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趟本来直奔北京的专列,在1960年3月这个节骨眼上,毫无征兆地在浙江金华刹了车。
车上坐的是谁,大家心里都有数,但这一脚刹车到底为啥,当地所有干部脑门上都顶着个老大不小的问号。
那时候,北边的“老大哥”正闹脾气,卷铺盖走人,连带着把技术图纸也揣兜里了,整个中国的工业摊子,一下子感觉被人釜底抽薪,下一步棋该怎么走,谁心里都没个准谱。
就在这当口,专列的门开了。
一、一个急刹车,两个怪问题
1960年3月14号大清早,天刚蒙蒙亮,金华地委书记李学智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他估摸着自己一晚上抽掉了一整包烟。
头天半下午接到的电话,就一句干巴巴的话:毛主席的专列要路过金华,临时停一下。
停一下是啥意思?
是下来透透气,还是有别的事儿?
电话里没说,他也不敢多问,只能把心提到嗓子眼干等着。
早上七点出头,火车的汽笛声把整个金华站都给喊醒了。
地方上陪着的人还没来得及凑上去,车窗里那个高大的身影就已经站了起来,眼神直勾勾地望着窗外雾蒙蒙的山。
车刚停稳,一句话就砸了过来:“李书记,双龙那个水电站,离这儿有多远?”
这问题一出来,李学智心里“咯噔”一下,全明白了。
敢情主席这一趟,根本不是路过歇歇脚,是带着考题来的。
双龙水电站这地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关键是,它没花国家一分大钱,更没请一个苏联专家,纯粹是本地的泥瓦工、技术员,凭着一股子“我就不信这个邪”的劲儿,硬生生给捣鼓出来的。
在当时那个“洋专家”比啥都金贵的年头,这事儿本身就透着点离经叛道。
现在看来,这恰恰是主席想亲眼看一看的东西。
车队一出火车站,往山里开。
路两边都是开春的景,绿油油的,水汪汪的。
走着走着,路边冒出来一排灰墙红瓦的房子,看着像是兵营。
毛泽东伸手在车窗上轻轻敲了两下,车速慢了下来。
他扭头问李学智,话说的很平和,但意思却不容商量:“这是哪个部队的?
跟老百姓关系弄得好不好?
没占老百姓的房子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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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又来了。
这个问题,比第一个还让人心里发毛。
在毛泽东的脑子里,工厂的机器再响,国防的炮再硬,都得有个根。
这个根,就是老百姓。
军队跟老百姓要是处得跟乌眼鸡似的,那你干啥事都长久不了。
这不只是个纪律问题,这是个根本问题。
李学智赶紧汇报,说这是个炮兵连,房子是战士们自己一砖一瓦盖的,没给地方添一点麻烦。
不光如此,部队进山的路不好走,战士们还义务帮着乡亲们修了条路,老百姓感激得不行,给路起了个名叫“八一英雄路”。
听到这儿,毛泽东紧绷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笑模样。
他没再多说啥,但李学智心里那块大石头算落了一半。
看来,这第一道关于“根基”的考题,金华算是答得不错。
二、一台土机床,一把硬骨头
车子颠了快俩钟头,终于到了山沟里的双龙水电站。
没啥气派的大门,就是两排青砖砌的平房,外加一个三层楼高的机房。
门口挂着块木头牌子,白底黑字,字是手写的,透着股子新鲜又粗糙的劲儿。
一进厂房,那股子机器的轰鸣声,混着机油味儿,还有脚底下地板传来的微微震动,一下子就把人带进了工业时代。
毛泽东理都没理那些迎接的人,径直就朝着厂房中央那台最大的家伙走过去。
那是一台750千瓦的水轮发电机,在当时算是大功率了。
他弯下腰,凑得很近,就像看个宝贝疙瘩一样,仔仔细细地瞅着机座上那块铁牌子,然后直起身,扭头问跟在旁边的电站站长,一个看着还很年轻的技术员:“这玩意儿,真是你们自个儿攒出来的?”
这话问得太实在了。
在那个年代,咱们国家的工业,说白了就是两步走:要么从苏联老大哥那儿成套买,要么拿着人家的图纸自己仿。
像双龙电站这样,没图纸没专家,自己“攒”出来一个能发电的大家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那个年轻的技术员脸有点红,但腰杆挺得笔直,大声回答说:“报告主席,大的铸件我们自己搞不定,请上海的老师傅帮忙浇了一回。
剩下的,从安装到调试,再到后面的一些小改进,全是我们自己摸索着干的。”
“靠自己,腰杆子才硬!”
