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临摹毛主席书法，李讷观摩后感叹：是真迹！激动握手久久不放

2013年12月的一个清晨，北京西单附近气温逼近零度，室内却因为一幅《长征·七律》热闹起来。李讷拿着放大镜，几次凑近字里行间，忽然抬头，用带着湘音的普通话断定：“真的，真的，像父亲写的一模一样！”说完，她伸出手握住作者李坤泽，足足半分钟没松开。

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毛主席的笔迹“骗”过她的眼睛。可那一刻，李讷的神情与二十年前在河南郏县看到父亲手迹时几乎相同——先是惊喜，随后是追忆。李坤泽不好意思地解释：“是临的。”李讷笑道：“能临到我分不出真伪，也是本事。”

把时间拨回1966年。李坤泽出生在河南商水县，那是个连灯光都透着墨香的书香家庭。五岁起，他跟着父亲摹《九成宫》，写欧楷。部队生涯让他第一次系统接触毛主席诗词，气势磅礴的行草击中了年轻人的心。1991年，他决定潜心研究毛体，自此十年如一日，一页一页临，一笔一笔琢磨，“墨磨穿铁砚”并非夸张形容。

毛主席的字缘何让后人如此着迷？得从老人家少年入私塾说起。1898年前后，他在湘乡私塾抄《古文观止》，临《礼器碑》，师承钟繇，却又早早抛开束缚。到革命年代，战地行军桌子是膝盖，毛笔蘸烟灰也要写，笔画奔放，行气贯通。

1955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即将竖起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组在领袖递来的几幅信笺中反复比较八个字的排列。有工人嘀咕：“这么拆开重新排，会不会破坏行气？”雕塑家刘开渠给出办法：先放大，再用手工修飞白，保留笔锋原味，难题迎刃而解。“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自此悬于广场中央，风吹雨打依旧劲挺。

四年后，1959年秋，毛主席从黄炎培处借来王羲之真迹。工作人员回忆，老人家工作间歇就端坐灯下，对照真迹描摹，常常把饭菜晾凉。黄炎培电话追问是否该归还，主席只回一句：“期限到，今天务必送回。”书法痴迷，可分寸分毫不乱。

另一件人人熟知的作品是“为人民服务”。1944年秋，张思德追悼会上，主席写下五个大字，随后被镌刻在新华门影壁，也印成无数像章。它不只是一句话，更像精神坐标。有人统计过，新中国前二十年里，这五个字出现频率位列所有标语第一。

正因为影响深远，“毛体”作为独立书法门类很快成形。1963年，山东学者贺惠邦最先提出“毛体”概念；1996年，潍坊有了全国第一家毛体研究会；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一卷两千零八米的毛体长卷刷爆国内外媒体。高峰时，全国大小毛体社团超过二百家，作品展几乎月月不断。

李静的故事常被青年书家提起。1950年，这位曾在朝鲜战场负伤的女兵回国领奖，毛主席握着她的手说：“你也姓李，是我的女儿。”从那以后，李静写字只学毛体，几十年后在历史博物馆举办个人展览，标题就叫《毛泽东思想光照千秋》。她用笔墨寄托对“父亲”的敬意。

国外同样有人迷恋这种线条。泰国前国会主席颇钦·蓬拉军收藏不少毛体条幅，他最喜欢毛主席引用的“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与李坤泽见面时，他略带兴奋地说：“东方必胜。”李坤泽顺手写下“东方压倒西方”，对方连呼“perfect”，可见魅力不分国界。

临摹达到真假难分，也引发新的讨论：怎样划定“真迹”与“再创作”的界线？国家档案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数字扫描原件，分辨率逐年提高，一旦有人拿复制品冒充真迹，专家只需比对“飞白”微痕便能见分晓。保护原件，不是为了排斥临摹，而是为了给后人留一把最原始的标尺。

近几年，小学书法课陆续把毛主席诗词列入范本，孩子们握着硬笔写“红军不怕远征难”，锋芒收敛，气口尚在。业内评价，这种“硬笔毛体”既保留运笔节奏，又符合现代书写习惯，是对传统的一次适应性延展。

诚然，毛体风潮中不乏浮躁之作，动辄标价高昂，甚至套用“国礼”噱头。但真正的好作品，还是要像李坤泽那样，沉下来，摹骨架，悟气韵，再融入个人性情。只有这样，写出来的线条才有呼吸感，不是一味模仿，而是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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