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一奇才借钱从不花，放箱子里到期便还，凭此套路竟成上海首富

旧上海富豪如云，有钱人多得数不过来。但真要论传奇，他排得上前几位。

他一生办过上千家企业，药铺、戏院、银行、地产、烟厂，门门都干过，件件能成。他是“龙虎人丹”的老板，也是“大世界”的缔造者。产业铺遍全城，名号响彻全国。

可最后呢？万贯家财，一夕破产。

有人敬他是商业奇才，有人骂他是投机高手。到底是神是魔，众说纷纭。

可谁想得到，这样的人物，出身寒门，少年丧父，靠母亲带大。

十五岁两手空空，从地摊做起，一步步熬成上海滩的风头人物。

他会算，会拼，也会赌。赌赢了几十年，最后输了一生。

1917年，上海的街头依旧是洋车穿梭、电车叮当，租界的霓虹刚刚开始取代煤油灯。

也是在这一年，一个名叫黄楚九的商人悄悄拿下了一块地，位于法租界爱多亚路和敏体尼荫路交界处，9.8亩。

地皮一拿到，他就立刻着手建设，不耽搁一日。1917年3月开工，7月竣工，只用了四个月。

他要建的不是普通的铺子，也不是西式楼房，而是一座划时代的城市游乐场，名字早已想好，叫“大世界”。

工程同步推进的，还有人事安排和资金布局。艺人从四面八方招来，商户一个个谈定，饭店、茶座、戏台、影院，一并安排进场。

开业前十天，他做了件破天荒的事：包下全上海二十多家报纸的广告位，整整十天，每天整版，醒目标题，占据要栏，毫无保留地推广“大世界”。这在当时是从未有过的操作。

广告打得越狠，市场越兴奋。竞争对手反应过来时，已经来不及。新世界、大千世界、神秘世界、花花世界，一个个被比了下去。黄楚九不光赢了面子，也赢了人流和利润。

开业那天，街口人满为患。只要两角钱，便可入场，从中午十二点玩到晚上六点，戏曲、杂技、电影全包，还能随便逛吃。

为了促进餐饮消费，他制定了一套简单高效的优惠机制：凭门票吃西餐八折，中餐七折，消费满三十元，再送门票一张。效果立竿见影，回头客越来越多。

“大世界”迅速成为都市日常的一部分。

背后的黄楚九，也在这场商业实验中，再次完成身份跃迁。

到那一年，他已年过四十，黄氏集团旗下企业遍布华东。他靠医药起家，靠娱乐翻盘，靠地产和金融稳住根基。龙虎人丹畅销全国，烟草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开厂、办银行、建游乐场、炒楼盘，每一步他都踩准了节点。

但他不是含着金汤匙出身。他是从底层往上爬出来的，几乎是赤手空拳。

黄楚九生于1872年4月9日，浙江余姚桃园村人。十五岁那年父亲病逝，他与寡母蒋氏一同来到上海。

刚落脚时，他不过是个中等个头、面黄肌瘦的少年。

蒋氏识字不多，却固执地把儿子送进城隍庙里的“清心书院”。

书院地处庙中，热闹嘈杂，三教九流混杂一堂。

黄楚九不爱读书，常常一放学就往城隍庙市场里钻。

他在那里，看人、听事、记账、学话，时间久了，连庙口的小贩都认识他。

有一天，他注意到一个奇怪的年轻人。每天挑着玻璃瓶，挨家挨户送东西。人称“浆糊大王”。

他很好奇，就去打听。原来此人是苏北人，落魄来沪，一开始找不到工作，后来灵机一动，开始做浆糊生意。

用面粉兑热水，加明矾防馊，装进小玻璃瓶，再用旧烟盒包起来，送到各家店铺。每瓶定价十文，便宜实用，深得人心。

城隍庙一带有几百家小店，他轮流送，日入一二百文。

时间久了，还雇了几个小学徒，组了个小作坊。几年后买了房，娶了老婆，在上海站稳了脚。

黄楚九越看越觉得有意思。

他琢磨着，别人能赚钱，自己凭什么不能？

他回家试探着对母亲说，想试试在庙口摆摊卖药。

蒋氏一听，脸都变了。她红着眼摇头，说：“你爹临终前说过，要你念书，我不能违他遗愿。”

