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导语
1953年春天，台北。
一份密报静静躺在桌案上。
这份密报从香港辗转而来，经过多道关卡，层层传递，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上面的内容，却字字千钧：
「戴藏宜，浙江江山县人，1951年1月30日，江山县保安乡，公开处决。」
好家伙。
这个名字背后，还有个更响亮的名字：戴笠。
七年前坠机身亡的军统头子，那个曾经让无数人闻风丧胆的「戴老板」。
而这个戴藏宜，是戴笠唯一的儿子。
01
消息虽然过去两年才送到，但这在当时并不罕见。
1949年之后，海峡两岸如同两个世界。消息要传过来，得先从上海到香港，再从香港辗转到台湾，有时候还得经过东南亚中转。
等情报送到手里，事情早就过去半年，甚至一两年了。
这次也一样。
戴藏宜1951年1月就被枪决了，消息传到台湾，已经是1953年春天。整整两年的时间差。
密报后半部分还附带了其他信息：戴藏宜留下妻子郑锡英，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小女儿戴璐璐早已夭折，其余四个孩子散落在上海及周边。母子几人生活困顿，居无定所。
看到这份密报的人，都沉默良久。
戴笠在世时，是某些人最倚重的臂膀。这个浙江江山的穷小子，凭着对某些人的绝对忠诚和在情报工作上的才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特务网络：军统局。
那个网络一度遍布全国各地，触角伸到每一个角落。在编人员六万多，算上外围组织和武装力量，总人数超过三十万。
如今呢？
这个曾经权倾一时的人物，早已化作岱山脚下的一抔黄土。他的独子也在两年前就已经不在人世。留下的只有几个年幼的孙辈，在上海的弄堂里艰难度日。
问题来了，
要不要管？
说起来，戴笠生前和某些人的关系，其实挺微妙的。
表面上看，戴笠对某些人忠心耿耿。他从不入党，不当官，只做「无名学生」。每次汇报工作，必定立正敬礼，开口就是「学生遵校长指示」。
这种姿态，让某些人很满意。
但到了抗战胜利后，情况变了。
1942年，军统十周年庆典。戴笠为了邀功，向某些人全面展示了军统的实力：数十万人员，个个身怀绝技，全是美式装备，而且只听戴老板的命令。
当时某些人表面上很高兴，心里却开始打鼓了。
好家伙，这个组织发展得也太快了吧？
军统不仅渗透进军事、党务、政局、行政、经济、文化、教育、警察、交通各个要害部门，还掌握着几十万武装部队，火力装备比正规军还强。
戴笠甚至还想当海军司令。
这就有点过了。
1946年2月，某些人成立了八人小组，研究撤销军统局的方案。这个小组里，只有戴笠一个人「单枪匹马」，其他七个人都是要拆他台的。
板上钉钉的事了。
戴笠心里很清楚，某些人终于要开始动手了。他四处奔波，试图保住军统的根基，在南京、上海、北平、青岛之间来回飞。
结果，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青岛飞往南京的途中，飞机撞山坠毁。
机上所有人全部遇难。
戴笠死了，年仅49岁。
某些人听到消息，第一反应是「如释重负」：终于不用再费心思抑制这个人了。
但随着时间推移，又逐渐产生了痛惜和内疚的感情。
毕竟，戴笠确实为他卖过命。
而现在，戴笠的独子也没了，戴家的血脉就只剩下几个孩子了。
很快，一个决定悄然做出：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把戴家的后人接到台湾。
02
命令下达得很隐秘，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
首先，情报不够准确。台湾方面只知道戴藏宜有几个孩子在上海一带，但具体在哪儿？谁也不清楚。
上海那么大，要找几个孩子，谈何容易。
其次，1953年的大陆，户籍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了。
从1953年开始，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城镇居民凭票供应。每个人都有工作单位，有粮食配给关系，有固定住所。外来人员要想混进去，需要完整的身份证明。
到处都有检查。稍有不慎就会暴露。
再者，就算找到人，怎么把他们带出来？
当时的边境和海岸线都有严密防守。陆路有检查站，海路有巡逻艇。要把几个孩子和一个妇人秘密带出大陆，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但命令已经下达，必须执行。
相关机构开始在原军统人员中挑选合适人选。这个人必须熟悉上海的情况，有在大陆活动的经验，而且要足够机警。
经过筛选，一个叫王时叙的人进入了视野。
王时叙是军统旧人，少校军衔，早年在上海活动过，对上海的街道巷弄很熟。更重要的是，他在上海还有一些潜伏关系可以利用。
除了王时叙，行动还需要内应。
上海市公安局内部潜伏的黄福源，负责户政管理的陆秉章，这些人都将在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
一个周密的营救计划开始制定。
从情报收集、人员渗透、路线规划到后勤保障，每个环节都要考虑周全。
任何一个细节出错，都可能导致整个行动失败。
1953年12月下旬，王时叙秘密潜入上海。
他化装成从外地来做生意的商人，带着伪造的证件，在上海滩混了几天，熟悉街道，观察检查的规律。
现在，到了最关键的一步：接头。
