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迷雾：逆流、裂痕与坚守

导读

上世纪80年代，全球化狂飙猛进，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垂直分工演进为产品内垂直分工。但全球化过程中各国利益不一致，美国推行逆全球化政策，与全球贸易体系冲突，致使全球经济碎片化。全球金融体系也面临挑战，美国巨额国债和美元武器化引发担忧，可能导致美元危机。国际金融市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加剧金融风险。中国应加强金融监管，警惕资产泡沫。面对逆全球化趋势，中国应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推动全球化服务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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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上世纪80年代，全球化进程狂飙突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产业链（或称全球供应链、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二是全球金融一体化，三是全球治理的加强。

二战后，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是产业间的垂直分工，其核心特征是根据比较利益，以“整个产业”为单位的转移和承接。发达国家专注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重化工业、高技术产业；后发国家承接从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简单制造业。“雁阵模式”就是这一模式的经典描述。

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模块化生产技术的成熟使电脑、手机等复杂产品可以被分解成多个独立的部件，在不同地方生产后再组装；信息技术与互联网使即时远程管理成为可能；大型集装箱船、高速飞机等使得物资和人员的全球流动空前高效，距离不再成为障碍。由此一来，国际分工的形态从“产业间的垂直分工”深化和细化为“产品内的垂直分工”，国际分工的主流范式从“雁阵模式”演进为“价值创造环节分布”的全球产业链模式。

全球产业链的最主要特征是跨国公司的主导和不同国家在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的分工。总部设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掌握资本、技术和品牌，是全球产业链的主导者和组织者。全球产业链内部则表现为“中心-外围”或“高端-低端”的结构。发达国家占据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则停留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全球产业链所创造的利润按照资本和权力的全球布局进行分配。

图片来源：新华社

参与全球化的各国利益或国家内部不同阶层的利益并不总是完全一致。首先，跨国公司的融资和运营是全球性的，但其所有权和控制权往往仍具有明确的国籍属性。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国家希望提升本国在产业链中的地位，缩小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处于产业链高端的跨国公司及其背后的发达国家则力图把其他国家永远锁定在产业链低端。

其次，跨国公司赚取了全球价值链中的大部分利润，而生产国往往只能获得微薄的加工费。这导致了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的财富分配不均。

第三，就发达国家自身而言，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跨国公司在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大规模投资设厂，发达国家则出现产业空心化和产业工人大规模失业。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往往把利润隐藏在“避税天堂”，从而使本国民众无从受益。总之，由于发达国家政府未能合理分配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其蓝领阶层成为牺牲品，致使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民粹主义兴起，逆全球化思潮崛起。

最后，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本世纪头十年，由于中国的崛起，美国统治集团日益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开始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筑起“小院高墙”，在关键领域同中国“脱钩断链”。由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同中国“脱钩”就意味着全球产业链的破裂、平行产业链的出现。

图片来源：新华社

美国政府推行的逆全球化政策，必然同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为核心的、以推进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全球贸易体系发生根本冲突。美国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有意瘫痪WTO的正常运作，肆无忌惮地对其他所有国家发起关税战，使WTO的权威受到蔑视，其仲裁职能被瘫痪。

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转向，导致了全球经济的碎片化，即从统一的全球体系向几个相对独立、基于地缘政治联盟的“经济板块”演变。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全球贸易体系将继续向“意大利面碗”的方向演变：WTO依然存在，但被瘫痪；各种自由贸易区、区域贸易协定，关税同盟同时并存可能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发展趋势。

面对美国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中国的立场有四点：第一，坚持多边主义，坚决支持多边贸易组织WTO的主导地位，坚持在WTO框架下推进贸易自由化，解决贸易争端。第二，推进双边和区域性贸易自由化。截至2025年10月，中国已与3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3个自贸协定，形成了覆盖亚洲、大洋洲、欧洲、拉美和非洲的多元化自贸区网络。第三，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措施采取对等反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以战止战”。第四，发挥体量大，有完整工业体系，庞大的优秀技术人才队伍和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优势，打破美国的技术封锁，建立完整的、应变能力超强的、以本国为基础的、如有需要就可以形成闭环的产业链。

逆全球化演进路径并非线性，而是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包括特朗普本人朝令夕改的特点）。中国和其他支持多边主义和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应该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继续捍卫多边主义，坚持贸易自由化，争取实现改善国际贸易的全球治理。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在全球贸易体系发展遭遇逆全球化阻碍的同时，全球金融体系也面临严峻挑战。国际金融体系包括两大构成部分：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国际储备货币、汇率制度、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国际金融机构。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通过维持贸易逆差为全球提供流动性。自1982年开始，由于贸易逆差超过投资收入顺差，美国成为经常项目逆差国或净债务国，美元也就成为美国政府以自身信用做担保开出的“借条”。由于其他国家接受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可以不受贸易平衡的限制，直接用美元支付商品和劳务的进口，美国的海外净债务随之不断增加。

衡量一国外债的可持续性有两个重要尺度：经常项目逆差对GDP之比和海外净债务对GDP之比。在不考虑估值效应的情况下，一国海外净债务等于该国各年度经常项目逆差之和。海外净债务对GDP之比越高，债务国以商品、劳务和其他形式的实际资源偿还债务的能力就越差。在生产的逆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同时，全球货币体系面临的风险也在增长。

