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寒风吹碎了“红色拿破仑”之女的温室人生。父亲被处决、家族遭流放,劳改营的岁月与“人民敌人”的烙印,成了斯维特兰娜·图哈切夫斯卡娅一生的枷锁。
她用毕生追寻父辈罪证的真相,在历史迷雾与个人执念中,叩问着一个跨越数十年的未解之谜。
“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第一排的一位女士直视着斯维特兰娜·图哈切夫斯卡娅的眼睛,声音不大却清晰地说道。
大厅里瞬间陷入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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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元帅之女正讲述着自己在劳改营的经历,以及斯大林镇压受害者们的遭遇,却突然茫然地看向在场众人,对着麦克风含糊说了些什么,便匆匆离开了舞台。
此事发生在60年代初,一场纪念镇压受害者的晚会上。
此时已获平反、并在莫斯科分到公寓的斯维特兰娜,仍未能找到那个困扰了她一生的问题的答案:“为什么?”
斯维特兰娜·图哈切夫斯卡娅人生的前15年,活得宛如温室中的花朵。
她被庇护着远离一切生活的坎坷,被关爱与呵护环绕。
在这个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国家里,她就像一位小公主。
在家中,她学习多门外语、痴迷音乐,还钻研礼仪规范。
在为这位“红色拿破仑”之女指定的第25精英学校里,就读的都是其他高官显贵的子女。
他们无需为生计发愁,衣食无忧。
父亲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深爱着女儿,视若珍宝。
据说,“斯维特兰娜”这个名字是他亲自挑选的——希望她的人生光明璀璨。
每当小姑娘用手风琴演奏时,元帅仿佛就忘却了自己的军务,忘却了生活中的一切重担。
图哈切夫斯基的私人医生科加洛夫斯基回忆道,这位威严的军区司令在聆听女儿演奏温柔的乐曲时,神情是何等专注。“他闭上眼睛,凝神倾听。”
科加洛夫斯基说,“仿佛只有在这样的时刻,元帅才算是真正得到了休息。”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对他这唯一的女儿的疼爱,更是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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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与女
斯维特兰娜确实是他唯一的孩子——无论是与他生女时的第二任妻子尼娜·叶夫根尼耶芙娜·格林维奇,还是与自杀身亡的第一任妻子玛丽亚·伊格纳季耶芙娜,图哈切夫斯基都再无其他子女。
1937年,斯维特兰娜年满15岁。
她瞬间从一个满是音乐、孩童嬉闹、“孔雀石”质感的精美玻璃门把手与舒适扶手椅的世界,坠入了一个充斥着牢房、审讯、禁闭室与恐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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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特兰娜与父母
斯维特兰娜与父母
“‘间谍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艾德曼、费尔德曼、普里马科夫与普特纳,卖身投靠社会主义的死敌,竟敢对1.7亿人民的生命与幸福举起屠刀!’”
一家之主大声朗读着1937年6月12日《消息报》的社论。
餐桌旁坐着沉默不语的家人们,不久前他们还在阅兵式上为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而赞叹不已。
如今,人们却只能低声说出他的名字。
“‘法院判决是一项人道之举,保护我们的祖国和先进人类免受资产阶级情报机构嗜血暴徒的侵害。
判处死刑。此为法院判决。’”
一家之主放下报纸,严厉地看着妻子和孩子们:
“忘了我们认识他们这件事。听见了吗?忘掉!”
而斯维特兰娜和母亲一同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她始终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
就在昨天,父亲还是国家的骄傲、“红色拿破仑”,报纸上刊登着他的肖像,书籍中记载着他的事迹……
可如今,他却成了间谍、人民敌人?
这一切怎么会发生?