南京路梅龙镇酒家，一家老字号餐馆。中午时分，楼上楼下坐满了食客。
王时叙上了二楼，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几道菜，然后静静等待。
不一会儿，一个中年男人走上来，在他对面坐下。
这个人就是黄福源，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实际上是潜伏人员。
两人对上暗号：
王时叙递给黄福源一支香烟，帮他点燃。
这支烟里预先放入了一粒仁丹，点燃后散发出一股特殊的药味。
黄福源一抽就明白了，连说：「这烟好！这烟好！」
暗号对上了。
两人开始低声交谈。
黄福源说，他已经打听到了郑锡英母子的下落。
他们住在虹口区的一条弄堂里，借住在亲戚家。
生活很困难，全靠亲戚接济和郑锡英做一些零工维持。
几个孩子都还小，大儿子戴以宽8岁。
二子戴以宏6岁。
三子戴以昶4岁。
女儿戴眉曼才7岁。
王时叙听了，心里有了底。
但更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把他们带出上海？
这需要证件，需要出行许可，需要每一步都不露破绽。
黄福源说，这个得找陆秉章帮忙。陆秉章负责户政管理，可以伪造证件。
但有个问题：
证件数量有限，不可能所有人都弄到合法身份。
王时叙沉思片刻。
这意味着，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带走。
必须做出选择。
03
接下来的几天，王时叙开始接近郑锡英。
他先是让黄福源安排了一次「偶遇」，然后慢慢取得郑锡英的信任。
当他暗示可以帮助她和孩子们去台湾时，郑锡英的反应很复杂：既惊喜又恐惧。
惊喜的是，终于有了离开的机会。留在上海，前途未卜，孩子们长大后也不知道会面临什么。
恐惧的是，这太冒险了。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但郑锡英最终还是决定试一试。
她太累了，太想给孩子们一个安稳的未来了。
陆秉章开始着手伪造证件。他利用职务之便，拿到了空白证件，填上假信息，盖上真印章。这些证件看起来天衣无缝，能应付一般的检查。
但意外发生了。
证件的数量不够，而且有些程序无法走通。经过反复商议，最终只能办成三个人的证件：郑锡英、长子戴以宽、三子戴以昶。
次子戴以宏怎么办？
王时叙想了个办法：他冒名顶替了戴以宏的户口，把这个孩子的户口迁出。这样一来，戴以宏在系统里就「消失」了，但也因此无法获得合法的出境证明。
没办法，只能把这个孩子留下来。
陆秉章承诺，会把戴以宏留在自己家里照顾。
至于女儿戴眉曼，郑锡英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
把她送给别人抚养。
在那个年代，带着多个孩子逃亡太困难了。而且女孩子相对来说更容易被收养，至少能有口饭吃。
郑锡英找到了戴家以前的厨师汤好珠，把女儿托付给她。
汤好珠答应了。
1954年1月7日，上海北站。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天空灰蒙蒙的，飘着细雪。
车站里人来人往，检查很严。每个进站的人都要出示证件，接受盘问。
郑锡英带着两个儿子，跟着王时叙，慢慢往检票口走。
8岁的戴以宽懂事地拉着弟弟，4岁的戴以昶还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紧紧抓着妈妈的衣角。
郑锡英的手在发抖。
昨天晚上，她抱着6岁的戴以宏，哭了一整夜。
「妈妈很快就回来接你。」她说。
「陆叔叔会照顾你的。」
「你要听话。」
戴以宏懵懵懂懂地点头，不知道这一别，就是四十年。
至于女儿戴眉曼，三天前就已经送走了。郑锡英甚至不敢去看她最后一眼，怕自己会崩溃。
现在，她只能带着两个儿子走。
检票口到了。
王时叙先把证件递过去，检查人员仔细翻看，又抬头看了看他，问了几个问题。
王时叙面不改色，一一作答。
证件是真章，信息也对得上，检查人员挥手放行。
轮到郑锡英了。
她递上证件，心跳快得像要跳出胸腔。
检查人员翻看证件，又看了看她和两个孩子。
时间仿佛凝固了。
郑锡英感觉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去哪儿？」检查人员问。
「广州，探亲。」郑锡英声音发颤。
检查人员又看了她一眼，终于盖章放行。
过了！
郑锡英几乎要瘫软下去，但她强撑着，拉着两个孩子跟上王时叙的脚步。
上了火车，找到座位坐下。
火车缓缓启动，发出沉闷的轰鸣声。
窗外的上海渐渐远去。
04
那些熟悉的街道，那些弄堂，那些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都在视线中变小，变远，最后消失在冬日的雾气里。
郑锡英紧紧抱着两个儿子，手心全是汗。
列车驶向广州。
一路上要经过多少关卡，谁也不知道。
检查站会不会查出破绽？
万一在半路被抓：
郑锡英不敢往下想。
前方等待他们的，是自由？
还是更大的危险？
她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眼泪无声地滑落。
留在上海的两个孩子，此刻在做什么？
戴以宏会不会哭？
戴眉曼在新家还习惯吗？
妈妈说的「很快回来接你」，到底是多久？
火车的轰鸣声盖过了一切。
前方，是未知的旅程。
车厢里，郑锡英紧紧抱着两个儿子，闭上了眼睛。
无论如何，她只能往前走了。
没有退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