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邀全球科研人才共商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赵 霜

编者的话：“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科研枢纽之一。”在11月5日至8日举行的香港桂冠论坛2025上，来自多个国家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这样称赞中国科研发展取得的成就。这场由香港桂冠论坛委员会主办的活动旨在促进各学科领域的学术交流、探讨科研成就与未来创新方向。在采访中，参会的邵逸夫天文学奖、生命科学与医学奖以及数学奖获得者们不仅向《环球时报》等媒体记者分享了对于学科发展的见解，还纷纷表示，同中国科学界的合作令他们印象深刻。

诺奖得主、德国天体物理学家根策尔：
“中国已成为全球科研枢纽之一”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德国天体物理学家莱因哈德·根策尔在采访中提到，他与中方研究人员有着非常紧密的合作。根策尔和美国科学家安德烈娅·盖兹因在银河系中央发现超大质量天体而获得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此之前，他已因对黑洞的研究获邵逸夫奖。根策尔表示，对于黑洞的探索还未结束，“我们还没有完全测量出黑洞的自旋，这些研究难度很大”。他补充说：“除此之外，我们不仅研究黑洞，还在研究星系的演化——星系如何形成、恒星如何诞生、结构如何形成等。”

在被问及“中国是否已成为全球科学研究的枢纽之一”时，根策尔表示，这是“毫无疑问的”。根策尔所在的德国马普地外物理研究所与北京大学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因此他接触过不少中国学生。根策尔称赞这些学生“非常努力”，其中一些已经成为团队中的后起之秀。

天文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又十分依赖先进的仪器。在谈到位于中国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时，根策尔表示，这类射电望远镜在特定研究领域非常重要，“我认为它在搜寻活跃射电源，尤其是快速射电暴的研究中无疑会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推进对太空的研究，“太空军事化”成为一些人担忧的风险。根策尔对此表示理解：“探测地面上的情况，主要取决于从太空中收集到的信息量。”不过，根策尔认为国际合作仍然是主流观点，因为当推进一项大型工程时，成本问题往往会成为阻碍，通过国际合作能够明显缓解经费压力。

他提到，欧洲的激光干涉仪空间天线项目就在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合作，不过因为政治局势，现在双方的合作规模较小。“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无疑是未来的趋势。”根策尔说道。

德国生物学家鲍迈斯特：
“中国或拥有世界最多高端显微镜”
2025年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得主、德国结构生物学家沃尔夫冈·鲍迈斯特在接受《环球时报》等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中方的多次合作经历让他感觉到，在一些大的决策上，中方行动自发且高效。

鲍迈斯特是电子显微学领域的专家，因在冷冻电子断层成像方面的成就获得2025年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鲍迈斯特表示，自己在读本科时首次接触到电子显微镜。“那时学校安排的课程都很无聊。”回忆起这些细节，鲍迈斯特认为，使用电子显微镜比画动物解剖图“有意思得多”。

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新设备的出现，鲍迈斯特认为，可以尝试建立冷冻电子断层扫描技术。这项技术能够在接近天然状态下展示蛋白质、大分子复合物和细胞间隙等生物样本。该技术可呈现疾病过程中细胞内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药物开发。他提到，现在几乎所有大型医药公司都有自己的冷冻显微镜相关实验。

2019年，鲍迈斯特加入上海科技大学成为该校iHuman研究所的特聘教授。提到这份工作时，鲍迈斯特表达了一些“遗憾”——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导致国际交通一度受阻，研究工作被推迟。“在这期间，我们能做的就是采购设备。”鲍迈斯特介绍说，研究团队从2023年起正式运作，现在扩大到20余人。

冷冻电子断层扫描技术耗资不菲。据鲍迈斯特介绍，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工作流程，需要上千万美元的投资，此外还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进行操作，对于生物技术公司和大学来说这是一笔昂贵的投入。“不过情况在发生改变，很多地方建立了大型共享设施，配备多台高端显微镜供用户短期使用。”他补充道。

谈到中国在电子显微学领域的发展，鲍迈斯特表示：“我认为中国可能是拥有高端显微镜数量最多的国家。”他以自己与中方合作的经历为例称赞道：“在我们想要购买较为昂贵的设备时，领导层很快地做出了决定，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棒”。

鲍迈斯特坦言，当下一些国家的科研工作正受国际政治局势影响，人员交流减少，获取设备面临困难，“科学现在不再完全无国界了”。不过鲍迈斯特表示，他与中方的合作将会继续，并且还会将更多精力放在这些工作上。

英国数学家希钦：
“更多数学家来华开展研究”
在接受《环球时报》等媒体记者采访时，英国数学家奈杰尔·希钦表示，中国有人才也有经验，“现在的中国正邀请来自全球的人才共同探讨未来的发展之路。”他这样说道。

希钦因对几何学、表示论和理论物理学作出重要贡献，获得2016年邵逸夫数学科学奖。希钦告诉记者，由于在高中时各科成绩都很优秀，他曾希望成为一名工程师。然而在书中看到航天工程相关的方程式时，希钦觉得这些内容“太简单了”。意识到工程师可能并非是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希钦决定专攻数学研究，并进入牛津大学深造。

“与很多学科不同，研究数学需要的只是纸和笔。”希钦介绍称，数学被一些人认为是一门“孤独的学科”：“总是有类似这样的疑问：数学的价值是什么？对社会有什么意义？”在希钦看来，纯数学与物理现实之间，存在着一条关联链。“我的数学研究和弦理论有关，尽管这不是一个可验证的物理理论，但它和许多其他领域仍有关联。我们做的研究，可能基于一些更贴近物理现实的东西。”

在希钦看来，未来数学会变得“越来越抽象”，数学家们在交流中使用的概念越来越复杂，在做研究时很难在脑海中完全掌握这些概念，这将导致计算机的使用越来越频繁。

他表示，在这样的趋势下，未来人们可能需要找到一种同机器交流的方法。一方面，学者需要维持对自身研究领域的认知，另一方面也要接受来自计算机的辅助。“这不仅仅是让计算机帮我们处理数字，还包括使用计算机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概念。”

在希钦看来，未来的数学研究对于计算机的利用模式可以分为传统方式和人工智能方式，“一个可能的模式是：研究者向人工智能提出一个数学问题，它会给出一个结果或部分结果。你不能完全信任人工智能，但由它提供的信息可能足够支持你的研究取得初步成果，并帮助你进一步发展数学结论。这会是一个辅助的过程。”

希钦补充说，这个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需要用到多少台电脑。随着越来越多人对使用人工智能感兴趣，有很多公司开始训练他们的系统，让它们来做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工智能可能需要巨大的算力，这包括使用很多电脑——尽管这些公司通常不会透露具体数字。”希钦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使用人工智能来解决数学问题可能非常昂贵。”

谈到中国数学学科的发展，希钦提及他近期注意到的一个现象——很多研究数学的专业人才正在从美国等国“回流”中国。在这里他们备受重视，获得了大量开展研究的机会。

“我知道很多这样的案例”，他告诉记者，很多优秀的数学家来华后，指导并培养了许多中国本土的研究人员；同时，中国政府和相关机构设立一系列基础科学奖项，通过各种交流平台，邀请来自全世界的人才共同商讨发展之路。

‍希钦还是多家国际数学学术刊物的编委会成员。他表示，从论文投稿的数量来看，中国的研究团队如今已经拥有很强的专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