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结婚七年，我最大的成就是成了傅家最称职的保姆。
直到那天餐桌上，四岁的儿子用德语对我说：“你不配当我母亲。”
我放下碗筷，用比他更流利的德语回应：“巧了，我也这么觉得。”
起身离开时，我瞥见丈夫傅严震惊的表情。
他永远不会知道，我大学时最好的朋友来自柏林。
第一章
消毒水的味道弥漫在医院的走廊里，我攥着早孕检测报告，手指在那两道红杠上反复摩挲。傅严当时就站在我身边，接过报告只看了一眼，眉头便舒展开来，难得地露出了笑容。他那时年轻，西装笔挺，意气风发，搂着我的肩膀说：“小曼，生下来，我们结婚。”
那是七年前，我二十五岁，刚刚拿到心仪已久的德国一家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专业是梦寐以求的微生物研究。导师是我努力争取才得到的业内权威，前途似乎一片光明。傅严的笑容和那句承诺，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将我所有关于未来的规划，从德意志的土地上硬生生拽回了这座繁华而冰冷的城市。
我们的婚礼办得仓促却足够盛大，符合傅家在当地的脸面。婚后，我自然没能去成德国，学业就此中断。孕初期反应剧烈，我吐得天昏地暗，傅严那时还会耐心地陪在我身边，替我拍背，眼里有关切。随着肚子一天天变大，他变得越来越忙，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身上的烟酒味有时会盖过原本熟悉的古龙水气味。
傅思勉，我们的儿子，在次年冬天出生。名字是傅严取的，寓意“勤勉思进”。他希望儿子能继承他的精明与果敢。产房外，他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小生命，喜悦是真实的。但那份喜悦，似乎更多聚焦在“他傅严有了继承人”这件事上。
月子坐得并不舒心。婆婆以照顾我为名搬了进来，实则将傅家的一套规矩也带了进来。孩子不能抱太多，会惯坏；母乳够不够，要不要添奶粉；我产后恢复慢，在她口中成了“娇气”。傅严起初还会调解两句，后来便愈发不耐烦，常以工作为借口，躲进书房。
思勉三岁前，还算与我亲近。他会咿咿呀呀地扑进我怀里，会用小脸蹭我的脖子。转折发生在他三岁半，被认定为“智力超常”之后。幼儿园的老师，乃至后来请来的专业评估师，都惊叹于他的记忆力和逻辑思维。傅严的得意溢于言表，仿佛儿子的“神童”光环，完全印证了他基因的优越。
就是从那时起，傅严开始全面接管儿子的教育。他高价聘请了各种家教，外语、逻辑、乐器，将思勉的时间塞得满满当当。德语，是傅严力主学习的重点，他说这语言严谨，利于思维塑造。而我，这个只有普通本科学历，为了家庭放弃深造的母亲，在他眼中，渐渐失去了参与儿子教育的资格。
“你就照顾好家里的起居饮食，教育的事，我来。”这是他常说的话。
家，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的诡异场所。傅严是决策者、教育者，我则是执行者、服务者。思勉在他的影响下，看我的眼神也慢慢变了，从依赖到平淡，再到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视。他学会了用德语和父亲流利地交流，那些我无法理解的音节，成了他们父子之间无形的屏障，而我，被隔绝在外。
我曾试图反抗，在一次傅严抱怨我做的菜油腻时，我忍不住争辩：“我以前也是拿过奖学金的人，不是为了当保姆才嫁给你。”
傅严当时正在看手机，头都没抬，轻笑一声：“保姆？傅太太的身份，多少人求之不得。再说，培养思勉，不就是你目前最大的价值体现吗？”
那句话像一根冰锥，扎得我心口生疼。我最大的价值，就是生了一个天才儿子，并且负责维持这个天才儿子的基本生存需求。
思勉四岁后，情况变本加厉。傅严甚至将每周三我和儿子单独相处的时间，从半天压缩到短短三十分钟。那三十分钟，也常常在思勉的不耐烦和敷衍中度过。
我精心准备的蛋糕，他会说太甜；我挑选的玩具，他会说幼稚。他会当着我的面，用德语向傅严提问，即使傅严并不在场，仿佛那是一种彰显优越的习惯。
而傅严，偶尔看到这一幕，只会用一种近乎纵容的语气说：“瞧，思勉的德语又进步了。”
我就像一个局外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骨肉，被另一个人塑造成陌生的模样，并且用我无法企及的知识，将我越推越远。疲惫感，像潮水一样，在无数个夜晚将我淹没。但看看这宽敞明亮的房子，看看儿子那张聪慧却冷漠的小脸，我总告诉自己，也许这就是代价，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总得有人牺牲。
