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给毛主席念了一首歪诗，逗得毛主席捧腹大笑，直呼再来一个

一个相声演员的“大考”：1951年，侯宝林用四句歪诗，解开了毛主席心里的那道锁

1951年12月，北京的冬天冷得能把人骨头冻酥了。

中南海勤政殿里头，暖气烧得足，可侯宝林站在台中间，后背上的汗却把那件蓝布长衫给洇湿了一大片。

他心里头跟打鼓似的，咚咚响，这动静比外头西伯利亚刮来的大风还闹心。

这不是他头一回进这道红墙，但感觉比头一回还紧张。

台底下坐着的，是毛主席，是中央的几位首长。

主席手里端着个白瓷茶杯，热气一缕一缕地往上飘，那双深邃的眼睛就这么瞧着他，没说话，但那分量，压得侯宝林有点喘不过气。

他知道，今天这趟活儿，不是在天桥撂地说相声那么简单，这是一场没写题目的考试。

考官，是定下这新中国江山的人；考题，是怎么用街头巷尾逗乐的玩意儿，让这位博览群书的领袖，打心眼儿里笑出来。

这道题，两年前他答过一次，交了白卷。

时间倒回去两年，那是1949年的春天。

北平城刚挂上“解放”的牌子，百废待兴。

侯宝林作为曲艺界的头面人物，接到了进中南海演出的通知。

那会儿的他，正是三十出头，心高气盛，觉得自己凭着《关公战秦琼》这些吃饭的段子，走到哪儿都能炸了锅。

那天晚上，演出确实热闹，底下掌声也一阵一阵的。

可侯宝林眼尖，他瞅见坐在最中间的毛主席，脸上挂着笑，但那笑意没到眼睛里头去。

就是那种客客气气，出于礼貌的点头。

整场下来，主席没开怀过。

演出一完，车子开出中南海，同行的人还在叽叽喳喳地念叨见着大人物多兴奋，侯宝林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靠着车窗，看着那高高的红墙往后退，心里头就剩下三个字：“使砸了。”

这三个字，对他来说，跟天塌下来没两样。

他在天津卫的杂耍园子滚过，在北京天桥底下跟三教九流周旋过，什么样的观众他没伺候过？

可这回，他栽了。

他心里明镜儿似的，问题不在观众，在自个儿。

毛主席那不咸不淡的微笑，像一把小锤子，把他那些在茶馆里百试百灵的包袱，砸得粉碎。

他意识到，自个儿那点儿江湖手艺，在一位通晓古今、满腹经纶的人面前，太浅了。

错在哪儿了？

那天晚上，侯宝林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睁着眼到天亮。

他把整场演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终于琢磨出点味儿来。

这道“考题”的死结，是文化上的差距。

毛主席读的是什么书？

《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唐诗宋词信手拈来。

你跟他聊“关公战秦琼”这种张冠李戴的笑话，人家听着，也就是个民间趣闻，触不到痒处。

想让这样的人笑，得拿出点他懂的，又想不到的东西。

“得下功夫，得念书。”

侯宝林从床上坐起来，给自己下了个死命令。

从那天起，这个走南闯北的江湖艺人，开始了一场“补课”。

这两年，侯宝林就像变了个人。

他不再是那个只在相声圈里打转转的名角儿，倒像个准备考状元的穷书生。

他把家安在了琉璃厂和北京图书馆。

旧书摊上那些落了灰的《笑林广记》《古今谭概》，成了他的宝贝。

他不是为了当学问家，他是去找“笑”的根。

他像个饿坏了的孩子，捧着那些古籍善本一个字一个字地啃。

书页上用铅笔画得到处都是道道，嘴里还不停地嘟囔：“这个典故有意思”“这句话能改成个包袱”。

他家里人瞅着都纳闷，说他这是着了魔。

朋友们也跟他开玩笑，说侯先生这是要改行当教授了。

侯宝林自个儿心里清楚，他是在“备考”。

他记得多年前偶然看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头那句“为人民大众服务”，早就在他心里扎了根。

