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生活编写几条“绿色代码”——当代青年人对绿色生活方式的新探索

当“绿色生活”从一个宏大的社会理念，逐渐融入年轻人的日常轨迹，他们开始像编写程序一样，为生活增添了一套新的“绿色代码”。

在全国多地的采访中，记者领略到青年人“绿色故事”多样又新颖的情节——有人将减碳视为一场可通关的游戏，把每次骑行的里程计入虚拟的“碳账户”；有人在消费时执行严格的“条件判断”，看配料单、成分表能否通过自己的“环保认证”；还有人主动为生活“瘦身”，在精简物品的过程中释放“被占用的内存”。这些看似微小的日常操作，共同构成了正在青年群体中悄然运行的可持续系统。

它让“绿色”从一个抽象概念，变成了可量化、可表达、可体验的生动实践——就像一行行简洁明晰的代码，在数字与现实的交错空间改变着现代生活的面貌。

1 我的绿色，可计可量

26岁的程序员李子轩每天早上拿起手机，不是刷社交动态，而是点开一个具有追踪记录和减碳奖励功能的应用程序。屏幕上跳出一个数字“3.8kg”——这是他前一天因通勤、饮食和用电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下方另一行绿色数字，则显示他已通过骑行、二手交易和减少外卖“抵消”了2.1kg。

“就像管理体重一样，我在管理我的碳足迹。”他向记者介绍。

李子轩的节碳故事始于3年前。那时他在一次科技沙龙上了解到个人碳账户的概念，从此开始了他的“数据化环保”实验。即使在浙江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工作，他也减少了开车通勤，转而骑共享单车穿过西湖边的北山街，再乘公交；他减少了网购次数，衣物和电子产品多在二手交易平台淘换；出差时自带洗漱用品，拒绝使用酒店的一次性用品。用他的话说，这种方式“不是在省钱，而是在‘赚’碳积分”。

这样的“绿色实践”并非孤例。在四川成都，29岁的植物研究员小悦将低碳生活编织成“系统性网络”。她的手机里装着三款环保类应用：一个记录步行和骑行里程；一个追踪水电消耗对应的碳排放；还有一个可累加“绿色能量”积分，应用程序线下端口的工作人员，根据积分在荒漠地区种植真实的树木。“我已经通过日常的低碳行为种了4棵树，3棵在甘肃，1棵在内蒙古。”小悦为此感到骄傲，这些虚拟成就背后是真实的生态修复，她认为每天的低碳选择，是为自己未来的生活环境“埋种子”。

虽然生活在不同城市，从事不同职业，但很多年轻人都展现出对“精准环保”的共同追求。李子轩在加班后选择步行回家，力所能及地减少碳排放；小悦在雨季坚持骑行，将淋湿的雨衣视为亲近自然的“证据”，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描摹着青年人绿色生活的轮廓。

“这是一种选择，就像你选择吃什么、穿什么一样自然。”小悦说。在这一自我习惯的形成过程中，碳足迹成为一个可以量化、可以优化的人生指标。绿色生活也由此生长在手机屏幕的数据里，扎根于每一天的积极选择中。

2 我的钱包，自有主张

在上海静安区一家精品超市里，31岁的市场策划师杨彦霖站在洗护用品货架前，仔细比对产品的标签。她拿起一瓶洗发水，目光仔细看着瓶身的成分表等信息。“无硫酸盐”“可回收包装”，几个关键词让她最终把瓶子放进了购物车。“其实我的要求可多了，还有无动物测试、纯素……”一一列举完，杨彦霖略带自嘲地说自己“有点事儿”，但她坚持如此。

杨彦霖的绿色消费之旅始于5年前，她观看了一部关于海洋塑料污染的纪录片，深受触动。从那时起，她开始系统性地调整自己的消费习惯：学习阅读成分表，研究产品的环保认证，关注品牌的供应链透明度。她还积极参与“空瓶猎人”活动——将使用完的化妆品容器清洗干净，送回指定回收点，积累的积分可以兑换成新的环保产品。“回收，也是一种有始有终的消费态度。”她解释道。