只是我没想到，这场牺牲，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换不来。
那是一个普通的傍晚，和往常并无不同。我做了四菜一汤，摆上那张昂贵的红木餐桌。傅严坐在主位，浏览着财经新闻。思勉坐在他旁边，摆弄着一个复杂的魔方。
我解下围裙，坐下，给他们盛饭。
思勉忽然抬起头，看向傅严，用清晰的、带着孩童特有清脆的德语说道：
「Sie ist es nicht wert, meine Mutter zu sein.」
（她不配做我母亲。）
空气仿佛凝滞了一秒。餐厅里只剩下吊灯流淌下的光晕，和窗外模糊的市声。
我拿着碗的手，僵在半空。
我听得懂。大学时，我最好的室友来自柏林，我们形影不离，那几年，我不仅熟练掌握了德语，甚至对她的家乡口音都无比熟悉。这件事，我从未刻意对傅严提起，而他，也从未问过。
傅严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一丝微妙的神情，那不是惊讶，更不是斥责，反而像是……一种默认，甚至带着点难以言喻的赞许，仿佛在说“我儿子果然犀利”。他大概以为，这又是思勉从某个德语读物上学来的新句子，用来炫耀。
他甚至还瞥了我一眼，那眼神似乎在观察我的反应，一个“听不懂的局外人”的反应。
见我没什么表情（我只是愣住了），他便也顺着思勉的话，用一种理所当然的、平淡无奇的语调回应，像是陈述一个既定事实：
「Ihre einzige Funktion ist es, uns zu dienen. Zum Glück hast du nicht ihre Gene geerbt.」
（她唯一的作用就是伺候我们。幸好你没遗传她的基因。）
那一刻，我清楚地听见心里有什么东西，“咔嚓”一声，断了。
不是愤怒的咆哮，而是彻底的、死寂般的冰冷。
七年婚姻，四年为母，我所有的付出，所有的隐忍，在丈夫和儿子眼中，不过是个带着劣质基因的、有用的仆人。
我缓缓地、缓缓地将那只盛了一半的碗，放回了桌上。瓷碗与桌面接触，发出轻微却刺耳的“叮”声。
傅严和思勉的目光，终于都集中到了我身上。思勉的小脸上，带着一丝恶作剧得逞般的、等待父亲夸奖的得意。傅严的眉头则微微蹙起，似乎对我突然停下盛饭的动作表示不满。
我抬起头，目光掠过傅严，最终定格在儿子那张与我有着几分相似，此刻却写满傲慢的脸上。
然后，我笑了。不是开心的笑，而是一种极度疲惫后，带着浓浓嘲讽的、冰冷的笑。
我用比思勉更标准、更流利，甚至带着一丝纯正柏林口音的德语，清晰地说道：
「Da stimme ich dir vollkommen zu. Eine Mutter, die so verachtet wird, sollte es wirklich nicht sein.」
（我完全同意。一个如此被轻视的母亲，确实不该再做下去了。）
话音落下，餐厅里陷入了真正的死寂。
思勉脸上的得意瞬间冻结，取而代之的是巨大的惊愕和茫然，他似乎无法理解，这个他看不起的“笨妈妈”，怎么会说出比他老师还地道的德语。
傅严脸上的从容彻底碎裂。他猛地坐直身体，眼睛瞪得像铜铃，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仿佛第一次认识我这个和他同床共枕七年的女人。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没再看他们一眼，也无需等待他们的反应。
推开椅子，我站起身。椅脚与地板摩擦，发出沉闷的响声。
我径直走向我的卧室，没有回头。
第二章
卧室的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外面餐厅可能传来的任何声音——虽然大概率依旧是一片死寂。
我没有开灯，借着窗外城市霓虹漫射进来的微弱光线，走到衣帽间最深处。角落里放着一个旧的行李箱，还是我大学时代用的那个，上面落了些灰，但依旧结实。结婚时，傅严曾嫌它寒酸，要给我换新的，我却执意留了下来，当时说不清为什么，现在想来，或许潜意识里，还为自己保留着一点点与过去那个独立、有追求的女孩的联系。
我拉开行李箱，开始收拾东西。我的东西不多，甚至少得可怜。大部分衣物都是婚后购置的，舒适、实用，符合“傅太太”的身份，却谈不上有多喜欢。我几乎没有犹豫，将这些衣服拨到一边，目光在衣帽间里搜寻。
最后，我只取下了几件婚前自己买的、质地最好的衣服，小心地叠放进行李箱。接着是一些私人物品：旧照片、日记本、几本珍爱的专业书——那是我几乎快要遗忘的另一个世界的气息。化妆品只带了最简单的基础套装，首饰则一样没拿，那些多是傅严送的，带着“傅家”的标记。
