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陷镐京灭亡了西周王朝，这对于当时的周王室来说是一场灭顶之灾，对于2800年前的中国社会来说是一场人间浩劫，但对于有历史眼光的战略家来说，则是当时最大的历史机遇：抓住了这历史大机遇，就能一飞冲天名垂青史。
秦襄公就是当时具有雄才伟略的战略家之一，他抓住了犬戎灭亡西周的历史机遇，让秦国迅速崛起为与晋齐楚等国并驾齐驱的诸侯大国，开启了秦穆公争霸中原、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梦幻历程。其智慧与经验，即便是对于两三千年后的我们，也有着极大的启示。
西周末年，周幽王宠幸褒姒。为搏褒姒一笑，周幽王不但烽火戏诸侯，而且废除申后和太子宜臼，并立褒姒为王后，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导致王室内乱，申后和宜臼外逃。申后的父亲申侯，为了给女儿和外甥报仇雪恨，便联络缯国和犬戎攻入镐京，在骊山脚下杀死了外逃的周幽王和太子伯服以及一众大臣，西周至此灭亡。
周幽王被杀后，一部分诸侯拥立申后之子宜臼为周天子，是为周平王；另一部分诸侯拥立余臣为周天子，是为周携王。周平王即位后，将京城迁至洛邑，也就是现在的洛阳，史称平王东迁；随后灭掉了周携王，成为周王朝唯一的继承人，自此历史进入东周，也拉开了五霸争雄的春秋时代。
在西周灭亡、平王东迁的过程中，周王室遭到了沉重打击，却成就了名不见经传的秦国。在平王东迁之前，秦国只是周王室的一个附庸国，与齐楚燕晋等诸侯国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甚至都算不上是诸侯。
秦国并不是周朝初年大分封的封国之一，而是在周王朝建立160多年后，也就是周孝王时期，秦人的祖先非子（后世称其为秦非子）因为养马有功，而被周孝王封于秦地（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天水市东南部地区），才建立了秦国。
刚开始建立的秦国非常弱小，甚至根本称不上国家，也不在公侯伯子男五级诸侯之列，实际上只是负责为周王室饲养战马而已。但秦人非常珍惜这机会，经过长达百年的苦心经营，逐渐成为西北地区颇具实力的势力之一，并成为周王室抵御西戎骚扰入侵的中坚力量。
得知申侯联合犬戎攻打镐京，秦襄公第一时间率军勤王，但当秦军赶到时，犬戎已经杀死周幽王和太子伯服，将镐京洗劫一空后退去。周幽王被杀，引发了周天子继承人之争。宜臼虽然是周幽王的儿子，但其太子身份早已被废；而地位显赫的虢国国君虢公翰，则联合一般诸侯指责宜臼联合缯国和犬戎杀父弑君，而拥立周幽王的弟弟（一说周幽王的另一个儿子）余臣为周天子，是为周携王。
如果是普通人，在当时宜臼被举国上下齐声声讨周平王的情况下，应该拥护周携王，但秦襄公却不这么认为。秦襄公认为，相比于支持周携王，支持周平王就是支持一个“有瑕疵”的君王，就有着更多讨价还价的余地，就可以换来更多的封赏和政治特权。事实也确实如此，支持周平王的晋、卫、郑等国都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而秦国更是被周平王提升为三等伯爵国，并在法理上获得了岐山以西的广大地区。
在此之前，秦人虽是嬴姓，但长期被视为“西垂大夫”，实为半华夏半戎狄的附庸，处于周王室诸侯体系的边缘，政治地位低下。周平王的正式册封，使秦国获得了 “诸侯”的法定身份。这意味着秦国在法律上与齐、晋等老牌诸侯平起平坐，获得了参与中原事务的入场券。
周平王将岐西之地赐给秦国，并承诺秦国若从犬戎中夺取岐丰之地尽属秦国。周平王的许诺，是一次典型的 “危机资源置换” 。王室用自己已经无法控制的远期土地权益，换取了秦国及时的军事保护。但对秦国而言，这张“空头支票”是风险极高但上限无限的期权。它赋予了秦国向西扩张的无限权利，将国家的生存压力与扩张动力完美绑定，并让秦国对戎狄的战争，从部落仇杀转变为“尊王攘夷”的正义之举，也极大地便利了秦人吸纳“平王东迁”后留下的西周遗民，这些遗民更愿意归附一个“王师”而非一个蛮族首领。
秦国夺取的岐西并非蛮荒之地，而是西周经营数百年的核心区，拥有成熟的农业基础、水利设施、手工业中心和大量掌握先进技术的高素质人口。秦国相当于以一个“初创公司”的身份，直接接管了一个“破产巨头”的核心资产和精英团队。
从列国局势来看，平王东迁让华北大平原上的东方诸侯国从此陷入了彼此牵制的复杂关系，而秦国却独享整个关中盆地，凭借函谷关、武关、散关、萧关四大关隘，无需担心东面的威胁，而只需专心对付西面的戎狄，使关中成为易守难攻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让秦国拥有了无与伦比的战略防御纵深和一个独一无二的战略安全环境，使其后来能安心实施变法积累国力。
