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在我国农村土地改革史上，“包产到户”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转折点。
它不仅打破了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模式，将土地经营权下放给农户，更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尤其是1982年，国家发布了第一个“一号文件”，首次明确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SH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从而正式为这一制度“正名”，标志着其从地方试点走向全国推广。1983年全面推广，到1984年覆盖99%的生产队。
包产到户后，确实很快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78-1984年粮食增产25%，农民人均收入从134元增至355元，一举解决了温饱问题。
另外，包产到户还催生了农村集市贸易、乡镇企业崛起（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为1984年城市改革奠定基础。
那么，这么优秀的制度毛主席为何要反对呢？高瞻远瞩的毛主席真的没有看到背后的强大驱动力吗？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其实在毛主席时期，也曾试行过“包产到户”，在当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只是在成绩中毛主席看到了另外的风险。
或者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毛主席认为包产到户是小我的体现，有碍于我国的国情和发展，最后还是放弃了那一制度。
公开资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快速恢复农村经济，毛主席同意在安徽等地试行了“包产到户”。
据《安徽省志·农业志》记载，1959-1961年全省粮食产量连续三年下降，部分地区出现了农作物意外死亡的现象。
在此背景下，基层干部开始自发探索突破集体化框架的生产方式。
宿县地处皖北平原，土地肥沃但长期受旱涝灾害影响，农民对“大锅饭”体制下劳动效率低下的问题反映强烈。
正是在此背景下，毛主席看完各地的汇报后作出决定，将安徽宿县作为一个试点，试行一下“包产到户”。
1959年春，宿县西寺坡公社前楼生产队率先试行“包产到户”。
据原宿县高层孙元鼎回忆当时的包产到户，将耕地按劳动力或人口分配到户，每户承担固定产量指标，超产部分归己，减产则需赔偿。
实验初期，生产队采取“四统一”（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耕作、统一灌溉）与“分户经营”相结合的方式。
试行后，农民耕种积极性显著提高，当年前楼生产队粮食单产增长30%，成为周边地区的“高产典型”。
1960年，宿县在总结经验后，将试验扩展至全县20多个生产队，形成“宿县模式”的早期版本。
尽管实验取得显著成效，但很也快引发了激烈争议，有人向毛主席提议，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的矛头，一定要尽早制止。
正好当时毛主席也看到了包产到户辉煌背后的问题。
试行地区的包产到户区出现了一定的分化，违背了当初土地改革的初心。
加之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单干风已是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