整个过程，我的动作迅速而冷静，手指没有一丝颤抖。心底那片冰冷的死寂，反而让我异常清醒。愤怒和悲伤都太奢侈了，它们属于还有期待、还有眷恋的人。而我，在听懂那两句德语的那一刻，心里某些东西就已经彻底死亡了。
客厅里传来一些细微的响动，是脚步声，迟疑的，停在卧室门外。大概是傅严终于回过神，过来查看了。但他没有立刻敲门，也许还在消化刚才的冲击，或者在组织语言。
我冷笑一下，继续手上的动作。拉上行李箱拉链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咔哒。”
这时，门外才响起轻轻的敲门声。傅严的声音传来，带着一种刻意放缓的、试图安抚的语调，这是他过去在我情绪不佳时很少用的语气，此刻听起来却无比虚伪。
“小曼？你……在里面干什么？”他问得小心翼翼，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我没回应，拎起行李箱，转身走到门边，深吸一口气，猛地拉开了门。
傅严就站在门外，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混合着尴尬、不解和一丝残余震惊的表情。他的目光快速扫过我，最后落在我手中的行李箱上，瞳孔骤然收缩。
“你……你这是做什么？”他语气里带上了真实的错愕，“就因为孩子一句话？他童言无忌，你跟他计较什么？而且……你什么时候学的德语？”最后这个问题，他问得又快又急，显然这才是他最在意的点。他感觉受到了欺骗，或者，是掌控出现了未知的偏差。
我抬眼看着他，这个我做了七年丈夫的男人。他的脸庞依旧英俊，岁月和成功事业增添了他的成熟气度。可此刻，在我眼里，却无比陌生。
“让开。”我说，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尤娜！”他连名带姓地叫我，语气加重，带上了他惯有的、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别闹了！回去吃饭！思勉还在等着。”
他甚至没有替儿子那句恶毒的话道歉，也没有为他自己的附和感到丝毫羞愧。他想的，只是让一切迅速回归他掌控的“正轨”。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无比可笑。我当初怎么会认为，嫁给这样一个男人是幸福的开始？
“等着？”我重复了一遍，嘴角扯出一个极淡的弧度，“等着我继续伺候他吃饭？傅严，你们父子不是都觉得，我唯一的作用就是这个吗？”
傅严的脸色变得难看：“你……你胡说八道什么！那是德语！是……是思勉在学习……”
“学习如何鄙视他的母亲？”我打断他，目光锐利地看着他，“傅严，我听得懂。每一个单词，都听得清清楚楚。包括你的附和。”
他噎住了，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似乎在我平静的目光下无所遁形。他深吸一口气，试图转换策略，语气软了下来：“好，好，就算我们……说了些不恰当的话。我道歉，行了吧？我代思勉也向你道歉。你别小题大做，拎个箱子像什么样子？让人看了笑话！”
“笑话？”我轻笑出声，“傅严，我们之间最大的笑话，就是这场婚姻本身。”
我不再看他，拎着箱子，侧身从他旁边挤了过去。箱子轮子在光洁的地板上发出咕噜噜的声响。
经过餐厅时，我看到思勉还坐在餐桌旁，小脸煞白，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惊恐地看着我。他手里的魔方掉在了地上，散开了。他大概从未见过父母如此对峙，更没见过我一反常态的冷漠和决绝。
我脚步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桌上几乎没动过的饭菜，那些我花了两个小时精心准备的菜肴，此刻已经凉透，油光凝固，显得毫无生气。
“妈妈……”思勉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带着哭腔。
若是以前，听到他这样的声音，我定会心软，会立刻冲过去抱住他，安抚他。
但此刻，我的心像被冰封住。我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没有任何回应，继续朝大门口走去。
“尤娜！你给我站住！”傅严在身后低吼，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气，“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门，就别想再回来！”
我没有停下，也没有回头。弯腰，换鞋，开门，动作一气呵成。
