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1043名国民党将领为何集体起义，不发动二次西安事变

1946-1950年的解放战争，不仅是一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较量，更是一场人心向背的争夺战。

根据解放军总部于1950年7月发布的统计，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投诚、起义和接受和平改编的国民党部队高达177万人，军官逾10000名，投诚的少将级以上的将领，达到1043名，仅 1949 年一年就有 924 位将领选择脱离国民党阵营。（数据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

这一份国民党投诚共产党的名单可谓是星光熠熠，既有傅作义、陶峙岳、程潜这样的战区统帅，也有吴石这样潜伏敌后的高级情报官，其起义规模远超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杨虎城部队。然而，这批掌握重兵的将领为何未效仿1936年发动“二次西安事变”，转而选择集体投共？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以吴石将军的真实经历为蓝本，还原了当时国民党将领投共产党这一历史选择的复杂逻辑。本文笔者基于史料，讲述这一历史现象的幕后原因。

一 西安事变的不可复制性

西安事变就是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合发动兵谏，核心逻辑是“以武逼和”，借助控制与扣押蒋介石，迫使国民党高层接受联共抗日。但西安事变“以武逼和”模式成立，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军事对峙、政治诉求达成共识、第三方力量的制衡。

但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内部已经失去了与蒋介石对峙的军事力量。1949 年，国民党内部并非没有“兵谏”的尝试，但三次精心策划的“猎蒋”计划均以失败告终。

要知道，国民党军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却是充满了中央军（黄埔系）与杂牌军（西北军、东北军、滇军、川军等）等派系斗争和矛盾。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一贯奉行“排除异己，吞并杂牌”的独裁专制政策，这引起了其他将领的不满，这也是投诚共产党的国民党将领数量多达1043名，且很多都是被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的原因。

但虽然投诚共产党的国民党将领数量繁多，但由于派系林立，缺乏信任基础，根本不无形成西安事变中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需要的统一战线。

如当年张发奎在广州提议扣押蒋介石时，手握桂系实权的李宗仁因担心背负“桂系夺权”的政治骂名，选择了退缩；云南王卢汉提议在昆明割除蒋介石的势力，却因彼此互不信任难以达成一致的，自然达不成“兵谏”的统一战线。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之后，李宗仁担任代总统，试图“划江而治”，但桂系部队仅仅站国民党总兵力的15%，难以形成威逼蒋介石的政治合力。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三大战役期间，国民党军主力被歼灭400万余人，华北、东北、华东战区相继崩溃。傅作义在北平起义时，其麾下60万部队已被解放军包围。如果当时有国民党其他将领，若发动对蒋介石的“兵谏”，连控制城防的实力都不具备。

二 国民党腐败已成共识

除了西安事变模式难以复制，国民党自身的腐败问题也是导致将领们放弃效仿，转而选择投诚共产党的重要因素。

1936年的“西安事变”，发生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张学良、杨虎城主要目的就是“逼蒋抗日”，具有强烈的民族救亡色彩。但是，在解放战争中后期，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丧失民心已成共识。

对于大多数投诚将领来说，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决定在大陆失败的结局。如果这时候再搞“挟持”，目的何在？是为了逼蒋反共吗，这也是毫无意义！1949年的国共北平和谈破裂，证明了蒋介石并无真心，依然要在大陆弄反动政权。

因此，如果投诚将领弄西安事变的“挟持”行动，也失去了任何进步的政治目标，被外界看作一场毫无价值，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挟持”。成功就会背上“叛乱”的罪名，如同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被人唾沫，沾上了“军阀政变”的污点，成为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公敌；失败则难以逃到蒋介石的残酷清洗。如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杨虎城在1949年被秘密杀害。

起义投降的国民党将领，共同的目标乃是脱离蒋介石，并不是联合拯救腐朽无能的蒋介石政权。再加上美国对蒋介石政权失去信心，1948年停止对华军援，1949年4月更是拒绝空运国民党军撤离南京。失去外援的国民党军，已无能力复制西安事变后获得国际调解的条件。

可以看到，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内部的“二次西安事变”在技术上是无从谈起。

三 1043 名国民党将领集体投共之原因

现在，本文就分析造成国民党内部1043名将领集体投靠共产党的原因：

1 腐败溃烂到骨髓，丧失民心

根据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剧情，可以看到国民党高级将领吴石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为共产党提供情报信息，希望看到新中国解放那一天。这也代表了国民党内1043 名将领投诚共产党的原因，乃是对蒋介石国民党独裁政权合法性的彻底否定，秉持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救国理想。

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已经是丧失民心，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员在收复被日军占领的沦陷区过程中，在平津、上海等地疯狂掠夺，“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抢占房产、金条、汽车，甚至将私人财产诬陷为敌产变卖，被百姓讥讽为 “五子登科”。

