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小偷的前途，案子就不查了？派出所长亲历的信用社冒领存款案

1982年8月31日，涿县公安局涿州镇派出所所长李焕志接待了一个老朋友——涿县城关镇某厂党支部书记朱某某，朱某某称：“我侄女朱某半个月前到城关镇信用社去存了八百元（这在1982年不是一笔小数目）。今天她家急用钱所以到信用社去取，结果信用社说钱已经在几天前被人取走了。可是存折分明没被动过，一直放在我侄女家的衣柜里头，今天取钱的时候才拿出来，这钱肯定是被坏人冒领了！”

老照片：80年代初的一名派出所所长在派出所门前的留影

李焕志听罢后，立即派了两名民警负责进行调查。

失主朱某家住在大辛街房产所新改建院里，是两间平房，勘查下来这里的门窗没有任何被撬压的痕迹，朱某夫妇都证实存折一直好好的被放在衣柜里，从存钱后到取款前的这半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动过。

这个勘查结果让李焕志皱起了眉头，当时的储蓄所实行的是“认折不认人”的方式，即取钱必须要手持存折，没有存折这钱是断然取不出来的，如果不是储蓄所里有人监守自盗的话（这半个月以来储蓄所的工作一直很正常，都是两个储蓄员同时当班，相互监督，下班后钱都不在储蓄所过夜，就算监守自盗也没有机会），那嫌疑人肯定是趁着朱某夫妇不备，进入朱某家将存折偷走，去储蓄所取钱后又偷偷把存折放回原来的地方（衣柜没有锁），那这个人必须是朱某夫妇的熟人，还是那种可以随意串门的熟人。

老照片：正在办理业务的信用社储蓄员

一本80年代的信用社存折

根据这个思路去排查果然排摸出一个嫌疑对象——和朱某家紧挨着的女邻居赵文荣。赵文荣家和朱某家都是一条房脊的房，门挨着门，就隔着一堵墙。而且时年17岁的赵文荣从小就来朱某家串门，跟进自家没区别。

这个赵文荣也是在派出所挂了号的“熟脸”，她的父亲是涿县政法委副书记，母亲在涿县人民法院工作，两人因为工作原因疏于对女儿的管教，而是将赵文荣丢给老人养大，从小缺管教的赵文荣9岁开始就手脚不干净，干一些小偷小摸的勾当，如今17岁了，已经不知道因为偷盗进过多少次派出所，所里的所有民警全都知道有这么一号“活宝”，绝对是所里的“名人”。

于是李焕志让人传唤了赵文荣，结果审了几天下来，这个进派出所跟回家没啥两样的“老油条”根本没一句实话，用负责审讯她的女民警的话说：“不老实，一会儿招了说是她偷的，一会儿又翻供，还故意扰乱视线。一会儿说乘主人外出门没关严，进屋从床铺底下翻出的存折取的款。 一会儿又说乘主人外出不备从窗户翻进屋里，从桌子抽屉里翻出的存折取了款。可主人说过，这些天门窗没被动过。我们察看现场门窗也没有被动过的痕迹，显然她是在胡说八道。”

老照片：女民警

这时，赵文荣的父亲——涿县政法委赵副书记亲自来到派出所，这个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见到赵文荣不容分说就先是一个大嘴巴，还要再上去踹一脚的时候被民警们一拥而上拦了下来。然后他握住李焕志的手态度诚恳地说：“是我不好，我和她妈都没教育好她，我有责任，你们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不用看我的面子，就当替我教育了。”

很显然，赵文荣平日里是个什么货色赵副书记心里“门儿清”，两家紧挨着，赵文荣又经常去朱某家串门，的确有重大嫌疑。

不过李焕志还是好言安慰赵副书记：“目前不是还没定下来嘛，您放心，我们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随便冤枉一个好人的。”

接下来一连五六天，赵文荣依旧没一句准话，再加上赵副书记的关系所里也没人敢对她上“大记忆恢复术”，所以她这条线基本上进了死胡同，李焕志决定“换一条赛道”。他再度询问朱某存钱的时间和存钱的大致情况，结果得到了一个之前未曾了解到的细节：

在朱某去存钱的那天，她的表姐李某刚好从娘家来看她，于是当天是李某陪同朱某一起去的城关镇信用社存的钱，而且因为朱某抱着小孩不方便，存款单还是李某代劳填写的。李某随后在朱某家住了两天后，就回老家去了。然后当朱某拿着存折去信用社取钱的时候，储蓄员一查账，发现钱已经被取走了。

李焕志随后来到城关镇信用社，请他们找出朱某存款的存款单存根和取款单的存根，两张单子一对比发现字迹非常相似，应该出自同一个的手笔，联想到朱某存钱的时候这钱是她表姐李某代为填写的存款单，那么取钱的取款单应该也是李某填写的。