门外是傍晚微凉的风，吹在脸上，带着自由的气息。
我迈步出去，然后，反手关上了门。
“砰——”
一声闷响，将门内那个充斥着我七年青春、委屈、牺牲，却唯独没有尊严的世界，彻底隔绝。
第三章
电梯缓缓下行，金属厢体映出我模糊的身影，拎着一只旧行李箱，形单影只。没有预想中的痛哭流涕，也没有解脱后的欣喜若狂，内心是一片暴风雨过后的荒芜与平静。
傅严的威胁言犹在耳：“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门，就别想再回来！”
不回来？那正是我想要的。
电梯到达一楼，门开了。我拖着行李箱走出来，小区里灯火通明，有散步的邻居投来好奇的目光。我微微颔首，尽量保持着镇定，快步走向小区门口。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不用看也知道是傅严。我直接长按电源键，关了机。世界瞬间清静了。
站在车水马龙的街边，晚高峰的车流汇成一条光的河流。我深吸了一口混合着汽车尾气和城市尘埃的空气，却觉得比家里那薰香更让人清醒。此刻，我需要一个落脚点。
回父母家？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就被我否决了。父母年纪大了，思想传统，他们不会理解我为何要离开“条件那么好”的女婿和“那么聪明”的外孙，只会徒增他们的担忧和劝解。不能去。
酒店？暂时可以，但非长久之计。
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我的大学同学兼好友，刘薇。她是个特立独行的姑娘，一直未婚，经营着一家小书店，日子过得洒脱。毕业后我们联系渐少，但情谊还在。
我拦了辆出租车，说了刘薇书店的地址。在车上，我开了机，给刘薇发了条简短的信息：“薇薇，我出来了，无家可归，收留我几天？”
刘薇的电话几乎立刻打了过来，声音带着毫不掩饰的惊讶和关切：“我的天！尤娜？你说什么？出来了？什么意思？和傅严吵架了？”
“不是吵架，”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语气平静，“是离婚。我决定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随即响起刘薇干脆利落的声音：“地址发我！不，直接来书店！我这就收拾下后面的小仓库，给你支张床！等着！”
挂了电话，鼻尖终于涌起一阵酸涩。看，这世上还有人，不问缘由，先给你一个落脚的地方。
到了刘薇的书店，她早已等在门口。看到我拎着箱子下来，她什么也没问，先给了我一个结实的拥抱，然后接过我的箱子：“进来再说，还没吃饭吧？我叫了外卖，马上到。”
书店后面有个不大的储藏室，被她收拾出了一小块空间，支了张简易床，虽然简陋，却干净温馨。我们坐在堆满书籍的角落里，吃着热腾腾的饺子，我简单地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她。
刘薇听完，气得拍桌子：“王八蛋！一家子王八蛋！我就知道！傅严那个德行，当初就看他不顺眼！还有那小……孩子，才四岁就被教成这样！尤娜，你早该出来了！你当年可是我们系的才女啊！”
她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匣子。是啊，我也曾有过梦想，有过锋芒。
第二天，我打开手机，除了几十个傅严的未接来电和一连串语气从愤怒到试探的微信消息，还有婆婆发来的几条语音，点开一听，无非是“为孩子想想”、“别太任性”、“夫妻吵架正常”之类的老生常谈。我直接无视，拉黑了傅严和所有傅家亲戚的联系方式。
然后，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联系律师。
很幸运，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刘越洋如今是执业律师，主攻婚姻纠纷。我约他见面，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情况，包括那关键的德语对话。刘越洋专业地记录了所有细节，并告诉我，鉴于傅严可能存在精神压制和行为失当，在财产分割和抚养权问题上，我们并非没有筹码。
“不过，尤娜，”刘越洋推了推眼镜，谨慎地说，“傅严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这场离婚官司可能会很艰难，你需要有心理准备。而且，思勉的抚养权，你……”
“我暂时不打算争抚养权。”我平静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