可怎么服务？

这是个实在问题。

他从小没念过几天书，十三岁就拜师学艺，在街头巷尾跟卖艺的、拉车的、做小买卖的混在一起。

他懂这些人笑什么，愁什么。

他觉得，相声的根就长在这片泥土里。

可光有泥土不行，还得见天光。

他要做的，就是把从书本里挖出来的文化养料，浇灌到这片民间的土壤里，看看能长出什么新庄稼。

他要把那些只有读书人懂的典故，掰开了揉碎了，变成连胡同口晒太阳的老太太都能乐出声的包袱。

这两年，他白天泡图书馆，晚上就跑到天桥或者鼓楼的茶馆里“试活儿”。

一个新段子，他对着台底下卖力气挣饭吃的苦哈哈们说一遍，又对着来听闲书的知识分子说一遍。

他仔细观察每个人的表情，一个皱眉，一个走神，他都记在心里，回家连夜就改。

就这么来来回回地折腾，他对“笑”这门学问，算是摸到了一点新门道。

所以，当1951年冬天，中南海的第二次邀请送到他手上时，侯宝林的心情跟两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他还是紧张，手心还是冒汗，但心里头，有底了。

他觉得自己揣着“标准答案”来的。

再次站到勤政殿的舞台上，灯光还是那么亮，观众还是那些人。

侯宝林吸了口气，没急着说段子，而是慢悠悠地开了口，像是说书先生的定场诗：

“胆大包天不可欺——”

这一句出来，声音洪亮，带着股英雄气概。

底下的人都静了下来，凝神听着。

毛主席也把身子往前探了探，眼神里带着一丝好奇。

侯宝林顿了顿，眼睛扫了一下全场，接着念第二句：

“张飞喝断当阳桥——”

这句一出，大家都会心地点点头。

这是《三国演义》里的名场面，接得顺理成章。

所有人的思路都跟着他走，等着听后面更威武的话。

可侯宝林偏不。

他脸上的表情突然一松，带上了一丝狡黠和滑稽，嘴里冒出了第三句：

“虽然不是好买卖——”

“嗯？”

底下的人一下就懵了。

英雄气概十足的当阳桥头，怎么就跟“买卖”扯上关系了？

这弯拐得太急，所有人的脑子都像是被绊了一下，一时没转过来。

毛主席先是愣住了，随后那紧锁的眉头瞬间就松开了，嘴角已经忍不住往上翘。

没等大家咂摸出味儿来，侯宝林把最后一句给抖了出来，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晰：

“一日夫妻百日恩。”

这句一落地，勤政殿里先是静了一秒，紧接着，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笑声。

毛主席更是笑得直不起腰，身子一仰靠在椅子上，手里的茶杯都晃荡起来，他一边拍着桌子，一边指着台上的侯宝林大声喊：“好！

这个好！

再来一个！”

这一声“好”，对侯宝林来说，比什么嘉奖都金贵。

他知道，这回他“答对了”。

这首东拼西凑的“歪诗”，妙就妙在它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文化伏击”。

前两句用“胆大包天”和“张飞”，把听众的期待值拉满了，引到一个他们非常熟悉的、严肃的、古典的语境里。

然后，第三句“不是好买卖”像一把剪刀，突然把这个语境剪断，用最市井、最俗气的话，把英雄拉下神坛。

最后一句“一日夫妻百日恩”，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彻底摧毁了所有的逻辑。

这种巨大的落差和荒诞感，对于一个知识结构非常完整、思维逻辑极强的人来说，冲击力是最大的。

这不再是简单的逗乐，而是一场建立在共同文化认知基础上的智力游戏。

演出结束后，毛主席特意走到后台，握着侯宝林的手说：“侯先生，你的相声有味道。

改天，我们俩比一比背唐诗宋词，怎么样？”

侯宝林赶紧摆手，用他那相声演员特有的机敏回答道：“主席，那可不敢。

您是先谈天文，后论地理；中间说段三国，末了还讲讲国际主义。

小侯这点儿墨水，哪敢在您面前献丑。”

一番话说得众人又是一阵轻松的笑。

几天后，中南海又派车来接侯宝林，不是去演出，而是请他去和主席一块儿聊聊文学，聊聊艺术。

参考资料：
侯宝林口述，汪景寿、李汝伦整理：《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
华艺出版社，1994年。
薛宝琨：《中国相声史》。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大师侯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