黄楚九没顶嘴，只讲了“浆糊大王”的故事，从面粉到瓶子，从十文到百文，一五一十地讲。

最终，蒋氏松口。她大概也意识到，家里手头紧，靠书本出头太慢，靠机灵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于是，城隍庙里，一个小药摊悄然开张。

日后所有的游艺场、药厂、银行、舞台、广告、地产，全都从这一摊药开始。

空手套白狼

黄楚九为什么要开中药摊？为什么不去做生丝、茶叶、粮行、油铺这些更赚钱的买卖？

从家族背景来说，他走的是“熟门熟路”。

余姚黄家，自他高祖起，就是本地出了名的中医世家。到了他父亲黄知异手上，已经传到第六代。黄知异主治眼疾，医术严谨，声誉尚可，还留有一本祖传手稿，书名《眼七十二症方》。

黄楚九小时候就在一旁看父亲坐诊。父亲有时边熬药边讲解，但黄楚九没真正学过。

所以他不敢妄称郎中，也不敢开方治病。他只在庙口摆个中药摊，卖成药，卖草药，只做“药”，不做“医”。

1889年入冬，天气渐冷，城隍庙东侧一处空地上，多了一个摊位。一张桌子，一顶伞，几篓药材。

摊主就是黄楚九和他的母亲蒋氏。

但现实没有想象中顺利。

冬天风大，城隍庙里人少。他一天卖不出几包药，还要顾防摊被抢、药被雨淋。收入有限，支出不断。他意识到，靠地摊，熬不过这个冬天。

他不甘心。

从摆摊的第二个月起，他就开始琢磨转型。他盯上的是西药。

他决定要做就要做自己的西药房，不是代卖，是进货、配方、制药、售卖一体。

店铺选好了，在法大马路，地段不差，二层小楼，一楼开店，二楼做工坊。一切计划周全，缺的只有一样：钱。

店面租金是一笔，设备、原料又是一笔，加起来起码得五六千元。他自己没积蓄，母亲那边也拿不出。找亲戚，碰壁；问朋友，借不出；尝试过的钱庄和高利贷，借得起还不起，利滚利拖死人。

连续失败几次之后，他知道，要想凑成这笔钱，不能再直接开口要个大数。“放长线钓大鱼”，才是破局之道。

于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王克琴。

她曾是辫子军首领张勋的姨太太，张勋死后，她迁居上海，落脚租界，靠着张勋留下的一笔私房，过得还算宽裕。

她爱看戏，尤其迷昆曲。平日里常泡在剧场前排，是那种熟面孔中的老戏迷。

也正因这份癖好，才与黄楚九结识。

两人都是戏台下的常客，偶尔打个招呼，不过如此。没有深交，也从未往来。

他把目标定在了王克琴身上。

第二天一早，他翻出唯一的一套深色西装，熨平，穿上；领带打好，鞋子换新；头发用上发油，仔细地分了个三七开。

他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像个正经做事的人，而不是随便拉借条的穷小子。

准备妥当，他直接登门拜访。

王克琴开门的一刻显然有些意外。眼前这个小赤佬，怎么突然找上门了？她表面客气，内心却多留了一份警惕。

“黄先生？平日里也不见你来串门，今天怎么想到来了？”

黄楚九笑着寒暄，随后稳稳落座。

他说自己准备转型做西药房，说洋药来得快、利润大，说他准备自制成药，不走老路。他说得很是详细，连店面选址都拿出图纸讲了半天。

最后才补了一句：“眼下还差几百块洋钿，周转一时有点紧，不知王太太可否相帮？”

