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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70年未解谜:纪念碑上155个字竟藏着毛主席的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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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民英雄纪念碑,直接立在紫禁城太和殿的广场上,这主意听着就让人心里一咯噔。

搁现在,谁要是敢这么提,准得被当成疯子。

可是在1949年那会儿,这事儿不仅有人提,还差点就成了板上钉钉的方案。

当时,支持这方案的人里头,有跟着打天下的老革命,还有从苏联请来的“老大哥”专家,分量一个比一个重。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

1949年9月30号,开国大典的前一天晚上,政协会议上大伙儿一致同意,要给那些在革命里牺牲的人建个碑,好让后人永远记着。

决议是有了,可这碑,往哪儿搁呢?

这就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这可不是随便找块空地盖个楼,这块碑的位置,决定了新中国怎么看待自己的过去,怎么走向未来。

那时候的北京城,还是老样子。

天安门广场远没有今天这么敞亮,东西两边两道大红墙把地方圈得死死的,南边还立着个大明门,整个就是明清皇城的一个前院。

你站在这儿,抬头是天安门城楼,低头是皇家的金水桥,到处都透着一股皇帝家的威严。

就在这么个地方,第一个重磅方案出炉了:把纪念碑建到紫禁城里头去,就搁在太和殿前面那个大广场上。

提这主意的人,逻辑很清楚:莫斯科红场上,列宁墓不就挨着克里姆林宫吗?

我们把代表人民的纪念碑,插进封建王朝的心脏,这不就是最彻底的胜利宣告吗?

意思就是,皇帝的宝座我们坐了,皇帝的家,我们也得留下人民的印记。



苏联来的建筑专家巴兰尼科夫也一个劲儿地点头,说这是国际惯例,是胜利者的姿态。

一时间,这个方案呼声最高,好像历史的车轮马上就要碾进那片曾经只有皇帝才能踏足的土地。

眼瞅着这事儿就要这么定了,一个听起来文质彬彬,但骨子里却硬得很的声音冒了出来。

这个人叫梁思成,当时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头儿。

1949年年底,一封信送到了北京市政府。

写信的就是梁思成。

信里头没那么多虚头巴脑的话,他开门见山,用一个建筑学家的专业眼光,分析了这么干的后果。

他说,紫禁城是一套完整的古建筑群,是老祖宗几百年留下来的宝贝,它有自己的规矩和气场。



你硬生生在里头塞一个现代的纪念碑,就好比在一件上好的古代瓷器上刻上“某某到此一游”,不光是破坏了文物,还会让整个感觉变得不伦不类,要多别扭有多别扭。

梁思成说的“时空错乱”,算是点到了要害。

你想想那个画面:太和殿是皇帝登基、宣布国家大事的地方,讲究的是皇权至上、唯我独尊;而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他们为了推翻压迫才献出了生命。

把这两样东西搁一块儿,它们自己就得先打起来。

后人来了,看着皇帝的宫殿和人民的丰碑挤在一起,该怎么理解这段历史?

这不光是对历史不尊重,也是对英雄们的不尊重,把他们的精神给稀释了。

当然,梁思成的反对也不是孤零零的。

当时还有另一拨人,主要是从老传统文化角度考虑的。



他们觉得,纪念碑嘛,总归是带有祭奠性质的,应该找个清净、肃穆的地方。

于是就有人提议,干脆建到西边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去。

那地方安靜,也符合中国人祭奠先人的习惯。

这个方案听起来也有道理,可马上就有人站出来反对。

北京市建设局的副局长赵冬日说的一句话,就把这个方案给否了。

他说:“人民英雄是从人民中来的,他们的纪念碑应该建在人民生活的地方,不能把他们跟老百姓隔离开。”

这话说的在理。

英雄不是神仙,他们是我们的父辈、兄弟,他们的精神应该每天都能被看到,被感受到,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被供在郊外的陵园里,一年才被人想起几次。



两个最主流的方案都被否了,事情好像僵住了。

这时候,梁思成和他夫人林徽因,带着清华建筑系的一帮人,拿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眼前一亮的方案。

他们的思路是,别老想着在现有的地方“找位置”,咱们得跳出来,用“创造历史”的气魄,重新给北京城规划一个心脏。

他们团队把北京的中轴线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遍。

发现从最南边的永定门,一路向北到钟鼓楼,这条线是北京城的脊梁。

而天安门广场,正好就压在这条脊梁最关键的节点上。

他们建议,拆掉天安门东西两侧的红墙和广场上一些乱七八糟的建筑,把整个广场的格局打开。

然后,就在这条新规划的中轴线上,天安门和正阳门(就是前门楼子)的正中间,树起这座纪念碑。



这个想法简直是神来之笔。

这么一来,纪念碑不再是紫禁城的附属品,也不是天安门的陪衬,它自己就成了中心。

它往北,正对着象征国家权力的天安门;往南,越过正阳门,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北京城。

它一下子就成了历史和未来的交汇点,成了国家政治和百姓生活的连接点。

这个方案既没破坏老祖宗留下的中轴线格局,又给这条老轴线注入了全新的、属于人民的灵魂。

最后,这个既有远见又有魄力的构想,被采纳了。

地方定下来了,碑上刻什么字,怎么刻,又是一门大学问。

碑的正面,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



这八个字,每一个都比一个成年人还高。

为了写好这几个字,毛泽东选了一种叫“北碑体”的字体。

这种字体是从北魏的石刻上演变来的,笔画刚劲有力,像刀砍斧凿一样,既有古代的浑厚,又有革命的豪迈。

更有意思的是个技术细节。

人站在碑下面往上看,因为角度问题,字容易变形,显得头重脚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写的时候,特意把每个字的重心都往下挪了一点点。

清华大学的人拿着光学仪器反复测量计算,最后确定往下挪12%最合适。

这样一来,不管你从哪个角度仰望,那八个大字都显得四平八稳,力道千钧。



这已经不光是书法了,这是艺术跟科学的完美结合。

碑的背面,是毛泽东起草、周恩来书写的碑文,总共才155个字。

但这155个字,把中国一百多年的革命史给浓缩进去了。

开头说,“三年以来”。

这是指解放战争,从1946年到1949年。

这是离新中国成立最近的一场战争,无数人倒在了黎明前。

这句话,是说给他们听的。

接着说,“三十年以来”。



时间往前推,推到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

从那时候起,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句话,是把党的奋斗和整个民族的觉醒联系在了一起。

最后一句,“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

这一笔,直接拉回到了鸦片战争。

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反抗侵略、争取独立的斗争就没停过。

这句话,把“人民英雄”的范围,从共产党的烈士,扩大到了所有为了这个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牺牲的先辈。

就这么三句话,三个时间点,层层递进,把一部跌宕起伏的中国近现代史,稳稳地刻在了石头上。



今天,成千上万的人每天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走过,跟它合影。

这座碑已经成了天安门广场理所当然的一部分。

它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立在那儿,看着五星红旗每天升起,看着这个国家日新月异。

很少有人会想起,为了让它站在这里,而不是别的地方,曾经有过那么一场激烈的争论。

后来,梁思成为了保护北京的老城墙,跟很多人意见不合,也因此受到了不少委屈。

但他当年力主规划下的天安门广场和那座纪念碑,却一天天长成了这个国家最核心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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