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史上第一战，唐军一日焚船四百，杀敌上万，奠定东亚千年格局

公元 7 世纪中叶的朝鲜半岛，正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微妙平衡之中。

北方的高句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仅统一了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北部，更对中原王朝采取 "强则依附，弱则觊觎" 的灵活策略，成为隋唐两朝的心腹大患。

南方的百济与新罗则长期处于相互攻伐的状态，而百济为对抗新罗，选择与高句丽结成战略同盟，并将王子扶余丰璋送往日本作为人质，以换取日本的军事支持。

这种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为外部势力介入半岛事务提供了契机。

此时的日本刚刚完成 "大化改新"，仿照唐朝制度建立起中央集权国家，国力蒸蒸日上的同时也滋生了对外扩张的野心。

日本统治者敏锐地意识到朝鲜半岛的战略价值，企图通过扶持百济政权在半岛建立桥头堡，进而实现其染指东亚大陆的构想。

百济则利用日本的扩张欲望，以割让南部海岛为代价换取军事援助，形成了 "以夷制夷" 的外交策略。

公元 655 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军大举进攻新罗，连陷三十余城，新罗武烈王被迫遣使向唐朝求援，承诺 "一切惟唐国马首是瞻"，这场半岛内部的冲突由此升级为国际性战争。

唐朝对朝鲜半岛的介入，既有维护 "天可汗" 权威的政治考量，也有消除东北边境威胁的现实需求。

自隋文帝以来，高句丽问题始终是中原王朝的东北战略核心，而百济与日本的联盟无疑加剧了这一威胁。

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 660 年），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十万水陆大军东征百济，仅用一个月时间便攻陷其都城泗沘城，将百济王室贵族押往长安。

这场迅雷不及掩耳的军事行动，本是实施 "围魏救赵" 之计，通过控制百济来牵制高句丽，却未料引发了日本的强烈反应。

在百济遗臣道琛的请求下，日本天智天皇先后派遣数批援军，最终促成了白江口的历史性对决。

刘仁轨，字正则，自少家境贫寒，但爱好学习，学有所成，踏上仕途。他为官清廉刚正，在任上得罪了权贵，屡屡遭到陷害。

最严重的一次是在青州刺史任上，恰逢苏定方东征，他被上级不顾天气水文，强行督促出海。结果船队在途中遇风暴死伤严重，差点被斩，好在高宗皇帝明察秋毫，赦免了死罪，让他以白衣（平民）的身份随军，进入半岛，累功至检校带方州刺史，有统兵之权。

661 年，大唐西方边境有变，加上暴风雪，唐军主力决定撤回国内休整。年过六旬的刘仁轨有感于半岛局势，于是上书高宗主动请缨留守百济。

当时的局面并不是很好，可以说是危机四伏。百济残余势力见唐军主力撤退后，在日本支持下死灰复燃，日本方面也开始插手。

正是在这种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不少唐军将领建议先回国内，但刘仁轨却展现出了卓越的军谋略和才能，力排众议坚持 "留镇百济" 。

他认为 "欲吞灭高句丽，必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这一判断准确预见了日本介入半岛事务的必然性。

当唐军援军抵达后，他又果断提出直捣敌军巢穴周留城的计划，通过 "若克周留，诸城自下" 的战略威慑，瓦解了百济残余势力的抵抗意志。

这种 "扼守咽喉" 的战略思维，使得唐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于关键节点，形成 "以点带面" 的战略效应。

海战战术的运用更彰显刘仁轨的军事天赋。日本听闻百济出事，迅速出兵与百济联军，加入战局。

663年8月初，日本援军和百济在白江口（今锦江口）集结，刘仁轨攻打任存城强攻未果，于是也决定走海路只能换条路了进攻周留城，两军便在白江口相遇了。

此战唐军仅有战船170余艘，兵员万余人，而日本方面则有战船千余艘，士兵4.2万人（“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唐军在兵力上乃是处于绝对的劣势。

刘仁轨面对日本与百济联军的优势兵力，临危不惧，他巧妙部署舰队，凭借船只设计精良，充分利用地形与气候条件，连战连捷，焚烧日军战船400多艘，烧死日军一万多人。

《旧唐书》记载此战 "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展现了战役的惨烈与唐军的战术优势。

白江口的惨败给日本带来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当残兵败将逃回本土，日本朝野上下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与大唐帝国的巨大差距。

一方面日本天皇为防止唐军乘胜追击，下令在北九州修筑水城、高安城等防御工事，形成所谓 "西海防备" 体系。另一方面他们打消了军事手段介入大陆事务，转向全面学习唐朝制度文化。

战后日本的 "遣唐使" 规模空前扩大，从战前的每次百余人增至五六百人，使团成员包括留学生、学问僧、工匠等各领域人才，进行了全方位的文化引进。

白江口之战后，百济政权走向终结。公元 663 年周留城陷落后，百济王室逃往高句丽，其领土被唐朝划分为五个都督府，纳入安东都护府管辖体系。

这场胜利不仅消除了唐朝东线的威胁，更形成了对高句丽的南北夹击之势。六年之后，唐军攻灭高句丽，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未竟的事业，将辽东地区重新纳入中原王朝版图。

白江口之战确立了唐朝在东亚的重要地位。此战之后，唐朝的声威远播东北亚，不仅日本遣使朝贡，连北方的突厥、契丹等部族也纷纷臣服。

唐朝通过册封制度、朝贡贸易、文化交流等多种方式，构建起一个多民族、多层次的东亚国际体系。

这种秩序模式在东亚维持了近千年，直到近代西方殖民势力入侵才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