首先，不断高企的海外净债务是一颗“定时炸弹”。2006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对GDP比为6%。当时经济学家和金融市场都担心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的海外资金突然停止流入，会引发一场国际收支危机和美元危机。虽然这样一场危机并未发生，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对GDP之比由2006年的6%下降到年均3%左右（2024年为3.9%），但经过18年的积累，2024年美国海外净债务和海外净债务对GDP比已分别由2006年的1.8万亿美元和13%，飙升到26万亿美元和90%。两者分别是2006年的14.4倍和6.9倍。

不难计算，按照目前的趋势，美国的海外净债务对GDP之比还会继续快速上升，超过100%。一旦海外净债务对GDP比达到某一阈值，外国政府和私人投资者将不再相信美国能以实际资源量赎回美元“借条”，履行债务偿还义务。届时它们就会把美元“借条”兑换成“真金白银”，从而引发国际收支危机和美元危机。虽然无人能够准确预测触发危机的阈值，只要趋势不变危机迟早是会爆发的。美国的债权人未雨绸缪，预做准备。

图片来源：新华社

其次，美元的武器化进一步削弱了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元资产，特别是持有美国国库券的意愿。2013年12月，英国《金融时报》时任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一篇社评中明确指出，中美一旦发生冲突，美国完全可能没收中国的海外金融资产。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及其盟友立即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的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证明了沃尔夫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

再次，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加剧了外国投资者的担忧。一方面，美国政府想在不消除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即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减少贸易逆差，那么就只能依靠美元贬值。另一方面，美国又不愿意放弃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但美国的高关税政策必然导致通胀恶化，从而降低美元的实际购买力，进而使美债和其他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下降。外国投资者减持美债和其他美元资产，最终将导致美元贬值，从而动摇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特朗普政府“自毁长城”式的高关税政策将加速以美元为锚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发展前景存在多种可能性：突然崩溃、维持现状或三足鼎立。“突然崩溃”是指美元在短时间内丧失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国际货币体系由于汇率的剧烈波动而陷入混乱。1971年尼克松突然宣布关闭“黄金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突然崩溃就是先例。“维持现状”是指美元的国际货币作用下降，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开始减持美元外汇储备，但由于路径依赖、网络效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加之没有其他货币可以取代美元的支配地位，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继续存在。“三足鼎立”则是在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逐渐削弱的同时，欧元和人民币——特别是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逐渐提升，“蚕食”美元的地盘，最后形成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无论最终结果如何，美元的霸主地位大概率仍将继续存在相当长的时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确保中国海外资产安全是目前中国面对的突出问题，中国必须贯彻落实“双循环”发展战略，依靠内需驱动经济增长。中国应该努力实现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在通过多种途径有序减持美元资产的同时，需为提高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创造必要条件。资本账户可兑换、庞大且流动性极强的债券市场、健全的法律法规、经济增长、物价和汇率稳定、为地缘政治伙伴提供安全保证的能力等，都是促进人民币发挥国际货币作用的必要条件。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三大债权国，完全可以根据具体交易的性质向交易对象提出相应要求。例如，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可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这些国家可以持有一部分人民币短期国债或存款；向中国借钱需要发行熊猫债。中国在多个方面具备实力，可以促成贸易伙伴或金融交易对象使用人民币，从而加强人民币国际货币作用。但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是漫长的，不能揠苗助长，不能指望一蹴而就。

除了美国巨额国债和外债不可持续外，国际金融市场的各种泡沫也十分令人担心。由于信息与通信技术和金融自由化、证券化及金融全球一体化迅速发展。世界经济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的趋势日益严重。这种脱节是全球经济中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

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曾指出，金融市场的演化已经使金融走上一条追逐自身利润的道路。在历史上，国际金融活动从属于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携手并进的。而现在，金融活动不再直接从属于实际经济活动的需要。事实上，自80年代初以来，国际资本在不同国家金融市场间的套利活动就已成为金融活动的最主要内容之一。“为金融而金融”已成为金融业的特点。2022-2023年间，全球年贸易总额约为31.55万亿美元；金融市场（仅外汇市场）日交易量为7.5万亿美元、年交易量约1875万亿美元。金融交易量是贸易的59倍。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不仅如此，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衍生品市场规模远超基础资产市场，高频交易占据主导地位。国际金融市场各种新金融工具和金融活动的创新使资产泡沫更容易发生，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

由于美国国债的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认为美国可能会发生债务危机，但这种危机将以什么形式出现，则存在许多不同看法。最普遍的看法是：投资者不愿继续持有美国国债，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从而引发一场主权债危机。另一种可能性是美国股市泡沫崩溃，发生类似1987年和2000年那样的股灾。此外，大型金融机构的投资决策错误导致的危机（如2020年3月的股市熔断危机和2023年3月的硅谷银行危机），如果不是货币当局处置得当完全有可能发展为系统性金融危机。由于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之一，我们对国际收支危机和美元危机的可能性格外关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殷鉴不远。在这个领域，中国必须首先“把自己的房间打扫干净”，通过体制改革，加强监管，提高金融竞争力，防范资产泡沫。其中关键的一条依然是：在条件具备之前，还不能实现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对于各种数字货币的出现，中国则应该加紧研究，确定应对之策。

总之，无论是在贸易领域还是货币金融领域，加强全球治理不可或缺，中国将在这两个领域高举多边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遏制逆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使全球化服务于全人类而不是少数国家和少数特殊利益集团的私利。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本文原文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原标题为 "Staying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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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责编：杜娟

编辑：张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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