28岁的设计师阿杰的购物原则，也非常明确：优先选择本地生产以减少运输碳排放，青睐采用再生材料的产品，支持公开生产流程的品牌。翻开他的购物记录，可以瞥见他的习惯：从二手平台淘几乎全新的设计师椅子；购买简单模具，用咖啡渣再造“随身杯”。“这些选择让我的消费行为更加理性，也更能体现个人价值观。”阿杰说。

执行这些选择并不轻松。杨彦霖坦言，预算紧张时，她会在价格较高的环保产品面前犹豫不决。“但想到我的选择可能会影响市场供给，很多时候会坚定地选择环保产品。”她说。阿杰也曾在心仪的产品不符合环保标准时选择放弃，“这需要一些自律，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他们的消费行为正在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杨彦霖参与的“空瓶猎人”社群已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上千人，成员们提倡“把眼影盘用到铁皮露出来”“面霜瓶刮到瓶底最后一滴”，还组织集体回收活动。阿杰则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的“绿色购物指南”，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复杂的环保认证，帮助更多人作出明智的消费选择。

在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年轻人用行动诠释了这样的道理：现代消费者的力量不仅体现在购买什么，也体现在为什么购买、如何购买。这种自觉的消费观念，正在悄然改变着市场的供给方式。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注重环保材料的应用，提供产品补充装，公开供应链信息，很多电商平台也开设了“绿色专区”。

这些变化，正是由无数个像杨彦霖、阿杰这样的消费者共同推动的。正如杨彦霖所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行动者，我们一起选择，市场就会看见。”

3 更少的物品，更真的自己

在北京海淀一间公寓，媒体人周子俊的衣柜中只挂着22件衣物，却足以满足他全年的穿着需求。“以前总觉得要不断添置，直到发现大部分衣物都闲置着，才意识到自己陷入了消费迷思。”这个年轻人的觉醒，发生在他整理出七大箱“鸡肋衣服”的那一刻。

“一次也没穿且大概率以后也不穿的，竟然这么多！”周子俊第一次认真思考每件商品背后的环境代价，“这么多几乎全新的物品，增添了多少碳排放？”这是一些人从来都没有思考过的问题。

生活方式转变，源自自我追求。周子俊主动减少了购物群聊，取消了电商平台推送，将周末计划从商场转向图书馆和徒步路线。“当我停止用购物填补空虚，才开始真正把握生活的主动权。”他坦言，过去总是通过消费寻找身份认同，现在则通过学习和运动找到了内心的方向，还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体验让我明白，我是谁不再取决于我购买了什么。”

这种转变带来环保效益，也成就了精神层面的日渐丰盈。

27岁的自媒体撰稿人小鹿的生活更加“绿色”。她住在云南大理苍山脚下的一间小院，家里只有必需的生活用品，却有一个装满种子的柜子。

“曾经我也追求所谓的‘民宿美学’，直到发现那些商品装饰有可能让我的审美越来越‘工业化’，离自然越来越远。”现在，她的生活节奏与自然同步，日出时在院子里照料蔬菜，光线充足时在屋里写作；她用山边采来的竹子学编篮子，用废弃布料缝制桌布……她告诉记者，这种绿色生活释放了她的创造力，鼓励着她把内心感悟转化成真正动人的文字。

的确动人——“这种绿色减法，是对地球的温柔，是对自我的重新发现。绿色生活的本质也许不只是减少碳排放，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物质的关系……”小鹿在记者的采访本抄下这段话，还开玩笑地说，“我怕你们记者还不太了解，毕竟我们才刚刚起步。”

用碳足迹应用程序量化自己的环保努力，用购物车为理想世界投票，用精简的生活方式寻回内心的秩序，这些故事不关乎“应不应该”，而是“愿不愿意”。随同记者一路采访，南开大学青年学者黄凡感慨道：“这场‘绿色生活变革’背后，有科技平台的支持、消费市场的响应，更有一代青年自我意识、绿色意识的觉醒。”他认为这些年轻的“生活实验家”是微观的改革者，他们在每一次选择、每一次执行和“断舍离”中，书写着可持续发展的崭新叙事。

记者在小鹿的作品中看到了类似的话，它富有深意——“绿色生活，不是选择使用什么样的产品，而是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记者 彭景晖）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