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她只在生儿子的那天，笑得像个母亲。
我是家里的第七个女儿。
我出生那天，邻居来看我妈，端起刚坐月子的她一句话没说，只看见她眼神空空地盯着天花板。
她没看我，也没摸我。
她只说了一句话：“还是女的啊。”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像被判了无期徒刑。
1
我叫程七里。
是的，排第七。
前面是程一枝、程二宝、程三棱、程四季、程五倍、程六月，后面，还有个程归元。
归元是我弟。
我妈终于在第八胎的时候如愿以偿。
她给弟弟取名那天，满脸红光，说“这名字好，归根，归脉，归宗。”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她没叫我进去。
那天她坐在炕上剥红枣，屋里摆着五碗红糖水鸡蛋，七个女儿没一个吃过，归元才刚出生，就有。
我爸在屋外放鞭炮，嘴里喊着：“我们程家，终于有传人了！”
我妈那天的笑容，是我记忆里唯一一次见她笑得那么像个妈妈，我见过邻居家东东的妈妈对他就是那么笑的。
我站在门口，只觉得冷。
那年我六岁，已经能独立洗碗、照顾生病六月，还会烧一锅不夹生的饭。
我站在那个门口站得久了，手里的洗碗布冻成硬的。
后来，我开始讨厌糖水鸡蛋。
不只是讨厌那味儿，是怕它。
因为那代表着，这家有人被当人看了，而那个人不是我。
我妈是村里有名的“中医后人”。
说是后人，其实就是外公是个老郎中，我们家客厅里有张药柜，抽屉上刻满了草药名字，偶尔会有人过来买点草药。
她每次怀孕，就用黄芪炖母鸡，还会偷偷把红花藏起来，说是“用得着的时候才拿”。
我妈不识几个字，但一口气能念出三十种安胎药。
她最常说的是“这回应该是个儿子了”。
我出生那天，她没看我，也没摸我，仿佛她早就知道这胎还是女儿。
邻居来道喜，她只是盯着天花板，说：“还是女的啊。”
我爸没说话，只丢下一句“生了这么多回怎么还是女娃娃。”就出门了。
我的名字早取好了，本来不叫七里。
我妈怀我时迷上了一味草药，叫女贞子，温补肝肾，对女孩子好。
她想给我取名程贞子，甚至打好了红纸的名字贴。
可我出生那天，她撕了那张纸，把柜子上那张写着“七里香”的药签一扯，夹在我户口本上。
于是我叫七里。
跟香没关系，只是排行第七。
2
家里穷，但我妈总说“你爸能干，等有个儿子，一切都好了。”
所以她拼了命地生，生完就干，干完就再怀。
有时我觉得她不是真的在养孩子，而是在赌一个盼头。
只是，我们这些不中用的女儿太费粮了，也太碍眼。
我记得很清楚，我七岁那年，二宝发高烧，我妈没带她去医院，只让她喝蒲公英熬的苦水，说“女娃娃身子弱，活该”。
二宝那次烧得不轻，后来脸就歪了点，一笑就歪一边。
而归元，一咳嗽就抱去了县医院，吊了三瓶水，还打了进口针。
回来那天，我妈抱着他，一口一个，“我命都在你身上”。
我那时正在洗尿布，水太冷，冻破了皮。
我咬着牙搓完那块尿布，心里只冒出一个念头：要是我不是我妈生的该多好。
我八岁那年，三棱跑了。
她在一个秋天的晚上，从粮仓窗口跳出去的。
我爸出去找了一夜，回来骂我妈：“你生的这些东西，一个比一个没出息！”
我妈也骂：“都怪你没能耐，我要是早能生个儿子，早都不用操这份心！”
她骂完，就开始摸肚子。
她那时候已经怀了归元。
那是她最安静的一段时间。
她天天捧着佛珠坐在火塘边，不做饭，也不骂人，连四季偷了油糖都没动手。
她安静得像是个等判决的囚犯。
终于，她那天喊出声了——“是个儿子！是个儿子啊！”
接下来的日子，我妈就像变了一个人。
她不再骂我们，也不再动手，只是冷。
彻骨的冷。
那种冷，不是用皮带抽你一顿就能散的，是从眼神里一点点卸下你存在的感觉。
她眼里只有归元。
归元不吃饭，她骂我们不好好给弟弟喂饭。
归元不睡觉，她打我们，让我们赶紧洪弟弟睡觉。
归元咳嗽，她骂我们晦气，嘴里振振有词“一屋子全是女娃，阴气太重”。
程家的女儿，从那天起，变成了归元的仆人。
3
我十五岁那年，没考上高中，可我还想继续念。
我妈说“没考上正好，女娃读啥书？打工赚钱还能补贴家里，最后还不是得嫁人？家里也供不起你”。
我爸默不作声，只说“归元以后是一家之主，让归元做决定。”
那天我默默站在门口，看着才十一岁的归元嘴里含着麦芽糖，一边玩弹弓，一边说：“让她去打工呗，我可不想天天看到她，我们家姐太多了，看着烦。”
那天晚上我是一个人走的。
我带着藏在墙缝里攒了两年的八十块钱，坐上晚上八点的大巴车，去了市里。
没人送我。
我知道他们不会送。
