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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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而就死 韩通)
其实如果不是被王彦升给发现了,韩通还是很有可能成事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韩通离开宫内打算调兵做殊死一搏的时候,赵匡胤的军队还在城外,正在往里走的呢。
韩通是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他手里能调动相当大一部分京城的卫戍部队,如果韩通能够行动迅速,关闭城门,就能和赵匡胤做长期抵抗,就算长期抵抗不了,赵匡胤和平兵变的计划肯定是会流产的。
而如果韩通能够暂时守住开封城,那变化就更多了,他甚至可以为外地的援军,比如李重进,李筠的到来创造有利的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李筠和李重进都是赵匡胤篡后周之际为数不多的殉节者,李筠是后周大将,为了反抗赵匡胤的统治不惜勾结北汉,最终战败,引火自焚。
至于李重进,他是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在扬州起兵反抗赵匡胤,兵败不敌,也举火自焚而死。
这两个人的死,其实很有代表性。
李筠是五代时期传统的武人,他的死是五代武人专政时代的句读,而李重进是贵族,是皇亲国戚,他的死则代表了贵族政治时代的绝响。
在熊熊的大火之中,一个由文官执笏,寒门秉烛的新时代缓缓展开它严密的经纬。
老规矩,新皇帝开国,第一件事儿,那就是改革,这对赵匡胤来说也是势在必行,如果他要建立一个长期的,稳固的,不容易出现权臣的国家,他最先要做的,就是中央集权。
我们知道,在中晚唐之后,宰相,也就是同平章事的权力是非常大的,甚至说这不仅仅是中晚唐的问题,从设立宰相制度以来,千百年来君权和相权倾轧不休,有时候宰相的权力甚至可以膨胀到让皇帝都乖乖就范,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赵匡胤创造性的开创了三权分立政策,在宰相之下又设置了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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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
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意在分割宰相的民事权力。
枢密使负责调兵遣将,意在分割宰相的军事权力。
有读者说那枢密使能掌握军权,万一他图谋不轨,他造反怎么办?
嗨,那是不会的,因为还有具体的将领来分枢密使的权,枢密使只有调兵权,而没有调兵的权力。
三司使则负责管理国家的财政,负责盐铁,度支,户部这些事情,这等于是又把宰相的财政权做了分割。
但是我们要注意,这种所谓的三权分立,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立法,行政,司法分立,本质上还是由皇帝主导下的军政,民政和财政,那这么一分权,分走的是宰相的权力,巩固的却是皇帝的权力。
这是赵匡胤在中央官制上的改革,在地方上,皇帝则抬高了文官的身份,以前在地方,最高长官往往是节度使,指挥使,是武将,皇帝做出了调整,将地方的长官改为知州,在知州之外又设置了通判,您看,这个操作其实就是重文抑武,抬高文人的地位,打压武人的权势,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地方叛乱的风险,为什么要让文官做长官?因为文官孱弱,他们通常缺乏军事支持,只能依赖于中央。
那既然有了知州,为什么还要设置通判呢?很简单,太祖皇帝就喜欢这么一环套一环,他设置通判是为了牵制知州。
我们常说,宋太祖重文抑武,导致了宋朝文风过炽,军事则积贫积弱,这个观点是怎么来的呢?
根据传说,说宋太祖赵匡胤在自己睡觉的房间里,立了一块石碑,石碑上有很多约法,就是皇帝给自己,以及后代赵氏皇帝定下的规律,比如要善待柴氏后代,不能对他们加以刑罚,不能杀害上疏向皇帝觐见的大臣等等,其中就还有一条是这样的:
不得杀士大夫。
所以大家就感觉,说太祖对文人太过优容,是他重视文人,轻视武人,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赵匡胤的确轻视武将,但他对文人也说不上重视,皇帝曾经和心腹大臣赵普说:
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之一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赵匡胤说,五代时期,地方藩镇的武将暴虐残忍,百姓深受其害,现在朕选拔了几百个精通治政的文官,让他们去治理各地的藩镇,这样就算几百个文官全都贪污腐败,他们的危害也比不上一个武人。
那对于赵匡胤来说,任用文官不是因为就是要重用他们,要提拔他们,或者对他们有特殊的好感,而只是因为他们产生的不良影响比武将小太多了,他任用文官更多是作为一种相对更安全,危害更小的替代方案。
或者我们可以说,宋太祖是只是想要抑制武将,但并没想过要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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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官俑)
那么问题来了,尽管曾经涌现过不少名将,但北宋的军事能力积贫积弱是不争的事实,既然宋太祖没有刻意的造成这种局面,那这种局面是怎么出现的?