如天津接收专员刘乃沂半年内搜刮别墅五处、金条数百根，这样的丑闻在全国屡见不鲜。蒋介石本人也承认，党国工作人员的接收工作，成为政府最大之耻辱。

国共内战的爆发，使国统区通货膨胀加剧。如1948 年法币发行额达 660 万亿元，是抗战前的 47 万倍，物价上涨 600 余万倍，普通士兵军饷被克扣，连基本温饱都无法保障。最讽刺的是，汤恩伯部竟将国民政府拨付给军队汽车运输的汽油，私自在黑市抛售牟利。

另一方面，军队的士兵军饷发不出，只能靠搜刮百姓维持生计，这样的军队早已失去战斗力，也是离心离德。曾泽生率第60军在长春起义时，士兵因饥饿抢食老百姓的豆饼，军官则被迫变卖配枪换粮。这种系统性腐败，使三民主义在国民党内部失去了感召力。

因此，可以看到国民党起义投诚的高级将领，动机并非是“反对蒋介石”，却是对三民主义救国能力的彻底否认，更加相信共产党理论的号召力。如1949年8月程潜通电原文：

国民党二十年反动统治，使三民主义沦为军阀独裁工具，唯有共产党能实现真正民主。”

2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加剧了高级将领投降于共产党。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独裁专制，“宁予外寇，不予家奴”的政策在解放战争中变本加厉，对待非嫡系部队都是打压，甚至在解放战争中将非嫡系部队被当作炮灰消耗。

如参与长沙起义的将领陈渠珍也指出：

我们不怕死，但怕死后背负‘叛将’之名，更怕家人遭株连。蒋介石最恨‘以下犯上’。”

又如杂牌军黄百韬兵团被围困时候，中央军邱清泉兵团却坐视不救，这些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的案例屡见不鲜。因此，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叛逃，乃是对派系斗争的绝望。

黄百韬

当时，共产党对国民党投降的将领，都是采取“既往不咎，量才任用”的政策，无疑是国民党将领稳妥的选择。

3 我党强大的统战攻势与明确的政策感召

所谓“攻心为上”，如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吴石为我党理想感召一样，我党强大的统战攻势和明确的政策感召，乃是吸引1043名高级将领主动投诚的根本原因。

在解放战争时候，我党为了吸引国民党爱国将领人才，提出了“爱国一家，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统战政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明确性。

当时，共产党通过地下战线、亲属关系、秘密电台等多种渠道，对国民党将士传递清晰的信息：起义投诚我党，将会受到很好的礼遇。

国民党将领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因苛捐杂税严重，百姓流离失所的悲惨状况，自然产生了失望的情绪。如我党在解放区实行的土地改革政策，令将领们看到共产党政权是一个新生的政权。如电视剧中的吴石将军在福州任职时候，亲眼目睹国统区的百姓，在国民党苛政下，流离失所的生活状况，更坚定了接受我党的策划，转向我党，为我党提供情报信息的决心。

同时，我党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与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理念相吻合。这也使许多将领意识到投降共产党不是背叛，却是回归革命的初心。

吴石作为保定军校与日本陆军大学高材生，一生秉持孙中山 “天下为公” 的理念，却目睹国民党沦为 “蝇营狗苟的利益集团”，自然出于对共产党理想的号召，愿意为我党的解放新中国事业，从事危险的地下情报工作。

当吴石将军被逮捕时候，在狱中写下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的绝命诗，恰是对我党“为人民服务” 宗旨的认同。

四 历史的选择：“兵变”转化为“和平解放”

因此，在我党的优厚待遇和理想感召下，许多国民党将领对蒋介石的统治深感失望，与西安事变通过军事手段倒逼蒋介石政治变革不同，1043名将领的起义反抗蒋介石统治的方式，呈现组织化、规模化、和平化特征：

如1948年11月8日，国民党将领张克侠、何基沣率领2.3万人在贾汪一带起义，使解放军提前4小时完成对黄百韬兵团的合围。

张克侠的投诚起义，使得粟裕高度评价：“若无此举，淮海战役胜负难料。”可以看到，国民党将领这一种战术价值，远超西安事变时的政治象征意义。

又如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后，使得北平200万市民免遭战火；陶峙岳促成新疆10万部队起义，使迪化（今乌鲁木齐）等7座城市完整回归。就是鼓动国民党将领和平解放的“不战而胜”的模式，被毛泽东称为“解放战争的伟大创举”。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起义将领名录》显示，绝大多数起义将领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妥善安置：

傅作义任水利部部长长达20余年
陈明仁授解放军上将军衔
董其武、陶峙岳均被授予上将军衔
程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因此，对于国民党将领来说，主动投降，比发动兵变的西安事变是一条更好出路，既可以保全生命与声誉，也可以获得新生。

结语

1043名国民党将领在解放战争时候，选择集体投共，并不是投机，却是对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的理性权衡结果。因为这些国民党将领看清了蒋家王朝的穷途末路，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历史方向，自然愿意“沉默”转向，愿意投入成新中国诞生的历史洪流。

因此，1043名国民党将领在解放战争主动投诚，成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