与图哈切夫斯基一家一同被送往阿斯特拉罕的,还有其他被捕军事指挥官的家人。
姑娘们——斯维特兰娜·图哈切夫斯卡娅、弗拉基米拉·乌博列维奇、加马尔尼克的女儿——始终相互扶持。
她们前往流放地时,竟像去度假一样:随身带着笼中的金丝雀、乌龟和仓鼠。
她们中没有一个人意识到,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不久后,母亲们遭到逮捕,孩子们则先被送往收容分配站,之后又被送进了孤儿院。
“我们一直被踢打、推搡、辱骂,”多年后弗拉基米拉·乌博列维奇回忆道,
“我们这些‘人民敌人’的孩子,全靠相互扶持才得以自保。
我们年纪相仿,所以总是抱团在一起。
或许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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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拉·叶罗尼莫芙娜·乌博列维奇
弗拉基米拉·叶罗尼莫芙娜·乌博列维奇
与此同时,莫斯科正在对被捕的军事指挥官进行审讯。
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承认”了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罪行。
其中既有为德国从事间谍活动,也有策划国家政变。
这位昔日权势显赫的人物,在酷刑折磨下内心已然崩溃,甘愿签署任何供词。
有一种说法是,当他拒绝签署又一份载有虚假供词的笔录时,有人将15岁的斯维特兰娜带到他面前,并以对她施暴相威胁。
而这彻底摧毁了他的意志。
不过,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发生。
因为当时斯维特兰娜正在阿斯特拉罕流放,后来更是进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叶卡捷琳堡)的孤儿院。
但斯维特兰娜·米哈伊洛夫娜本人却曾讲述过这段往事……
这很可能是她孤注一掷的尝试——为父亲正名,解释他在法庭上的认罪供词。
1937年6月1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极刑。
他的同僚们也一同被定罪处决。
整个家族都卷入了镇压的漩涡。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两个兄弟——尼古拉和亚历山大,被处决了。
他的姐妹以及兄弟们的妻子被送往了集中营。
姐妹们的丈夫也遭到了处决。
图哈切夫斯基年事已高的母亲,曾是农妇的玛夫拉·彼得罗芙娜,被流放到了哈萨克草原。
在那里,一位名叫萨特恩·阿尔达巴耶夫的当地居民,将病入膏肓的她收留进了自己的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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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帅老母 玛夫拉·彼得罗芙娜
但即便有他的照料和其他流放者的帮助,这位老妇人抵达三周后还是撒手人寰。
一段时间后,所有与图哈切夫斯基有关联的女性都遭到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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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娜·叶夫根尼耶
其中有他的合法妻子尼娜·叶夫根尼耶芙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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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娅·库兹明娜
有1930年至1937年间与他有过关系的尤利娅·库兹明娜。
还有他的前“事实婚姻”妻子阿玛莉亚·普罗塔斯。
起诉书称,她“自1922年起担任图哈切夫斯基司令部的文书,执行其与德国情报部门联络的指令”……
就连那些不慎与元帅有过交集的人,也未能幸免。
仅因“与图哈切夫斯基有关”,就有六名女性被送进劳改营或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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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特兰娜·图哈切夫斯卡娅
这还不包括他兄弟们的妻子和同胞姐妹。
童年戛然而止。
对斯维特兰娜来说,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开始了——“人民敌人”之女的生活。
不过,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叶卡捷琳堡)的孤儿院,她还是设法接受了不错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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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孤儿院,左为 斯维特兰娜
这让她后来先是考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而战争爆发后,一所莫斯科高等院校疏散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她便转入了这所学校。