由于拥有了“天子所封”的光环，秦国对内的统治权威也得到空前加强，为整合内部、建立集权国家提供了法理依据。获得周人的农耕技术和土地，使秦国经济从半农半牧迅速转向成熟的农业经济。稳定的农业产出是支撑一个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基础。大量吸纳“周余民”，不仅带来了劳动力，更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这极大地提升了秦国的人口素质和国家组织能力，使其迅速“华夏化”，缩短了与中原诸侯的文明差距。
秦国自建国之初，其生存和发展模式就是 “通过战争夺取土地” 。这条成功的路径被深深植入国家的基因，使得后来的统治者本能地选择对外扩张作为解决内部问题和增强国力的主要手段。
与戎狄长达百年的战争，使军事成为秦国的立国之本。这锻造了一支经验丰富、悍勇善战的军队，并形成了深厚的尚武传统。在持续战争中，军事指挥权必须高度集中，这自然催生了权力向国君集中的趋势，削弱了旧有的部落贵族势力，为后来的彻底变法扫清了部分障碍。
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中，一切以实效为准，而繁文缛节和空洞道德没有市场。这种 “功利主义”和“结果导向” 的文化氛围，成为后来商鞅变法能够被接受并成功的社会土壤。秦国文化天生就与法家思想高度契合。
秦襄公在护卫平王东迁后，马上率军攻打犬戎，既是为了夺取天子赐予的土地，也是为了迅速填补王室东迁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却因为国力尚弱屡战屡败，最终病逝于征战途中。虽然秦襄公壮志未酬，但他却成为秦国实际上的开国之君；他在位时日虽不算长，但他雄才大略开创的基业，为秦国的发展和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襄公去世后，其子秦文公即位，他大败犬戎，终将疆域拓展至岐西之地，并将平王东迁后遗留的周朝移民纳入秦国，秦国开始迅速强大起来。由于太子早逝，秦文公去世后，其孙秦宪公即位，拉开了秦国南征北战东征西伐开疆拓土的浪潮，逐渐成为地域广阔雄霸西方的春秋大国。
秦穆公去世一百多年后，秦穆公拓地千里，称霸西戎问鼎中原，被周襄王赐予金鼓，成为名震后世的“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去世四百年后，秦孝公重用商鞅进行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县制，奖励耕织和军功，实行连坐之法，让秦国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集权国家。
秦穆公去世后六百多年，秦始皇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再次统一了中国；在中央设置三公九卿，地方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经济上，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社会文化上，实施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修筑通往各地的道路，规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军事上，北击匈奴，收取河南地，修筑万里长城；南征百越，修筑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不但结束了春秋战国诸侯纷争的局面，而且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
由此可见，东西周交替之际的犬戎之乱和平王东迁，是秦国崛起的关键节点，对于秦国一统六国，甚至对于整个中国的历史走向，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秦襄公不仅仅是抓住了一个机会，而是一个边缘势力通过精准的战略操作，完成身份、地理、制度和文化的全面跃升，从而为未来数百年霸业奠定基石的经典范例。
思考秦国在西周灭亡东周建立过程中崛起的深层原因，分析秦襄公震古烁今的至尊谋略，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到当下时代的发展大趋势，抓住21世纪最大的历史机遇，成就更加璀璨辉煌的人生。
