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顶风挑衅，央媒连续两天下场怒斥：中方忍耐已经到头

11月1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新媒体账号“玉渊潭天”发布评论文章，点名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涉台言论，措辞明显升级。文中强调：“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并指出中方已准备对日采取实质性反制，“一切后果必须由日方承担”。

这一表态出现在一系列高密度的外交动作之后。

自11月13日起，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奉示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次日，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奉示约见”日本外务事务次官，明确传达中方严正立场，并警告“否则一切后果由日方承担”“中方必将迎头痛击”。

多部门联动表态、舆论同步铺陈，显示中方不再局限于常规层级交涉，而是转入跨系统协同施压阶段。这场交锋，已不再是普通外交风波，而是关系国家主权和地区安全的战略性博弈开端。

回溯事件源头，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公开表示，若台湾遭受武力攻击，日本可能面临“存亡危机事态”，依据现行法律框架，可行使集体自卫权。

“存亡危机事态”是2015年安倍政府主导制定新安保法时设定的核心概念，允许在日本本土未被直接攻击的情况下，对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受武力攻击时启动军事行动。这一机制，事实上为突破和平宪法限制、解禁集体自卫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高市此次将台湾纳入该机制的适用对象，属于制度层面上的危险前伸。相较以往“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表态，这次直接将军事干预纳入可能路径，明确向中方释放了武力介入的政策信号。这一挑衅，超出了政治表达的范畴，直指中方核心利益红线。

中方反制：外交、舆论双轨并进

面对高市此番言论，中方迅速展开多维度反制。外交层面，接连启动“奉示召见”“奉示约见”程序，外交部、驻日使馆、国防部、国台办等机构先后发声，态度严厉。官方用词从“坚决反对”转向“迎头痛击”“严重后果”，清晰划出底线。

舆论端，以“玉渊潭天”为代表的央媒新媒体释放出高度情绪化信号，配合人民日报“钟声”评论和解放军报“钧声”社评，从民间动员、主流定调到军方宣告，全线协同完成信息传导链。人民日报明确指出，高市的涉台言论是战后日本领导人首次将台湾问题与集体自卫权直接挂钩，首次公开表达对台军事介入意图，也是首次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

中方在此轮回应中刻意强化语义边界，展现出“设限－预警－倒逼”机制的完整运行逻辑。这意味着，日方若继续推动相关话语和政策落地，中方将不再以常规渠道处理，而可能采取系统性反制。

高市此次言论，标志着日本在台海议题上开始从“表达立场”向“预设干预机制”过渡，中日关系进入战略对抗的可能区间。

过去，日本虽在外交场合表达对台海局势的“关切”，但多以模糊语义维持对中方的基本承诺。此次高市抛出“存亡危机事态”说法，意味着日本将台湾视为影响其国家安全的变量，并尝试将美日同盟体系嵌入台海事务之中。

这一逻辑转变对中方而言构成重大威胁，迫使中方重新评估日本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角色定位。如果日本继续以“存亡危机”为由推动自卫队干预台海局势，不排除中方会在经贸、文旅、对外安全评估等多个维度启动制衡措施。

从反应路径看，此轮交锋可能成为中日博弈模式的转折点。由“低烈度外交争执”向“中高烈度风险控制”转变的信号已经释放，主动权重新回到中方手中。

红线不容逾越，后果已在清单中

人民日报在11月14日的“钟声”评论中明确定调：台湾问题不容外部势力干涉，高市早苗的言论突破底线，是对战后秩序的挑战，也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直接威胁。

中国外交部、国台办、国防部、驻日使馆的协同表态，不仅是对日方的警告，更是对国际社会的示意——中方在处理此类挑衅上有足够的意志与手段。舆论配合与舆情动员，使外部观察者清楚看到：中方此番反应并非情绪释放，而是高度制度化的预警机制启动。

从历次涉台挑衅的中方应对轨迹来看，本轮已从口头抗议发展为实质准备阶段。“奉示召见”“迎头痛击”“一切后果由日方承担”等用语不是象征，而是信息。中方已将高市这类行为纳入清单，剩下只是何时动手、何种方式。

未来的关键变量在于日方自身。如果日本政府选择默许此类言论持续扩散，甚至推动安保政策与法律实质对接台湾问题，中方反制将从外交和言语，转入现实操作层面。反之，若日方调整步调、明确划界，中日仍可维持有限度互动空间。

无论如何，这一轮冲突的信号已足够明确：挑衅不再是零成本，中方不再做沉默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