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外史（N.1）| 从多重人格到回忆的真实性

多重人格通常被归属于精神疾病。在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1994）中称为“多重人格障碍”，在中国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2001）中称为“癔症性身份识别障碍”。也就是说，这种疾病已经获得精神医学领域主流的认可。

伊恩·哈金（Ian Hacking）的《重写灵魂：多重人格与记忆科学》一书，原是为深入探讨多重人格及相关问题而作，但是这本标题平和的书中，最引人注目的却是因多重人格症状及其治疗，而引发的关于回忆的客观性问题。哈金书中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陈述，虽然从叙事技巧来看稍感晦涩和散乱，但书中介绍的情况和相关讨论，确实非常富有启发意义。

多重人格真有其事吗？

伊恩·哈金拥有许多学术头衔，被誉为“现代科学思想巨擘”，他是加拿大皇家学会和英国国家学术院的成员，还得过各种荣誉和奖项。以这样权威的身份来谈论多重人格问题，他的意见——即使和主流看法有所不同——自然是值得重视的。

本书正文第一章的标题就是“它是真的吗”，一上来就展示了质疑的姿态：“多重人格已经成了精神病学里最具争议的诊断。我们作为旁观者，只能非常无助地再次追问：它是真的吗？”这不仅是因为对这种疾病真实性的质疑长期存在，而且我们从后面的讨论可以看到，这种质疑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

哈金不无深意而又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多重人格诊断与女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当大家把致病成因与虐待儿童联系在一起时，多重人格便会激起人们对家庭、父权制和暴力的强烈反对。很多多重人格的治疗专家同时也是女权主义者。”

哈金之所以建立上面这样的联系，是因为“现在被诊断出多重人格的患者，十有八九是女性”（哈金并不赞成这个结论），而病因则通常被归结到“童年阴影”。所以这些女权主义治疗专家“坚信患者的痛苦源于家庭，源于被忽视，源于残暴的行为，源于公然受到性侵，源于男性的冷漠，源于这个倾向于支持男性的社会体系带来的压抑感”。

在这样的学说中，多重人格是童年阴影引起的，而治愈的路径就必然通过患者对童年遭遇的回忆。在一些描写多重人格故事的影视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治疗专家对陷入痛苦回忆的患者大声鼓励（逼迫）道：“说出来！”那么这些童年回忆如何才能够被唤起呢？常见的方法是对患者进行催眠。但是催眠术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理论深渊，关于它自身的真实性、有效性、对病人使用它的合法性……都有争议。哈金没打算在书中深入讨论催眠术问题，但他在提到催眠术时，似乎也不无微词。

回忆的真实性问题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患者的“童年阴影”只能依靠患者自身的回忆。这样我们就必须进入哈金此书所引发的最有价值的问题了。

世界上的回忆可以被分成两种——能够证实（证伪）的，和无法证实（证伪）的。前一种比如你多年前曾从某小学毕业，这可以用你的毕业证和当年班主任的证词来证实，或者前天你驾车闯了红灯，这在如今可以通过调取录像来证实。后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也很常见，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口述史”，其中有许多细节，如果口述者记忆错误，或有意虚饰，都是无法证实或证伪的。又比如伤病垂危的人获救后陈述的“濒死体验”，也是很多研究者非常感兴趣的，这种陈述也是不可能获得证实或证伪的。

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后一种回忆的陈述，人们往往只能根据陈述者的人品来判断（想想“她不可能说谎”“我用人格担保”之类的话吧）。非常不幸的是，多重人格患者的童年回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难以证实或证伪的。

哈金在书中分析了两个重要概念：“记忆科学”和“记忆政治”，为它们各耗费了一章的篇幅。

“记忆科学”发端于19世纪后半叶，简单来说，就是关于记忆的技巧和对记忆活动本身的研究，它可以更多地和处理能够证实的回忆对应。但在早期也不乏今天看来相当荒谬的言论，比如1879年巴黎生物协会举办的讲座中，一位医生对听众说：“比之高等种族的人，现代劣等种族的人有更好的记忆力。”这在今天看来几乎就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了。

至于“记忆政治”（memoro-politics，哈金说这是仿照福柯的理论造出来的词），就不出所料地可以对应那些无法证实的回忆了。有“政治”自然就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那些无法证实的回忆，就可以因为“政治正确”而获得认可了。例如一些相关机构认为，“记忆，尤其是治疗师引导出的记忆，值得人们相信。”

那些无中生有的记忆

哈金所说的“记忆政治”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因为“童年阴影”被认为是多重人格的公认病因，所以常见的一种后果是这样的：“这些患者现在是成年人，父母业已年迈，他们（患者）恢复的记忆都关乎幼时的虐待和乱伦。他们的父母一再否认，说这些记忆中的事情都是子虚乌有、毫无可能、没有道理的。世上有许多这样的家庭，它们的不幸几乎完全相同。”而之所以会成批地出现这种故事，哈金委婉而又痛心疾首地表示“是因为人们学会了一套新的表达方式，拥有了一种新的感情模式”。有人甚至认为，捍卫这些记忆的患者和医生已经发展出了他们的“邪教”。

这种无法证实或证伪的关于“童年阴影”的“回忆”，逐渐成为时髦，就出现了这样令人困惑的现象：“女性当事人在童年时还没有这些描述，但当她们回看童年时，有些事情却符合现在的描述。”后来甚至出现了一个“虚假记忆综合症基金会”（FMSF），成立于1992年，致力于为受到指控的父母提供司法援助，“并揭露各种不负责任的精神病治疗方法中的潜在危险”。所谓“虚假记忆综合症”，通常是指“一个人对过去从未发生的事件产生了记忆”。

多重人格的治疗经常和催眠术联系在一起，而这些患者恰好是更容易被催眠的人群。以至于有人怀疑多重人格和催眠治疗究竟孰为因？孰为果？会不会是那些采用催眠或者相关疗法的治疗专家有意无意地“催生了复杂的人格结构”？还有人怀疑“多重人格是对女性进行暗示的结果”，甚至有人认为多重人格患者之所以绝大部分为女性，是因为她们和临床医生之间“有一个秘密的联盟”（这几乎就是上面“邪教”的另一种说法）。

至于本书为什么取名《重写灵魂》，那是因为灵魂和回忆/记忆是密不可分的——用我更喜欢的大白话来说，人类其实就是用关于自身的历史陈述（也就是回忆/记忆）来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的，而这个问题从文学、哲学、历史学来看，都是“灵魂拷问”。照此推论，如果陈述了哈金所揭露的“虚假记忆”，是不是意味着灵魂的堕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