秦襄公勤王，是一次系统性的、多维度的破局行动。秦襄公勤王，对于我们个人乃至国家，面对当今时代当下国际局势，有着深远的启示：这启示远不止“抓住机会”那么简单，而是关乎如何重新书写自己的人生、如何重新书写我们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
首先，我们要洞察系统性危机中的机会。每个时代最大的机遇往往诞生于旧秩序崩溃、新秩序未立的时刻，东西周交替之际最大的机遇隐藏在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二王并立之中，那么我们当下最大的历史机遇是什么呢，我们的机会在哪里呢？秦襄公抓住了历史机遇，我们是抓住历史机遇一飞冲天还是眼看着历史机遇从身边悄悄溜走呢？
其次，要将合法性转化为行动力。秦国在秦穆公勤王之后合法地拥有了诸侯身份和天子封地，但实际上周平王给的都是“空头支票”，秦国没有凭空得到一兵一卒和一寸土地。但秦国却依然行动起来，利用周天子给予的合法身份，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发展成为雄踞西方的诸侯大国。那么，处于百年大变局中的我们，应当争取哪些合法身份，应该如何利用合法身份进行发展呢？
第三，构建非对称优势。秦国利用其独特的地缘位置，将西陲边塞的地理劣势，转化为一个拥有广阔战略纵深、进可攻退可守的竞争优势，并以此为基础变法发展拓展疆域，最终成为一统六国的胜利者。现在的你或者你的企业，还有我们的国家，处于什么地位，如何构建全面的或局部的非对称优势呢？
第四，文化是战略的土壤。早期形成的务实、尚武、功利的文化，决定了秦国后来能够接受并成功执行法家这一套在其他国家难以推行的严厉制度。一个组织的原生文化，决定了其未来可能选择的战略路径的宽度和深度，这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秦国成功吸引了范雎、商鞅等来自各国的大批人才，其根本原因在于秦国文化；犹如美国能吸引来自全球的精英，也源自美国文化，这是文化战争的重要性。但大部分人更注重的是经济战争和武力征服，而忽视了文化战争才是人与人之间、企业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终极之战。
秦国的崛起始于秦襄公一次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是东周时期中国社会的一大标志性事件，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其后的历史发展。秦襄公判断天下局势、抓住历史机遇的智慧，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 认知革命：从“资源视角”切换到“规则视角”
常人的思维是“资源视角”：我看重我已经有什么（兵力、财富），然后做力所能及的事。秦襄公的思维是“规则视角”：我洞察整个系统的运行规则和核心符号，然后利用规则，让自己拥有的资源产生杠杆效应。
秦襄公看透了周王室虽已虚弱，但“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合法性符号，依然是这个系统最底层的运行规则。诸侯争霸，依然要在“尊王”的旗帜下进行。他看重和投资的，不是周平王这个人，而是那个时代的终极规则。
对我们的启示：不要只盯着账户里的钱和掌握的技能，要深度洞察所在领域、行业、社会、国际关系的底层运行规则。真正的破局点，在于识别出那个看似虚妄、但却定义了一切价值的“核心符号”，并与之绑定。
二，存在性跃迁：完成从“他者”到“主体”的身份重构
在秦襄公勤王之前，秦国是西周系统内的一个“他者”——一个模糊的、边缘的、不入流的、甚至不被完全承认的低级存在。秦襄公勤王并被册封后，秦国成为了一个名正言顺的、拥有完整权利的、可以自主定义未来的伯爵国诸侯主体。这是一个哲学层面的根本转变：他从规则的服从者，变成了规则的利用者，并最终将成为规则的定义者。
对我们的启示：在当下的环境里，我们是一个被定义的“他者”，还是一个自我定义的“主体”？我们的“勤王”行动，其终极目的是为了完成一次身份的跃迁。这需要做出一个标志性事件，让我们彻底告别旧有的、被他人定义的身份。这个新身份，是我们所有后续行动的“许可证”。没有诸侯身份，秦国的扩张就是侵略；有了这个身份就是王化。没有专家身份，我们的意见只是个人看法；有了这个身份，我们的意见就是行业洞察。对于一个企业，乃至于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