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主席三任妻子都有“交集”，朱仲丽晚年写回忆录，重点写江青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日黎明，延河水面薄雾翻卷，担任中央医院实习医师的朱仲丽被警卫急匆匆叫起。山路湿滑，她提着药箱一路小跑赶到杨家岭窑洞。窑洞里灯火昏黄，毛主席指着炭炉让她坐下，说：“年轻人，当医生得先把心摆正。”朱仲丽忙起身，连声答“是”。话音不多，却让她记了半生——行医先行德。

短短数周后，延安门诊部来了位“特殊病号”。对方一袭呢子大衣，头发烫得蓬松，张口便是上海腔调：“朱大夫，你好呀。”朱仲丽愣了两秒，猛然认出她是鲁迅艺校的江青。对方要求割鼻息肉，顺口又提出，“手术得有年长的高大夫在场”。这种挑剔与普通战士形成鲜明对比，也让年轻医生暗暗皱眉。

术前安排病房时，新病人嫌四人间“味道杂”，执意单间。院部条件艰苦，单间只留给重症。朱仲丽婉言劝解：“安心休息，药片能助眠。”江青略显不悦，转身去外面溜达。手术次日清晨，朱仲丽推门查看时，江青正伏案写信，床头已摞起厚厚一沓信封。警卫战士掐着盒子枪进来取走几封，无声又谨慎。这细节，在朱仲丽记忆里刻下了“敏感与傲气”四个字。

延安岁月匆匆，战火却越烧越旺。翌年盛夏，朱仲丽随身负重伤的王稼祥赴莫斯科治疗。彼时皇宫医院里，中共干部与苏军将领混住一楼，走廊尽头甚至摆着沙袋防空。朱仲丽不仅要照看王稼祥，还被老友罗荣桓拖去会诊。就在这段日子里，她通过留学生们得知贺子珍被误关在精神病院。消息扎心——那个湘江边勇闯火线的女子，如今孤身带女儿困在异国病房。

王稼祥懂俄语，往返交涉数次，才把贺子珍母女接出。第一次见面，贺子珍衣衫单薄，握着朱仲丽的手，半天挤出一句：“谢谢同志。”旁人笑不出来。多年后回忆，朱仲丽提到贺子珍时，总说“韧性像旧式蓑衣，雨再急也拆不散。”苏方给她安排住所，生活才慢慢有了人味儿。

抗战结束，国内局势巨变。一九四九年九月，全国政协筹备正紧锣密鼓。临行长沙前夜，毛主席托机要秘书递来一封亲笔信和一件皮大衣，请朱仲丽带去给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湖南乡道尘土飞扬，她花了整整一天才抵达清水塘老宅。老夫人拆信时手微颤，却强撑笑意：“润之能惦记，我心就定了。”这句话成了朱仲丽返京后的第一份口头报告，毛主席听完沉默良久，只轻抚桌角。

多年随行，朱仲丽与毛主席三位夫人都打过交道。她曾说：“开慧纯真，子珍豪爽，江青锋利。”锋利二字，用在江青身上再贴切不过——既能夜织羊毛衫，也能在会上直言不讳。同住中南海西北院时，江青常拎着半成品毛衣找朱仲丽聊天，三句不离舞台旧事，偶尔评论同志短长，让听者有些尴尬。王稼祥善意提醒：“远听即可，勿近火。”朱仲丽点头，却也难免直观体会“锋利”背后的复杂情绪。

进入七十年代，国内风云骤变，江青角色更趋敏感。国外某些记者把她写成“革命偶像”，过度粉饰。已离休的朱仲丽心里不服气，翻出早年病历、笔记，琢磨动笔。朋友劝她：“写出来风险不小。”她摆摆手：“记录不全，后人难下判断。”于是近八十岁高龄，耗费五年完成《江青野史》，尤其详述延安那场小手术、莫斯科的书信往来、中南海的邻居岁月。材料繁多，却极少议论，更多是冷静笔触——让事实说话。

书稿问世后，学界评价不一，有人说太尖锐，有人说太克制。朱仲丽淡淡回应：“医生写回忆录，不是为表态，而是为修补缺口。”这句话颇耐品味。她深知历史不是单色画布，人物更不会被一句口号概括。一次访谈结束，她慢慢起身，转头补了一句：“记录即责任，小事也要写清。”语气平静，却透出难得的笃定。

朱仲丽晚年仍保持晨起读文献、夜间写札记的习惯。有人问她为何耗神于旧事，她答得干脆：“当年主席教我，医生要有救死扶伤的心；写历史，也是救误解于难。”言简意赅，医者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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