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低估的“魏晋第一公子哥”

魏晋南北朝的第一位诗人曹操，同时也是建安文学的奠基人和开创者，虽然最终没能实现统一中国的雄图大业，但他造就的文学的黄金时代却足以彪炳史册，当然，这一伟大的文坛盛事不是曹操一个人的功劳，还得益于他文学上的接任者和辅佐者。

说起曹操的接任者，大家都知道他有两个杰出的儿子，与他并称为“三曹”，其中曹植可能更为大家所熟知，因为他的“才高八斗”、因为他的“七步成诗”，也因为他的悲剧色彩，当然，曹植作为建安头号诗人的地位和成就，谁也无法质疑。

不过就事论事，要说起曹操在政坛和文坛上的名副其实的接班人，还要数曹丕，他在建安文坛的宗主地位和实际影响是曹植所不能比拟的。

受夺嫡之争的影响，曹丕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大都不是特别正面，加之他寿命较短，年仅四十就英年早逝，因而大家对于他的文学成就也就不可避免地有所忽视，但他的文学成就却并不在其父、其弟之下，至于影响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曹丕的理论贡献在建安诗人中是首屈一指的。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作出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重要论断，成为文学“自觉”的标志，仅就这一点而言，他的贡献便已是中华文明史上无法忽略的了。

除此之外，他同时提出了“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以及“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两大观点，在文体论、作家论上都有着杰出的理论价值，对于魏晋南北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都有着理论开创和奠基意义。

其次，曹丕在诗文创作上同样有着突出的贡献。

这种贡献首先体现在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七言诗的作者。虽然我们如今通常认为诗歌格局是五七言平分秋色，但众所周知，最早的诗歌是以四言为主，到汉代才出现了完整的五言诗。

而此后近五百年都是五言诗一统天下，直到中唐以后七言诗才逐渐占据主流。而在五言诗刚刚定型的时期就创作出了一首体制完整且艺术水平颇高的七言诗，可以说曹丕在诗歌体裁的创新上领先了诗坛数百年。

我们来看看这首七言诗的开创之作《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首诗以思妇为抒情主体，通过描绘她在草木摇落、更深露重的夜晚独守空房的场景，表达了对夫君的思念之情。

诗歌先以环境描写起兴，以萧瑟的秋景奠定了凄凉的感情基调，又以群燕和鸿鹄的归家作对比，引入了丈夫的“淹留他方”和“慊慊思归”；而后又着重描写了思妇在长夜空闺中的表现，她先是忧思难耐、流泪沾衣，而后又弹琴作歌，试图排遣心情，却又无知音来赏，更加剧了心中的孤独。不经意间她看见明月照床，想以之寄托相思，却不想看见了空中隔河相望的牵牛、织女二星，想到他们一年一度的会面，却不知自己的丈夫何时才能回来，这份愁情便又加重几分。

诗歌对于女子内心情感体察得极为细致，在表现上几度转折、几度递进，无论整体情境还是细节都非常感人，艺术上十分成熟。

而在思想层面，虽然没有直陈天下大乱，却能引发读者的思考：她的夫君为何淹留他乡？为何夫妻数年不得团聚？很容易使人将其与动荡分裂的时局联系起来，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与曹操古直悲凉的诗风截然不同，曹丕诗歌的整体特点是便娟婉约、流丽深情，这是由他的成长环境所决定的——曹丕虽出生于乱世，但身为曹操嫡子，其成长环境还是足以使他避免经历太多的颠沛流离和战乱饥寒。

而在他二十岁前后，曹操便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北方的统一，所以他真正参与文学创作的环境已经是比较稳定安逸的了；但同时，在他的童年时期，曹操率领士卒常年征战在外，曹丕随女眷们生活在后方，因而对于分离之苦、闺房之思也就能够体察得格外细致，从而养成了婉约柔情的诗风；成年之后，曹丕常常与汇聚在邺城的文士集团往来、交流文艺，因而相比于曹操的创作而言，他的诗歌文学化程度也就更高一些。

最后还要说说押韵的问题，想必大家也都看出来了，这首诗是每一句都押韵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还是由此时七言诗处于初创阶段所决定的。相比于已经成熟的四言诗和五言诗，七言诗每一句的音节数多了近一倍，从而带来的问题就是很难形成较强的韵律感，这也是七言诗成型最晚的主要原因。曹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每句押韵的方法，使每七个音节就能出现一次相似或重复，从而解决了七言诗的韵律问题。这也是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四言诗、五言诗都是隔句押韵，而七言诗却都每句押韵。

最后，曹丕的文学影响体现在他是建安文坛的实际“主理人”。我们说曹操开创了建安文坛、邺下风流，但他身为政权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主要精力自然放在政务和军务上。文学事业的日常管理和活动主要是由曹丕负责的。

曹丕与建安时期的主要文人都有着极为密切的交谊，我们所熟知的“建安七子”的名号，最早也是由曹丕实际提出的。他在《与吴质书》中这样评价他们的关系：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这是曹丕在众人去世之后写下的怀念性文字，从中不难看出三点：一是，在陈琳、徐幹这些人活着的时候，他们的交游非常密切，且没有严格的尊卑之分，是极为要好的文学之友；二是，他们的去世让曹丕十分痛心，不断地有所追思；三是，曹丕做了一项工作，就是将他们遗留下来的文字，各自编撰成了文集，使之得以流传后世，这实际上就是文坛主理人的工作。

除此之外，他还对每个人的文品、人品进行了点评，其中多精道之语，足见曹丕的文学修养和文学见识，这也是身为文坛主理人所必备的。

正是有了以上三点影响，曹丕留下的作品数虽然不及曹操、曹植，名篇也只有《燕歌行》一首，但却足以与其父、其弟并称于史册，也正是如此，他才能够在曹操之后，将建安文学推向了新的辉煌。

*本文摘选自《士族的晨昏：魏晋南北朝文学三百年》，现代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韩潇著。

《士族的晨昏：魏晋南北朝文学三百年》

韩潇 著

现代出版社 2025.8

内容介绍：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最坏也最好”的独特时代，文学第一次真正睁开了自觉的双眼，不再是经史子集的附庸或政教宣传的工具，而开始思索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本书以宏阔的视野，将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文学发展历程，定位为中国文学一场至关重要的“成年礼”，带领读者探究在历史洪流的激荡下，文学如何迸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这不仅是一次历史的回溯，更是一场关于文学本质、精神成长及其永恒魅力的深刻对话。

作者介绍：韩潇，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出版著作《天阶歧途——盛唐文化宇宙中的李白》《盛世逆旅——盛唐文化宇宙中的杜甫》，并为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出版官方诗集《长安诗选》。

制作：熊思琪

初审：司丽丽

复审：李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