作者以为,是顶层设计出了问题。
赵匡胤自己是武将出身,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如果说他有恐惧,那么他最恐惧的就是下一个赵匡胤的出现,所以赵匡胤的军事改革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目标,那就是他要从根本上杜绝武将拥兵自重,威胁中央的可能。
刚才我们说,国家的军事大权掌握在枢密使手里,但枢密使有权调兵,却没有权力统兵,而具体负责统领军队的部门也被细分成了三个,一个殿前司,一个侍卫亲军马军司,一个侍卫亲军步军司,这三个司等于是把统兵的权力也分割开了。
反正赵匡胤就是一个纲,部门越多,管理者越多,权力就越不会集中在一个人或者一个单位上,拿军事来说,这就叫做:
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
武将的权力和地位缩小了,下降了,而且是下降缩小的特别厉害。
而且赵匡胤研究的太细了,他在军中还广泛执行更戍法,就是让各地的军队轮流驻守,不让他们长期在一个地方,定期要换防,将领也要换是士兵也要换,结果就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情况,你这么一整,将领就难以和士兵建立长期的关系,忠诚度就不够,凝聚力和战斗力自然也就不太行。
再说这个打仗的遥控制度,就是指挥在京师,临敌千里外。
这是一种制度性的缺陷,打仗的时候,皇帝在开封,枢密使也在千里之外的京城,通过事先授予阵图来遥控指挥,武将必须依图作战,严重缺乏临机决断的权力。
当然实际上真打仗的时候是不是这么打,那还有待商榷,史料上还有值得推敲的地方,但如果是真的,那可以说是很魔幻了。
这相当于农民要种地,皇帝把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育肥,什么时候收割都写好了,必须按照这个时间执行,突然遇到自然灾害,洪灾旱灾蝗灾等等,老百姓还得硬着头皮种,到最后握着一堆枯草等批复。
这还相当于太医院给远征的军队配好药方,药方上写着出门在外,只许用柴胡和黄连,因为柴胡治发热,腹泻用黄连,结果士兵们到了战场上瘴气中毒,随军的郎中也不敢换药。
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这种僵化的模式将会屡屡贻误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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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士兵)
本来武将的发挥就受到制度的限制,皇帝也好,朝廷也好,他们对武将还处于极度不信任的状态,北宋一朝的整体军事策略,从后晋后周时期的开疆拓土变成了守内虚外,北宋最精锐,战斗力最强的军队驻扎在京师,因为担心兵变嘛,驻扎在京师是为了防止内乱,而不会把这样强悍的战斗力用到外患上,对于辽朝,西夏则长期处于守势,通过岁币的方式来购买和平,这么整,军队的进取心也没了,实战经验也没了。
宋朝还执行募兵制度,和别的朝代不同,别的朝代,碰到大灾之年,流民遍地,很容易就起义造反了,北宋不是,一到灾民,朝廷干脆把大量的灾民都招募为了士兵,让他们成为国防力量的一部分,作者以前在杂志上看到一个记载,说宋仁宗的时候,这种饥民士兵的数量能达到一百多万。
人是够多了,但是毫无战斗力可言。
都说人多力量大,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人多,军饷就更多,天下六分财物,五分养兵,能不积贫积弱么?
其实为什么北宋一朝的军事力量弱小,武将和士兵的战斗力不高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原因,但因为不在本书主题之列,就不赘述了,但作者想要总结的是,弱不是天生的,之所以弱,是因为开国之初为防范武人而设计的整套政治和军事制度,系统性的持续性的压制和束缚了武将的手脚。
那最终,这套设计造就了一个极度安全于内,但又极度脆弱在外的王朝。
平时还好,西夏割据,地理位置在当时来说又不好,辽朝汉化进程逐渐变慢,内乱又多,所以北宋的这套设计还顶用,但是当遇到金,蒙元这样组织严密,战斗力极强的外部压力时,军事体系的低效和脆弱根本藏不住,那是暴漏无疑,用马后炮的视角来说,北宋的靖康之耻,难道和这套设计没有百分之一的关系么?
未来还没有发生,但现在,赵匡胤要给这套设计做一个完美的收尾,接下来即将上演的,是堪称中国历史上经久不衰的一次大戏,那便是——
杯酒释兵权。
参考资料:
《宋史纪事本末·卷二》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
李海泳.试论北宋初期兵制改革中的赵匡胤.殷都学刊,1999
李玉环.北宋初期赵匡胤的财政改革.中国财政,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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