三百块就够了？当然不够，不过这是他早就算准的。如果一上来张口几千元，对方肯定戒备。先借小额，建立信任，才能慢慢拿下“大单”。

王克琴没立刻答应。但她细看他一身打扮，又听他讲得有条不紊，心里倒是觉得这个年轻人不像混账的样子。

她忽然想起，有位闺中好友曾在“异授堂”买过一款眼药，说效果真不错。而异授堂，正是黄楚九开的中药铺。

几番权衡之后，她开了口：

“我呢，也不是有多少钱。现在也不过靠点利息过日子。不过你要是真的急用，这三百块先拿去用用。”

她说得不动声色，手却已从抽屉里拿出银票，并让他写下借据，注明归还时间和利息。

黄楚九毫不推脱，当场写字据、签名、立誓。他语气诚恳：“十天之内，连本带利归还。”

这三百块，他回家就锁到了箱子里，自己一分未动。

十天后，他准时敲门，利息备好，字据奉还，还另外送了一盒亲自调制的补酒。

王克琴收下后，心中警惕减少了大半。临别时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以后真有用钱的地方，也可以再来。”

黄楚九等的，就是这句话。

几天后，他再次登门，说起外商进货需现款，垫资压力大。王克琴又给了五百。他还是十天归还，连本带利，不少分毫。

就这样，一借再借，每次守信。王克琴逐渐放下顾虑，甚至开始主动询问：“还缺不缺？要多少？”

最终，黄楚九开口借五千。王克琴沉吟片刻，答应了。借期一年，约定按季结息。

这一笔巨款，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个真正的启动资本。

产业版图不断扩大

20世纪初的上海，钱值千金。五千元对普通人而言，几辈子也攒不出这笔钱。

黄楚九拿这笔巨款，立即着手筹划。没多久，“中法药房”开张，选址就在法租界附近。

中药、西药，统统卖。他另起炉灶，开始搞中成药包装改造。

换句话说，把传统的汤剂、散剂，做成西药模样，再贴上新标签，对外销售。

一年内，“中法药房”盈利明显，客源稳定。他不仅连本带利还清了对王克琴的借款，还手握大量流动资金，首次完成商业模型闭环。

黄楚九觉得光卖药还不够，要想把事业做大，必须打造自己的品牌。靠研发出一款真正能赚钱、能打响的“明星产品”。

他找来一位吴姓药剂师，巧的是，这位药剂师手上正好有一味刚刚调制成功的新药。

黄楚九当即决定量产。但他也谨慎。尽管那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专利法”，但他知道，做生意不能留下漏洞。

于是他在原方的基础上加了一味咖啡因。这点“改良”，一方面能增强提神效果，一方面也避免了可能的纠纷。

下一步，就是包装与推广。

这款药被命名为“艾罗补脑汁”。“艾罗”是谁？当然不是药剂师本人，而是黄楚九虚构出来的“美国医学博士艾罗先生”。

他还专门请人画了一张“博士肖像”：浓眉大眼，满脸胡须，典型洋人形象，看起来像那么回事。

他砸钱投放广告，在《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上连续刊登“艾罗博士发明新药”的长篇报道，用大篇幅介绍该药如何厉害，医学用语一套一套，谁看都信。

中法药房门前还请来铜鼓队，锣鼓喧天，气氛热烈。好几天不间断演奏，场面热闹，路人围观，围了就看，看的就问，问了就买。

他请好友、著名文人吴趼人亲笔撰文，刊登“亲身体验”，言之凿凿，妙笔生花。更“绝”的是，他竟然让早已去世的曾纪泽“复活”，借其名义在报纸上“推荐”艾罗补脑汁，说效果奇佳。