老照片：信用社办理业务的场景

于是李焕志提出将存款单和取款单借用几天，派出所可以打借条。结果被信用社主任断然拒绝：“老李啊，不是我不通融，是人民银行有制度，你拿走了我这里的存单就没有了底账，我就得挨处分。”

李焕志好说歹说下，信用社主任勉强答应由派出所开介绍信，盖上公章说明是工作需要后让李焕志拿走取款单，而存款单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外借，这是他能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给李焕志最大的通融了。

拿到取款单后，李焕志又找到朱某，两人之间有了如下对话——

李焕志：“你表姐在你家待了几天，何时走的？”

朱某：“来的时候说待四五天，和我去信用社后，又待了一天就说家中有事，提前走了。”

李焕志：“你这里有你表姐的信件吗？”

“有！我这就去拿。”说着，朱某回房里拿出几封李某寄来的信，信封上有落款的姓名和寄信日期（虽然1980年中国邮政开始推广全国统一的邮政编码，但到1982年时还没有完全普及到乡镇，只普及到大城市），李焕志一眼就看出字迹和取款单上的字迹很相似。

于是，李焕志又以需要向李某了解一下情况，询问她住在朱某家的那两天有没有发现可疑人员为由从朱某这里要到了李某的地址。

由于李某是党员，还是她所在的生产队的团支部书记，按照当时的规定，对党员干部的侦查需要由县级公安机关的政工科开具介绍信。于是李焕志去了一趟涿县公安局，从政工科处拿到了介绍信，然后带上取款单和李某的信于9月10日乘坐火车赶往保定，将这些物证交给保定地区公安处技术科的文检人员进行笔迹鉴定。回去的时候李焕志还跑了一趟李某所在公社的组织部，要到了一张李某的照片——

9月12日，保定地区公安处技术科给李焕志打电话通报了检验结果：“取款单上姓名签字和送来的李某信件上的笔迹认定为同一！”

至此，李焕志认定钱是朱某的表姐李某拿走的。

随后李焕志回到涿县，在把取款单还给城关镇信用社主任后将李某的照片让信用社的人员进行辨认，结果一名储蓄员一眼就认出取款的那个女子就是李某，取款时间是1982年8月16日10时10分。

此外李焕志还从在涿县人民医院当医生的朱某的舅母苏某处了解到：8月16日9时30分左右，李某抱着朱某的孩子来医院串门，直到10时左右她下夜班为止，而从涿县人民医院和城关镇信用社相距只有200多米，步行溜达过去到信用社不超过5分钟。

老照片：女医生

至此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信用社方面说李某是一个人到信用社取钱的，而苏某说李某是抱着朱某的孩子离开医院的，那么李某在信用社取款的时候把孩子放在哪里？难道让一个才3岁的小孩自己一个人在信用社外站着等吗？

于是，李焕志决定正面接触李某，但鉴于来报案的报案人朱某某既是朱某的大伯，也是他的好友，出于礼貌他还是先把调查结果告诉了朱某某并给他看了保定地区公安处寄来的文检鉴定书。朱某某看罢后呆了老半晌没回过神来，这个结局他做梦都想不到。他一脸不可置信地问李焕志：“老李啊，我这外甥女可是党员啊，还是大队团支书，真的会是她吗？”

李焕志耸耸肩：“老朱啊，技术鉴定最说明问题，而且从箱子里拿存折取款又放回箱子，如果外人作案没有这样便利。冒险把存折放回箱子里，更是多此一举，这样做有被抓住的危险。只有你外甥女看家，有这条件又无危险。这样吧，把她找来让她交代，不就都清楚了？”

朱某某犹豫了很久，扭捏着说道：“老李啊，我看要不就算了吧，我外甥女肯定也是一时糊涂，我让她把钱退回来就行，真再追查下去她就没脸做人了，背了这个案底她的前途也就全毁了，还会让两家亲戚翻脸（李某的母亲也姓朱，是朱某某的亲妹妹、朱某的亲姑姑），你看就不要再查下去了行吗？我让她把钱还回来后就来撤案，事情到此为止吧。”

对此，李焕志也表示理解，毕竟是一家人，李某见财起意，一念之差铸成了恶果。如果没有那样的方便条件也许不会生此邪念。既然亲属要求不予追究（朱某某是李某的大舅），那就不予追究了吧（当时的法制不健全，放到现在查到嫌疑人的情况下即便家属要求撤案，警方也不会同意，而是会按照程序将卷宗移交检察院，由检察院决定是否提起公诉）。而既然朱某某要求不再追究，那李焕志也懒得再去求证李某去取钱的时候朱某的孩子在何处这个问题了，毕竟小孩又没有被人抱走。

最终，李某坦白了冒领800元钱的行为并将800元钱还回，朱某某来派出所撤案，此案就这么虎头蛇尾的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