但学业没能持续多久——因为没有东西可吃。
斯维特兰娜去了卫生所工作,还主动承担起照顾年幼闺蜜弗拉基米拉·乌博列维奇的责任。
“我能读完十年级,全靠斯维特兰娜·图哈切夫斯卡娅——她工作赚钱,还养活了我,”
后来弗拉基米拉·叶罗尼莫芙娜回忆道,
“后来也是斯维特兰娜给我带来了一份报纸,上面刊登着建筑学院招生的启事。”
当首都的威胁解除后,这所学院迁回了莫斯科。
斯维特兰娜也冒险前往了那里。
不过,第一次尝试并没有成功。
“顶着这样的姓氏,根本无法在莫斯科生活,”
多年后斯维特兰娜回忆道,
“有一次,一名岗哨拦住了我。我不得不出示证件时,他把我带到了派出所,之后又带到了奥尔登卡街的某个机构。
那里有位负责人,对我父亲抱有好感。他当即对我说:
‘斯维特兰娜,我认识你父亲,所以你赶紧买票,重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吧。你不能留在莫斯科。’”
倘若当时斯维特兰娜听从了这位有经验之人的劝告,她的人生或许会是另一番模样。
可1944年,她还是再次回到了莫斯科。
在这里,她遇到了弗拉基米拉·乌博列维奇、彼得·亚基尔,以及其他“同病相怜之人”——那些被处决军事指挥官的孩子们。
“或许是早年的生活没有让他们学会自我保护的本能。”
“感觉他们身上压根没有这种本能,”
后来有人回忆道,
“他们行事太过随心所欲、无拘无束,自然也就口无遮拦。
乡下老太太闲聊是一回事,可图哈切夫斯基的女儿乱说话,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他们所有人被一并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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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特兰娜·图哈切夫斯卡娅
斯维特兰娜是在电车里被抓走的。
隔壁牢房关押着弗拉基米拉·乌博列维奇。
审讯时,两人都见到了彼得·亚基尔。
回忆起狱中岁月,弗拉基米拉·乌博列维奇不情愿地写道:
“我不愿回想这些事。我只能说,负责我案子的第一位侦查员,行为举止像个精神病人。
他在办公室里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用手枪指着我,满口污言秽语,还不停地要求我‘坦白交代’。
真是个疯子。之后这个人还把我和斯维特兰娜关进了冰冷的禁闭室,一关就是整整五天。
那段日子难熬到了极点。我到现在都惊讶,以我们孱弱的体格,怎么熬过来的。”
经过数月折磨人的审讯,他们终于获准查阅指控材料。
也就是在这时,彼得·亚基尔那不光彩的角色才暴露出来——他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告密者。
他跟侦查员谎称,这两个姑娘认同他的观点,并且对苏维埃政权心怀憎恨……
可他的背叛终究是徒劳——亚基尔得到了和他所诬陷之人同样的判决。
斯维特兰娜因反苏维埃宣传罪被判处八年劳改。
“说起来真荒唐,可我的起诉书上白纸黑字写着,我‘拿伟大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书页当卫生纸用’,”
她的闺蜜弗拉基米拉苦笑着回忆道。
1945年5月9日,胜利日当天,弗拉基米拉·乌博列维奇身处沃尔库塔的中转点,而斯维特兰娜·米哈伊洛夫娜则在伯朝拉集中营。
那里关押的是特别危险的政治犯。
在当时那种非人的环境下,极少有人能活下来。
但斯维特兰娜很幸运,她再次遇到了善良的人。
她被安排在集中营的精神病院工作,但并非作为患者,而是担任护士助理。
她在那里一直工作到获释。
斯维特兰娜·图哈切夫斯卡娅于1956年回到莫斯科。
在首都,她再次见到了患难与共的伙伴——弗拉基米拉·乌博列维奇和彼得·亚基尔。
他们一起开始尝试在自己并不习惯的、非集中营的生活中立足。
许多受镇压者的子女得到了政治局委员的帮助。
比如,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帮助了加马尔尼克和乌博列维奇的女儿。
赫鲁晓夫积极支持彼得·亚基尔。
于是斯维特兰娜决定去找伏罗希洛夫。
但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拒绝接见图哈切夫斯基的女儿。
或许是他没有勇气直视斯维特兰娜的眼睛?
因为正是他伏罗希洛夫,是镇压她父亲的发起者之一,而他们俩在军界曾是势不两立的对手。
不过,不久之后,即便没有伏罗希洛夫的帮助,一切也都步入了正轨。
斯维特兰娜·图哈切夫斯卡娅从一个受歧视的人变成了女英雄,或者至少是英雄的女儿。
赫鲁晓夫时期,人们对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看法发生了彻底转变。
那些被处决的军事指挥官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而言颇具利用价值——抬高他们的地位,便能方便地抹黑斯大林。
莫斯科有条街道以图哈切夫斯基的名字命名,斯维特兰娜也在这条街上分到了一套公寓。
有关他的书籍陆续出版,人们举办纪念晚会缅怀他,而他的女儿自然也会受邀出席。
不过,这些场合并非总能顺利进行。
而有一次,就发生了我们故事开篇提到的那个场景……(此处有斯维特兰娜的照片)
“种什么因,得什么果。”第一排的一位女士说道。
斯维特兰娜立刻明白,她在说自己的父亲——说图哈切夫斯基本人曾无情镇压坦波夫州的农民起义,曾将加入安东诺夫首领匪帮者的家人扣为人质;说根据他的命令,竟对本国人民使用了毒气。
曾有一些情绪激动的人,不止一次在街上追着她大喊这些话,一直跟到她家门前。
尽管从形式上讲,这与她毫无关系——毕竟斯大林也曾说过“子不承父过”,但她还是试图自己弄清所有真相。
斯维特兰娜着手撰写一本关于父亲的书。
档案文件完全占据了她的生活——她沉浸在泛黄的纸页中,希望揭开家庭悲剧的秘密。
父亲被处决的原因是什么?
