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离家9年成三野参谋处长，回乡却发现，65岁母亲已是四野干部

那年春天，上海刚刚解放，二十军参谋处长蔡群帆刚从前线撤下来，人还没歇口气，就急着向陈毅请了探亲假。

他不是什么喜欢走后门的人，但这次不一样。

他离开家已经九年了，连母亲最后一次送他上路的样子都快记不清了。

谁知道，等他回到家门口，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彻底愣住了。

门锁锈得发黑，院子里的草已经长到膝盖，窗户上积着厚厚的灰。

没人住，至少很久没人住了。

他推门进去，屋里一片死寂。

炕上是空的，墙角的旧箱子也没了，像是整个家被连根拔起。

他在门口站了很久，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邻居见了他，愣了一下，随后才认出是小蔡回来了。

那会儿村里人还习惯叫他“小蔡”。

邻居说，你妈早就走了。

国民党那时候查得紧，听说她是你这种“共产党的亲戚”，哪敢久待。

有人说她是去找你了，也有人说她被抓走了。

反正后来就没人见过她。

蔡群帆听完一句话没说，蹲在门口点了根烟，烟都快烧到指头了他才反应过来。

正这时候，有士兵跑来，说陈毅老总那边电话打来，让他立刻回去，说是，有人等他。

谁也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是他妈。

当他推开陈毅办公室的门时，屋里坐着一个穿着整齐军装的老妇人，头发花白，眼角满是皱纹，可那双眼睛他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她，真的是她。

但问题也来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母亲会穿着四野的军装，坐在这里等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杨凤珠，蔡群帆的母亲，出身普通，早年丧夫，独自带大儿子。

旧上海的日子不好过，家里靠她缝缝补补维持生计。

蔡群帆小时候生病多，她常常半夜抱着儿子去排队看病。

后来大儿子得病死了，丈夫急火攻心也走了，就剩下母子俩相依为命。

那会儿，蔡群帆是读书人，念的是抗战、救国这些道理，后来因为参加抗日活动被学校除名。

他本来很愧疚，觉得对不起母亲，谁知道杨凤珠听说了反而一拍桌子：“你去干正事，家里有我。”

从那年起，他跟着新四军走了。

一走就是九年。

当了连长、营长，最后做到二十军参谋处长，经历了多少仗，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可这边，杨凤珠也没闲着。

儿子一走，她就成了“重点监控对象”。

国民党当时对“共党家属”查得特别狠，尤其上海这种大城市，情报网密得吓人。

她跑不掉，只能靠老街坊帮忙藏着。

后来实在撑不下去，是蔡群帆小时候的一个玩伴——那时已经是山东游击队干部——想办法把她接了出来。

到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杨凤珠本来只是想落个脚，吃口安稳饭。

可那时候条件太苦，没人闲着。

她主动要求干活，缝军装、做毯子、织军帽，什么都干。

后来部队编制正规，她就被调进被服厂，成了正式编制里的“后勤战士”。

日本投降后，她随四野去了东北。

那会儿东北是前线，国民党、地方军阀、苏联红军交错，情况复杂得很。

条件也苦，冻得人连话都说不出来。

杨凤珠一边照顾伤员，一边还要负责仓库管理。

她不识多少字，全靠记忆，把几百号人的物资账目理得清清楚楚。

再后来，她升了连级干部。

可她心里一直惦记着儿子。

打听不到消息，也没法写信。

听说上海快打下来，她就请了假，一路搭车搭船南下，想碰碰运气。

她到了军部求见陈毅，说她要找儿子，叫蔡和民。

军中查不到这个人。

她急了，说不可能啊，儿子是新四军出来的。

就在这时候，刘飞军长听说了，拍了下大腿，说：“蔡和民？那是蔡群帆啊！当初改名还是我建议的。”

联系上之后，就有了陈毅办公室那一幕。

母子俩见面那天，谁都说不了话。

蔡群帆把母亲抱在怀里，哽咽着喊了一声“妈”。

杨凤珠摸着儿子的脸，说：“我老了，你变样了，但我认得出你。”

那晚，办公室没人打扰。

他们聊了一整夜。

蔡群帆说他已经结婚了，妻子叫王芳菲，是部队里的军医，现在怀孕了。

杨凤珠听了，笑得合不拢嘴，说：“太好了，我也能抱孙子了。”

可惜这幸福的日子没维持多久。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蔡群帆奉命出征，王芳菲因为有医护经验，也随部队去了前线。

孩子出生后，全靠杨凤珠一个人带。

她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还坚持自己种菜、烧水、喂奶，谁劝她都不听。

五年后，王芳菲先回国，准备带孩子回家看看婆婆。

可一打听才知道，杨凤珠已经去世整整一年。

走得安静，没留下一句话。

她没告诉儿子。

怕他在前线分心。

等蔡群帆凯旋回国，刚下火车，就接到了这个消息。

他在站台上蹲下来，哭了很久。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他的小名。

参考资料：
张云，《人民解放军老战士口述实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
李洪林主编，《新四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
陈毅，《陈毅文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宋时轮，《东北解放战争回忆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