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牺牲后，《中国青年》写信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看后陷入沉思

1963年2月22日夜，料峭春寒还未散去，中南海西楼的灯却亮得刺眼。值班人员将一封加急信件放在书桌上，右上角的落款印着《中国青年》三个醒目的红字。整封信不长，内容却直截了当：恳请主席为雷锋同志题词。毛主席读完信，没有立刻批示，而是把信折好放在茶杯旁，沉默了许久，屋内只听得到钟表的滴答声。

他的迟疑并非因为题词困难，而是因为眼前这位牺牲不足半年的下士能否担当起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主席翻开案头几份简报——沈阳军区雷锋事迹摘编、《共青团中央关于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报告》、新华社通讯《普通一兵的不平凡足迹》——材料上密密麻麻的批注，显出他此前已仔细阅读。不久前他刚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美帝打不动第一代，就要盯第三代、第四代，我们得让年轻人心里有根。”

雷锋的故事是从1962年8月15日的那一下木杆撞击开始传遍军内外的。凌晨赶回抚顺营区，他为了把卡车洗干净，自己下车指挥，不料木杆反弹击中太阳穴。当日上午11点50分，西部医院宣布抢救无效。这个时间点被战友们牢牢记住，他们说：“从那一刻起，连队的空气都像沉了半寸。”

噩耗传到北京，两个月后，国防部批复将雷锋生前所在四班命名为“雷锋班”。年轻战士纷纷要求参观那本被油污浸透的日记本：黑色封皮，角落磨白，内页却写得工工整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有人随口念出这句，操场上立刻安静得能听见风刮旗面的声响。

要理解毛主席那晚的沉思，得把时间拨回更早。1940年12月28日，湖南望城县简陋的土墙屋里，一个瘦小婴孩呱呱坠地，他就是雷锋。五年后父亲病逝，次年哥哥工伤离世，接着弟弟夭折，母亲也在中秋夜上吊。旧社会的冷酷一股脑儿压在一个七岁孩子身上。土地改革后，乡政府给了他读书的机会，他才第一次吃上“学生专用粗粮饭”，心里那点光亮，就是在那时被点燃。

毕业进县委当通讯员时，他跟书记张兴玉下乡，脚尖踢开一颗生锈螺丝。张书记弯腰捡起，轻声道：“别小看它，机器离了它就得停。”这句话让雷锋日记里第一次出现“螺丝钉”三个字。此后他换过拖拉机手、钢铁工人、运输兵，每到一处必先掂量自己那颗“螺丝钉”该扭在哪里。

1963年1月初，共青团书记胡耀邦在一次内部会上提到：“青年需要方向盘。”思修组长王江云当场冒出：“不如请毛主席为雷锋题词？”一句话把会场气氛推到顶点，年轻编辑击掌叫好，但也有人担心分寸。毕竟和平年代，普通士兵获此殊荣，前所未有。信还是寄了出去，结果摆在主席案头。

回到西楼灯下，毛主席摊开稿纸。秘书林克准备了十多条备选：“学习雷锋大公无私的风格”“学习雷锋勤俭朴素的品德”等等。主席逐条看，均摇头。半小时后，他执笔写下七个字——向雷锋同志学习。林克抬眼，惊讶于这简单含蓄的概括。“主席，这七个字概括得真好。”“字少事大。”毛主席笑着把纸递过去，随后吩咐：“交共青团，不必再改。”

3月2日，《中国青年》刊发了这七个行草大字。杂志印量翻了一倍仍供不应求，印厂门口排起长队。3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同步刊登。同一天早晨，北京部队营房里，连长在出操前把报纸高举，大声念出题词，操场上响起整齐的回答：“学！”

紧接着，刘少奇写下“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周恩来第二次为雷锋题词，朱德、邓小平也陆续落笔。不同笔迹，同一个方向，媒体很快将多幅手迹并排刊出，读者对比之余，更多是认定——雷锋，这个名字被最高领袖们共同确认了。

宣传并未止步于纸面。铁路职工自发成立“学雷锋检车小组”，医生开展“流动义诊队”，中学生把“节约一滴墨水”写进班规。军队内部更直接：部队维修车间贴出“车辆无故障不放行”的红牌，旁边配一张雷锋戴棉帽的照片。老班长指着红牌对新兵说：“这也是螺丝钉。”

1960年代初，中国刚从三年困难时期迈过，国门外风云又起。主席心里清楚，硬实力要靠工农业，软实力得靠一代又一代人的信念。雷锋的事迹虽小，却不空洞；题词虽短，却够锋利。它像一面镜子照着青年，也照着那些已经人到中年的建设者：该拼的时候，就得上。

后来，《中国青年》编辑部统计，仅1963年3月至12月，全国读者来信超过三十万封，其中半数来自基层车间、连队、农村生产队。信里问得最多的一句是：“雷锋怎么做到天天有劲？”回答没有标准格式，可绕不开一句俗话：“为别人想得多，替自己想得少，人就不累。”

几十年过去，雷锋题词原稿依旧收藏在团中央档案室。纸张微黄，字迹依旧遒劲。有人把这七个字刻进工厂入口的石碑，有人写进子弟兵的笔记本，也有人挂在家中老旧的墙面。不管挂在哪儿，它提醒的都是同一件事——哪怕身份平凡，只要拧紧那颗螺丝，也能让机器轰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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