读者信了，舆论发酵，药品销量迅速攀升。

“艾罗补脑汁”一炮而红。首年利润即破数十万元。黄楚九尝到了甜头，立刻开始复制模式。

接下来几年，他陆续推出了多个“招牌产品”，龙虎人丹，百龄机等等。

所有产品一个路数：先造势，再推货；广告投得凶，门店配得快。

进入1920年代，整个上海滩几乎被黄楚九的广告“攻陷”。

走在南京路、福州路、老闸北，每个电线杆、每道门楣、每条马路边上的灯箱，都可能印着他的广告。

钱多了，人脉广了，他也不满足了。

从药业起步，他开始试水娱乐业，投了舞台、建了剧场、搞了大世界；再转入金融业，开设银行、参股票号；随后染指烟草与赌场，看准机会就介入。

最终，黄楚九成为了上海滩最赚钱的一位民间资本家。

十年雄心，终场萧瑟

到上世纪三十年代，黄楚九的生意，已不是一家一店的规模。他名下企业超过五十家，涵盖医药、娱乐、金融、地产、交通、报业，几乎囊括上海滩所有能赚钱的门路。

他做生意的方法还是空手起家，空手套钱。一块地皮刚拿下，他就抵押贷款，再拿贷款继续买地。旧债未还，新债已来。

银行贷款、股东集资、公司间担保，层层嵌套，环环相扣。他把“空箱计”用到了极致，把杠杆拉到极限。

他习惯了在资金紧绷中寻找增长空间，习惯了在危机边缘寻找新机会。只要没有断裂，就能继续。

但时代变了。

1929年，上海外贸下滑，金融市场震荡，银行放贷变得紧缩，工商业全面收缩。黄楚九的模式，忽然从“速度优势”变成了“风险负担”。

他的资金链开始吃紧。他的银行——日夜银行，出现资金回笼困难；地产开发停滞，分红减少，连锁反应从财务表蔓延到市场端。就在他前往杭州短暂休养的空当，局势失控。

1930年12月，上海开始出现传言，说黄楚九重病不起，甚至已经病危。接着，又有人散布消息，说“日夜银行”即将倒闭，存户提款无望。

很快，恐慌蔓延，几百、上千人挤在银行门口，要求取款。银行挤兑，成了现实。

他紧急赶回上海，已是1931年元旦之后。

1月2日一早，他召集高层，商量应对。几天内，他变卖房产，用地产契约做抵押，凑出数十万元，勉强发出第一批兑付。

同时，他在报纸刊登近照，写声明，称身体康复，银行无虞，呼吁市民冷静。舆情略有缓和。

但好景不长。十天后，第二轮挤兑潮卷土重来。

这一次，出手的是老熟人——黄金荣。

黄金荣早就盯上黄楚九手上的“大世界”，却苦无下手机会。此时见黄氏资金吃紧，便暗中指示手下弟子、亲戚等人，集中到日夜银行“合法提款”。

这一“提款潮”，成了压垮银行的最后一击。

银行崩了，连锁反应随即而至。地产无人接盘，股东纷纷抽资，债主上门逼账。他拼命调头抵债，但为时已晚。

更不巧的是，就在这关键时刻，他的长子黄钟甫突发疾病去世。噩耗传来，他心力交瘁。原有的气喘病和心脏病接连发作。

1931年1月19日中午，他突发昏厥，陷入半昏迷状态。

医生赶到抢救，他短暂苏醒。意识清醒的几个小时，他流泪交代遗嘱，恳求老友帮忙善后，嘱托一句：“莫伤我妻儿应得之利。”随后昏迷不醒。

下午四点十分，宣告不治，终年五十九岁。

死讯传出，震动上海。

日夜银行即刻宣布倒闭清算。

根据当时法律顾问提供的账面数据，黄楚九的个人债务约在四百万元上下。但黄家资产远远超过此数，单是古玩、字画、地产评估就值六百多万。

理论上，他并不“资不抵债”。

但问题在于，黄氏企业大多为多人合股。面对崩盘，各路合伙人开始抽资自保，产权扯皮，债权混乱，资产被肢解式处理。原本完整的集团体系，如同骨牌，一夕倒塌。

最终，留在黄家账上的，只有四万元生活费，分别给了遗孀与长媳。其余家产，荡然无存。

于是，他草草下葬。大世界数月后被黄金荣接盘，更名为“荣记大世界”。

黄楚九一生打拼，最后到头来却九九归一，一双空手。

参考资料：

从摆地摊到创办“大世界” 赵映林
民国商界奇才黄楚九 童志强
上海滩的“滑头大亨” 韩福东
药界一代巨贾黄楚九 邬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