母亲为何也落入镇压的魔爪?
父亲的兄弟们因何罪名被杀害?
他的姐妹们犯下了什么罪,竟注定要在监狱和流放地辗转漂泊?
而最令人费解的是——为何要让祖母玛夫拉·彼得罗芙娜,这位图哈切夫斯基家族出身的普通农妇,在阿克纠宾斯克州荒芜的草原上艰难度日?
指控他为德国情报部门从事间谍活动,这看起来荒诞不经。
生活的智慧与个人经历告诉斯维特兰娜,这样的指控措辞不过是镇压机器的便捷模板。
但真正的动机仍是未解之谜。
真相的探寻并未取得成功。
直至今日,学术界关于此事的讨论仍未平息,始终未能达成统一认知。
部分研究者倾向于“真实阴谋”的说法:图哈切夫斯基在其中并非外国特工,而是图谋推翻斯大林集团后,觊觎国家最高职位的野心家。
另一些研究者则坚持认为,所有罪证都是斯大林授意伪造的——他意图在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清除潜在对手。
克格勃将军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针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刑事案件完全建立在他的供词之上,丝毫没有提及任何境外的具体罪证。
倘若此类文件真的存在,作为战前负责对德方向侦察部门的副局长,我必然会亲眼见到,或是知晓它们的存在。”
还存在第三种假说——元帅与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之间的个人敌意起到了致命作用。
他们的竞争可能造成了致命后果,尤其是考虑到伏罗希洛夫能够直接接触到最高领袖。
这位被处决元帅的女儿在劳改营系统中度过了漫长的八年,她的命运堪称另一出悲剧。
谁又能向她解释整个家庭覆灭的原因,回答那个数十年来一直萦绕在她心头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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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与妻子尼娜
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与妻子尼娜
然而,尽管背负着劳改营的烙印,斯维特兰娜还是设法打理好了自己的个人生活。
她嫁给了斯捷潘·梅尔尼克,生下了一个女儿。
结婚时,她做出了妥协,冠上了丈夫的姓氏,但也没有放弃父姓。
就这样,她的护照上出现了复姓:梅尔尼克-图哈切夫斯卡娅。
继承了著名祖父姓氏的尼娜,在俄罗斯首都生活了许多年,后来决定搬到比利牛斯半岛,选择西班牙作为自己的新家。
而斯维特兰娜自始至终未曾离开过莫斯科,她于1982年11月2日与世长辞,享年60岁。
她曾在“军事出版社”工作,沉浸于书籍之中,并且坚持不懈地查阅档案资料。
“我坐立难安,”
她在亲友圈中坦言,
“有时候我觉得,马上就能找到某份文件、某张纸,能把一切都解释清楚。
尽管内心深处我也明白,这些希望是多么天真。”
家庭悲剧的阴影始终如一地追随着斯维特兰娜。
但或许,最难以忍受的是那折磨人的未知:
父亲真的犯下了什么该受谴责的罪行,还是仅仅成了一场大型政治游戏中的棋子?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这一充满矛盾的人物,对她而言始终是一道解不开的谜题——而时至今日,他在历史学家面前依然如此。
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她都自豪地沿用着自己杰出父亲的姓氏——以铭记那个被称为“红色拿破仑”、古老贵族后裔、苏联元帅、制琴大师与女性芳心征服者的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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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俄罗斯网站
作者:历史绝不枯燥(账号)
译者:黄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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