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中共遵义地委着手寻找遵义会议会址，却为何搞出了乌龙？

新中国成立后，当中共上海市委着手寻觅当年中共“一大”会址时，中共遵义地委、市委也开始寻觅遵义会议会址。1951年1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遵义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可在当初，“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牌子竟然挂到了遵义市区的天主教堂。

遵义会议会址（柏公馆）

时间往前推至1935年1月7日，长征中的红军，在刘伯承的指挥下，攻占遵义。在遵义，自过了湘江后长时间行军的红军得以喘息。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最重要、最著名的会议之一，是1921年中共“一大”以来最为重要的会议。

在遵义老城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大街，叫子尹路。子尹路两侧，大都是木板平房，只是路东八十七号内，有一幢豪华的洋楼，在当年的遵义城内，是首屈一指的漂亮住宅，红军进城后，这里便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红军的首脑都被安排住在这里，而遵义会议就是在这幢楼里召开的。

遵义会议会址

这幢房子气势雄伟的门楼，当年是“柏天顺”金字招牌悬挂的地方。“柏天顺”，名闻遵义的酱园，远近的百姓要买酱油，总买柏家的。

不过，柏家能够花大钱造那么豪华的私邸，却是因为“酱”门出了“虎”子——柏辉章。柏辉章是黔军王家烈麾下的中将师长，1930年，他托人带钱给长兄柏继陶，建造了这幢豪华的柏公馆。

知道红军过了乌江，进取遵义，于是柏辉章发来急电。柏家老小，雇了几顶轿子，带着细软，悄悄溜往贵阳。

红军进遵义时，柏家只有一两个伙计看门，考虑到此屋地处闹市中心，交通方便，就选作红军总司令部驻扎之地。周恩来和邓颖超、朱德和康克清住在楼上，中央军委总部、总参谋部在楼下办公。刘伯承、彭雪枫、张云逸都住在楼下。 柏公馆楼上，周恩来和朱德住房的旁边，有一宽敞的客厅。那里，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

红军总司令朱德

关于遵义会议，这里不再赘述，回到主题。1951年，在中共贵州省委的指示下，遵义地方政府开始寻找遵义会议会址，在一番调查后，认定遵义天主教堂为遵义会议会址，而“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牌子也挂到了天主教堂。

直到1954年，那块“遵义会议纪念馆”牌子才从天主教堂取了下来。

搞出这样的乌龙，其实不足为奇，因为遵义会议当时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除了与会的几人，很少有人知道在哪里召开。其次，离柏公馆不远的天主教堂在当时也是比较大的建筑，驻扎遵义期间，红军经常在那里召开干部大会、群众大会。遵义地方政府在民间调查走访后，就以为遵义会议在天主教堂召开，这才有了开头的乌龙。

遵义天主教堂

1954年，这个错误被纠正过来。因为这年1月，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给中共遵义地委寄来一函：“在某个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

哦，柏公馆！中共遵义地委一下子就找到那幢酱园里的二层楼房，拍了许多照片寄往北京。

1954年8月，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打电话通知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屋子里召开的。”杨尚昆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他的电话使遵义会议会址水落石出。

1961年3月，遵义会议会址被中国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1964年，毛泽东主席手书“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寄给中共贵州省委，制成匾额，悬挂在门楼之上，直至今日！

毛主席手书“遵义会议会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