎么回来了?”
一句话,像刀子一样扎在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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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床前没哭,罗东进咬着牙说:“学校批了假,我回来看看您。”话没说完,罗荣桓已经皱眉:“国家正缺你们这些人,你现在回来干什么?赶紧回去学习!”
旁边的护士和医生都愣了。
儿子从千里之外赶回来,父亲却不让他待。
不是不讲亲情,是这人一辈子就认一个理:国家的事最要紧,家里的情先放一边。
从小到大,罗荣桓就不是个惯孩子的父亲。
早在罗东进刚出生那年,林月琴还没出月子,部队就得紧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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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实在没法带着婴儿跑,只能把儿子寄养在老乡家。
那时候不是没人提议说安排几位战士护送孩子转移,可罗荣桓一口回绝:“兵力紧张,哪能为孩子分人?”林月琴眼圈红了,但也点头:“就这么办吧。”
等到几年后局势稍稳,罗东进才又回到母亲身边。
但日子也没好过多少,每次日军扫荡,林月琴都得把孩子托付给老乡躲避。
罗东进后来回忆,说他小时候吃的大多是老乡嚼碎了再喂他的。
那年月,谷壳磨面、红薯掺糠,能吃饱就是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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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是这么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调皮的时候也不少。
有一次战场打完仗,战士们缴了些战利品,有人拿了个防毒面具给东进玩。
孩子戴着面具在村口吓唬别的孩子,结果弄哭了一堆。
罗荣桓知道后,脸都黑了,当场训话,还关了东进一天禁闭。
后来进了北京,日子稍微宽裕点,林月琴给东进买了顶棉帽子,他嫌不好看,说想要皮帽子。
林月琴本来想哄着满足他,结果被罗荣桓一顿批评:“你还小就讲究穿戴,长大了还得了?林月琴同志,你得多关心孩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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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离家远,东进每周才回一次家,有时候坐车回来。
罗荣桓知道后,立马叫停:“工作用的车不能拿来接送孩子。”他当着孩子们的面说:“你们不是小孩子了,该坐公交就坐公交。”工作人员本来想替孩子说几句,他一句话顶回去。
那年冬天,东进和妹妹放学晚了,错过了末班车,俩人走了十几公里才回家,一身汗,一脸冻红。
罗荣桓看着他们进门,先是皱眉,听完经过却点了点头:“就该这样,别怕吃苦。”
这些碎碎的家事,说起来没什么惊天动地,但拼起来就是那一代军人生活的底色。
罗荣桓不是不会疼人,他只是不愿意把感情放在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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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辈子带兵,懂得纪律比天大,哪怕是自己的孩子,也一视同仁。
1959年,东进考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在那儿,他像换了个人一样,天天泡在实验室里。
老师说他品学兼优,还带着点军人气质。
可惜天不遂人愿,正当他学得起劲时,一封急电打乱了一切。
北京那十几天,他守在父亲病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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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有时候醒,有时候昏迷,清醒时也不让他说太多。
最后一次醒来,他只说了一句:“你不应该回来。”然后闭眼再没睁开。
没人知道这句话他是不是后悔说了,但他从来没改过这个态度。
罗东进也没争辩,只是点头。
后来他回去继续念书,几年后走上了军事科研的路,干了一辈子,也没离开过那个战线。
林月琴没再多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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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知道,丈夫就是这样,从年轻时就这样。
那年他们刚结婚没几天,罗荣桓就被调去前线,连婚礼都没办。
孩子出生,他也不在身边。
可她从没怨过他,因为她知道,这人心里装着的,不只是一个家,是整个国家。
罗荣桓去世的时候,没留下什么财产,也没给孩子安排什么后路。
他留下的,只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规矩和一份清白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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