毛泽-东听完,猛地在冰凉的机座上拍了两巴掌,声音特别响,硬是盖过了机器的轰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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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不光是夸眼前这台机器,更是说给全中国听的。
人家不跟你玩了,把门关上了,你是跪在门口哭,还是自己回家砌灶台?
答案不言而喻。
活路只有一条,就是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接着,他又走到配电盘跟前。
那上面的电线五颜六色的,接得也不像教科书上那么规整。
在懂行的大专家眼里,这简直就是“野路子”的典型。
可毛泽东看了,反而乐了,他指着那些花花绿绿的线说:“搞得还挺花哨嘛。
不过可以再琢磨琢磨,下次争取弄得让人一看就知道,哪个闸刀管着哪一路电。”
一句玩笑话,把所有关于“土”和“洋”的争论都给化解了。
他没说这不对,也没说那不规范,而是鼓励他们“再琢磨琢磨”。
这种尊重,比任何表扬都让在场的工人们心里热乎。
临走前,他还拐到工人宿舍去看了一眼。
宿舍里很简单,就是几张木板床。
他看到一个工人的枕头边压着一张《金华日报》,就拿起来翻了翻。
又伸手到被窝里摸了一把,感受了一下被褥是不是潮的。
他关心的,从来不只是机器,更是开动机器的这些人。
在他看来,这些会摆弄扳手钳子,晚上还知道看看报纸关心国家大事的普通工人,才是这个国家工业的真正家底。
三、一场吹牛会,一场思想仗
金华这一趟,像往平静的湖里扔了块大石头,那圈涟漪,五天之后就在大上海扩散开了。
3月19号下午,上海康平路的一个小会议厅。
上海几家大工厂的技术尖子被请来“吃饭”,大家伙儿还以为是市里领导开的表彰会,心里还琢磨着待会儿发言该说点啥。
可一推开门,全傻眼了,毛泽东正坐在主位上冲他们笑呢。
“都别拘束,坐。
我从金华那个小电站看了个事儿,搞技术不能光靠工程师在办公室里画图,工人的脑子才是宝库。
今天不搞汇报,请你们来,就是想听你们吹吹牛,说说你们是怎么把那些不可能变成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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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开场白一说,气氛立马就活了。
几杯酒下肚,话匣子彻底打开。
上海机床厂有个叫朱富林的工人工程师,说起自己为了改进一个破刀具,前前后后失败了228次,最后才搞成。
说到激动处,他站起来比比划划。
毛泽东听得哈哈大笑,身子都往后仰,他举起酒杯大声说:“搞实验就跟打仗一个道理,不怕打败仗,就怕不敢打!
你光在纸上画,画一万年,那刀具也还是老样子!”
这话一下子就把金华和上海串起来了。
从双龙水电站的“土法上马”,到朱富林的“228次失败”,一条清清楚楚的线索冒了出来:真正的技术突破,不在大学的高墙里,也不在外国专家的讲义上,它就在车间里,在老师傅的手上,在那些不怕失败、敢于动手的一次次尝试里。
饭局快结束时,毛泽东又扔出来一句让所有人热血沸腾的话:“我看,要从工人里头培养大学生嘛!”
这句话在当时,简直是颠覆性的。
它等于是在说,文凭不是唯一的标准,实践才是最好的课堂。
知识不光在书本里,更在工厂里,在田埂上。
从实践里来,再回到实践里去,给技术人员安上文化的翅膀,给知识分子补上实践的课。
当天晚上,锦江饭店小礼堂里锣鼓喧天,唱的是京剧《岳母刺字》。
当演到岳母拿着针,一笔一划在岳飞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时,全场掌声雷动。
毛泽东也站起来用力鼓掌,他回过头,对身边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技术上要搞革新,精神上,也要‘精忠报国’啊。”
到此为止,从金华到上海的这条线,才算真正画圆了。
搞工业,光有“靠自己”的骨气不够,还得有发动群众的办法,更得有一股子为国争光的精神头。
这条路,不好走,但非走不可。
几年后,双龙水电站经过几次扩建,发电量翻了十几倍。
当年炮兵连修的那条“八一英雄路”,也从坑坑洼洼的土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
至于从工人中培养大学生的想法,在后来的岁月里,变成了席卷全国的“七二一工人大学”。
参考文献: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李学智口述回忆,《炎黄春秋》杂志,1994年第5期,“毛泽东视察双龙水电站前后”。
《共和国的红色掌柜:陈云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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