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经典中的“话语”之道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话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经典中蕴含着丰富的话语之道。话语既能传播文明、传承智慧，又能化干戈为玉帛、化腐朽为神奇，甚至能够以一言之力，定天下之势。话语的背后是思想和道理，话语的表达蕴涵着丰富的艺术，话语的传播具有不同的形式，话语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中华传统经典中的话语理论，为新时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

话语之地位：立言不朽、言志明道

话语是人在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表达，涵盖“为何说”“说什么”“如何说”等方面，包含一定的观念形态和价值立场。在中华传统经典中，话语主要是以“言”的形式呈现的，“立言”与“立德”“立功”并立为“三不朽”，孔颖达疏：“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相对于生命的有限性，语言所传达的真理则可以万世流存、代代相传。《诗经·定之方中》所说的“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是“君子九能”的核心内容，其中的赋、誓、说、诔、语这五项均和话语有关，这也充分说明了话语的重要地位。

一方面，话语是表达工具。通过言语、词句的沟通，可以让人了解话语主体的思想、感情、抱负、意志等，如果再加上合适的文采，则可以促进话语更好地完成表达。孔子的“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就有这个意思。另一方面，话语是说理传道的载体。“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庄子·天道》），要理解言语及文字，说明语言思想的深意，就要以适当的言辞把意思表达出来。韩愈强调“修其辞以明其道”，认为话语载道，无论是阐明事情道理，还是传递思想意涵，都离不开言语表达；也如程颐在《御纂周易折中》所说：“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辞，谓以言求理者，则存意于辞也。”

话语之功用：安人心、兴家国

在中华传统经典中，话语有积极和消极之分，比如《易经·系辞上》中说：“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话语的作用要根据话语的性质来延伸，积极话语往往起到正向的作用，消极话语则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但积极的话语不一定好听，因为“苦口良药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好听的话语也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正所谓“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中华传统经典认为，话语虽出自一人，却可以影响他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就有此意，一人之语也可以影响众人，正所谓“言出乎身，加乎民”（《易经·系辞上》）。话语还可以上升到国家的高度，在国家安危、兴衰、成败中发挥重要作用，“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论语·子路》）就是这个道理。古人主张通过辩论而彰显话语的功能，能言善辩者，甚至可以改变双方力量对比，扭转整个局势，如古语所云：“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战国时期的公孙衍、张仪等雄辩之士通过话语可以达到“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的惊人效果。话语也可以决定战争或和平，《左传》有言：“道之以文辞，兵可以弭”，这里的“文辞”，指的是外交的辞令，也就是外交话语。中国历史上的向戌弭兵、烛之武退秦师、唐雎不辱使命、触龙说赵太后、晏子使楚、弦高犒师等，都是用话语“化腐朽为神奇”的典型事例。

话语之表达：有理、有物、有度

中华传统经典不仅重视话语，注重发挥话语的功用，而且在话语的表达方式上有着多重的指向。话语是一门语言艺术，言说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话语的效果，只有掌握说话的艺术，才能解决好如何言说、如何发挥话语的应有作用的问题。

首先，要话中有理。说话要讲道理，不能依靠外力压服别人，要言之有理、语重心长、一语中的，善于在话语中增加德性成分，就能起到“服人”的目的，正所谓“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其次，要话中有物。说话要诚恳实在，要言之凿凿、言之有物，而不能空洞无依、口若悬河、鬼话连篇、“口惠而实不至”，不然只会导致“怨灾及其身”（《礼记·表记》）。再次，要话之有度。说话要适度，恰如其分、适可而止，“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中庸·第十三章》），不能夸夸其谈、振振有词、言过其实。“言不及义”或“辞不达意”的言语辞藻必然会影响话语的表达效果，恰如其分的话语表达则是“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最后，说话要看场合。话语会因场合的变化而变化，同样的话语在不同的场合言说，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古人认为，在什么场所，就要说什么话，公事不能私议，不能在朝言及犬马之事等，即《礼记·曲礼下》中所说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

话语之传播：直抒胸臆或间接递达

话语产生后本身就具有传播效应，传播的形式和质量直接影响话语成效。在中华传统经典中，话语的传播有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之分，具体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面对面传播。这是最普遍的传播方式，是话语主客体之间当面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传播，耳提面命、面授机宜、对答如流就是这种形式的体现。儒家经典《论语》中的很多场景都是围绕孔子及其弟子间的对谈而展开的。第二种是以诗、歌等形式传播。《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既包含话语传播载体多样之意，也强调诗、歌、声、律在话语表达中的有机统一，唐诗、宋词、元曲等就是通过对诗、歌、声、律的运用促进了话语的传播。第三种是通过写作文章传播。这是理论化的传播形式，也是古人常用的传播方式。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有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不仅说明了写文章的重要性，也强调文章是话语流传后世的依托，文章亦是“无声”的话语；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也指出，“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字、句、章、篇之中，无不渗透着特定的话语。第四种是通过中介传播。通常是托物言事、托物言情、托物言志，这里的物既有人物也有事物，人物就是传送话语的特定个体或群体，事物就是具有语言符号象征意义的物件，如柳枝、红豆、鸿雁、子规、管笛等，看到或者听到这些，就会明白其中的话语含义。

话语之实践：虚实互动、言行一致

中华传统经典中的话语理论并不局限于话语本身，还注重话语的实践性，将话语和行为相联系。言语驱使行动，行动则改变现实，言行是社会变化的中枢，所谓“言行，君子之枢机……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易经·系辞下》）话语并非空洞的“虚”，而是在经过一定转化后能够撬动生活的“实”。因此，应当做到虚实互动、言行一致。

一方面，要正确看待言与事的关系。语言的产出必定受到特定事项的触发，人们使用不同类型的话语主要是为反映某种事态或事物，这就要求正确处理正名与言事之间的关系，只有将名、言、事之间的关系理顺，才能有助于实践活动进一步开展，正如《论语·子路》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言与行的关系。言与行是一套联动的机制，中国传统的话语理论特别强调言行一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儒家经典认为，“言顾行，行顾言”（《中庸·第十三章》），不能“听其言而信其行”，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礼记·杂记下》）；道家经典指出，“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庄子·人间世》）；墨家经典也认为，要“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墨子·兼爱下》）。也就是说，中华传统经典反对言而无信、信口开河、言行不一，倡导言以行事、心口如一、言行一致。

（作者：陈明琨，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明研究院研究员、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