因为我不是他们要留住的那一个。
我以为离开就是自由。
结果在车站门口站了一晚上，差点让人拐走。
那天早晨六点，我背着双肩包坐在车站台阶上，不知道何去何从。
我怀里揣着从家里带出来的黑色塑料袋，那里面是我唯一两套衣服，饿得晕了几次，硬撑着不睡。
来搭话的，有卖早点的，有拉黑活的，还有问我要不要去洗脚城的。
最后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把我从马路边拉回来了。
她说：“我们是不是见过，涂山镇的，家里是不是卖草药的？我在你家买过一回草药。”
我警觉地点头，她掏出身份证，说她叫黄阿妹，在市一中当后勤。
她带我去她家，住了两天，没让我干活，听了我的遭遇，只问了我一句话：“你真想读书？”
我点头。
她说：“那你去试试省二中的补录吧，离我们学校近。”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她差点迟到被扣钱，只是因为不放心把我一个人扔在街头。
再后来，我进了省二中的预科班。
二中补录的名额不多，而且都是些不服输的“杂牌军”。
我当时的数学刚过及格线，语文凭借作文拿了高分，这样的话才勉强混了进去。
我不比别人聪明，只是比别人更明白，退无可退。
在二中的那段时间里，和我同班的女孩子周末去逛街，我在隔壁的饭店洗碗换生活费；
别人用三星手机、触屏机，我用的是打工换来的老式诺基亚。
日子虽辛苦，但很快乐。
我常常看着宿舍角落的被褥，告诉自己：我一定不能回去。
高三那年，我收到了第一封信。
是我爸写的。
信封上写着“程七里收”，字迹潦草，邮戳是家镇的。
我没拆。
那是我“逃”出来两年多，家里第一次找我。
又过了一阵子，黄阿姨在食堂门口叫住我，说：“你妈来了，正在后门等你。”
我说：“我不见。”
她愣了两秒，低声说：“她眼圈红了一圈，说你弟生病了。”
来不及了，正当我准备进去的时候，我妈出现在我面前。
4
我妈坐在保安室外面的石凳上，穿着那件藏青布袄，脚边放着一篮苹果和一盒不知哪来的安宫牛黄丸。
她看着我，脸上的褶子像抽了筋一样往里收：“七里……”
我没有回应她。
她呆了一下，低声说：“你弟盲肠炎，医生说要住院，家里现在……”
我看着她那双一直抠手心的手，忽然觉得陌生。
我说：“你来，是想让我给你们钱？”
她没说话。
我帮她说完：“你不是说，女儿是赔钱货吗？”
她站起来，声音发飘：“七里，你弟现在命悬一线……你是他姐啊。”
我冷笑：“我没姐，那他也没姐。”
她一下愣住了。
我说：“你记得吗？我们小时候发烧，你就让我们喝蒲公英水。”
“二宝的脸是你耽误的，三棱是你逼走的，四季那年被送去隔壁省表嫂家的馆子洗碗，她才八岁。”
我盯着她眼睛，语气没变：“你是归元的妈，不是我。”
她抬手想抓住我，碰到衣角那一瞬间，我像被烧到一样甩开。
我走的时候，她站在门口喊了一句：“我没把你生坏，我只是太想要个儿子了！”
我没回头。
高考那年，我考了全市前一百，拿到了省医大的录取通知书。
志愿全是我自己填的，中医学专业。
黄阿姨问我：“你不恨你妈吗？”
我说：“恨。可我不想因为她，把这点骨头上的天赋浪费了。”
我是真的懂药的，从小耳濡目染，抬手就知道哪味药偏寒，哪种根茎煎久一点效果才够。
我一开始报医学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彻底断掉她的控制，再也不想回那个家。
我不想成为她的反面，我想活得跟她无关。
大学五年，我几乎没回家。
大四那一年冬天，我跟随着师父实习，义诊的地点刚好是家镇，那天人很多，有个老太太咳嗽不止，被村医诊为“慢性咽炎”，我一听症状，觉得不对。
问了两句，改了诊断，换了药，后来证实是早期支气管炎。
义诊的第三天，我妈来了。
她在一旁围着人群站了很久，没挤进来。
我也假装没看见她。
为期一周的义诊结束后，我和师兄师姐收拾行囊准备离开家镇，她穿过人群，往我手上塞了样东西。
是我们七姐妹小时候的合照，那时候还没有归元，我听三棱说那天是一个外国人拿着相机，路过我们家给我们免费拍的照片，那时候我还很小。
照片太久了，皱皱巴巴的，还有点脏。
她低声说：“你小时候其实长得很像我。”
我说：“像你又怎么样？”
她没回话，只是看着我，看了好久，像是想记住我现在的样子。
那天她没提弟弟。
我知道，她不是后悔了，只是老了。
她赌了一辈子，押在了最后一胎上。
可她不知道，那些她不要的女儿，才是她最后唯一能靠得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