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战后鼓吹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如何图谋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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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吉田茂内阁到佐藤荣作内阁，日本多数首相和政要都是“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论者，日本历届政府都推行了“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只是表现或明或暗、或露骨或隐晦而已。

首先，吉田首相是战后初期“日台邦联”、“日台联合王国”构想的酝酿者。据当年美英驻日大使观察和分析，吉田茂这些人始终没有放弃对台湾的野心，希望有朝一日把台湾重新纳入日本版图，实现所谓“再统合”。

例如，美国驻日大使马富就发现：“在日本人看来”，台湾问题“最好的解决方策是迅速完全地将台湾返还给日本统治；…次善方策是通过亲日的本省人建立独立的政府，经过一定时期之后将台湾纳入日本的霸权统治之下。”

吉田茂的亲信绪方竹虎、松本重治、白洲次郎等人，曾在主人授意下多次向美英外交官征求建立“日台邦联”(Union between Formosa and Japan)或“日台联合王国”(Japanese United Kingdom)的意见。

为实现这一目的，日本政府千方百计切断台湾与大陆的脐带，即一面把蒋介石当局的统治范围限定在台、澎地区并暗中支持“台独”运动，一面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立的政权。一旦台湾出现了日本预期的变化，日本便迅速达成“再统合”目标。

可见，奠定战后日本政治外交总路线并具有战后日本复兴总设计师地位的吉田茂首相，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企图通过建立“日台邦联”、“日台联合王国”重新染指台湾，暴露出刚刚战败的日本统治阶级对放弃台湾这块昔日殖民地是多么心不甘、情不愿。

正如日本学者所说：

吉田首相是战后日本政府长期奉行的“政经分离”、“两个中国”政策的奠基人。《旧金山和约》签订后，在选择中国政府还是台湾当局缔约的关键时刻，吉田茂在与杜勒斯两次会谈后，最终屈从美国旨意发表《吉田书简》(1951年12月24日)。

吉田茂向杜勒斯明确表示：“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缔结一个双边条约”，而是“希望能够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建立这种关系”；宣称：“日台和约”“将适用于现在或以后可能属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管辖的全部领土。”

在日台“缔约”谈判中，台湾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叶公超一直坚持台湾当局“代表全中国”，而日方首席代表河田烈则坚持“限定承认”立场。双方最终在“和约”“照会”中这样写道：“本约各条款，关于中华民国之一方应适用于现在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

时任外务省条约局局长西村熊雄公开指出，这部“中日和约”是一种“限定承认”“条约”。西村这般强调意在表明，不能因这部“条约”的签署而影响将来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关系。

1952年6月26日，当社会党议员曾祢益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中日和约并非全面承认中华民国”的质询时，吉田茂明确答复道：“诚然如此”。

但在此之前他曾宣称：

这里虽然表明了将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一个全面和约的意向，但这是建立在“两个中国”前提下的，表明日本政府开始酝酿“两个中国”政策。

吉田茂在1957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

这是吉田也是战后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思路，明显暴露出“游移两端的对华政策”。不过，“吉田不像鸠山一郎那样公开鼓吹‘两个中国’。”最后，吉田首相是战后日本政要中“台湾地位未定论”的首倡者。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已回归中国，不仅为当时若干国际文件所确认，具有无可争辩的国际法依据，也由时任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领导人发表的一系列讲话所阐明，具有不可否认的现实依据。

尽管台湾和澎湖列岛已归还中国为当时若干国际文件和时任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所证明，但日美两国出于各自的欲求和野心，还是人为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之谬论，并有“台独”分子遥相呼应，成为中国两岸统一的一大障碍。

就美国而言，其对台野心可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美国远东舰队司令佩里的“远东战略构想”。

1853年，佩里海军准将率舰队前来日本叩关（日本称“黑船来航”），迫其“开国”。佩里将军在等待日本幕府答复期间，曾派部下驶往台湾北部进行港湾和煤矿调查。回国后，佩里根据这份调查报告向政府呈文，主张占领台湾。

呈文认为：“台湾之位置，非常适合作美国在远东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物资中转站”；“从军事观点来看，台湾的战略价值非常重要。如果占领台湾，就能控制清国南部一带。”

这是美国侵台动议首次见诸文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国侵台动议再度浮出水面。还在对日作战正酣的1942年，由美国海军情报官员组成的“远东战略小组”，便主张战后台湾应由美国托管，美国在托管期间寻求“台湾人政治领袖”，再经过公民投票和民族自决。可见自佩里起，侵占或控制台湾便一直是美国“远东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视为战后“台独”主张的来源之一，但非主要渊源。

时至1950年，美国政府在将远东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的同时，10月24日发表了“对日媾和七原则”，其中有关“领土”的第三项原则规定：使朝鲜独立，同意将琉球群岛、小笠原渚岛置于美国的托管统治之下，日本放弃台湾、澎湖列岛、南库页岛、千岛群岛，这些地区将由媾和条约的主要当事国决定。

这项规定表明，美国开始违背此前《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相关条款。1951年9月8日签署的片面的《旧金山和约》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及要求”；至于其“归属”问题，要由美英苏中四国另行决定。显而易见，战后影响深远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由美国最初动议，为日后所谓“台湾归属”问题埋下了纷争的种子。

不过，吉田茂是战后日本政要中第一个将美国的这一动议加以系统化、具体化的政治家。除前述“吉田书简”的相关表述外，“日台交涉”所以持续两个多月之久，也是缘于吉田政府阴谋制造“两个中国”。

吉田茂曾就此自供说：

也就是说，他是企图先与“统治台湾、澎湖诸岛的国府”缔结一个“和约”，日后再与中国政府签订另一个“和约”。其“两个中国”构想成为腹案。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对“吉田书简”的猛烈抨击，竟于1952年4月28日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

其第二条声称：

这与其说日本是在重申“放弃”台湾等领土权，不如说是在重新兜售“台湾地位未定论”。

这便是“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由来。日后吉田茂曾公开宣称：当年“日本政府只把领土权放弃，归属尚未决定。”

言外之意是，日本仅宣布“放弃”对台湾的主权，但并未言明归属哪个国家，因此“台湾地位未定”。老谋深算的吉田首相在台湾问题上只言“放弃”不明确“归属”的做法，既为战后日本政府长期顽固坚持“台湾地位未定论”和明里暗里推行“两个中国”对华政策定了基调，也为日本民间右翼势力放手支持“台独”提供了“法理根据”和宽松的政治环境，暴露出日本朝野右翼重新染指台湾的企图。

总之，吉田茂根据自己的“战略构想”，为战后日本对华外交铺设了“两个中国”政策轨道。

正如两位台湾学者深刻剖析的那样：日台“从缔结和约、断交乃至今天所谓保持文化、经济关系的地下外交，都一直是循着吉田茂这两个中国政策发展而来的”；“不论在旧金山的‘对日和约’或台北的‘中日和约'，吉田茂都技巧地在条文中说：‘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限以及请求权’，但都避开说要归还给中国。日本当时被迫放弃殖民地台湾，但不肯明言其归属，留下‘台湾地位未定论'的余地，将来可以染指，变成日本的一种‘境外殖民地'，在经济、文化都有重新布置的机会。”

继吉田茂内阁上台的鸠山一郎内阁，曾积极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甚至决心在任内一举实现日苏和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肯定的。最终所以只实现了日苏关系正常化而中日复交延宕下来，主要缘于鸠山内阁露骨推行了“两个中国”政策，即其中日复交是以“两个中国”为前提的，不但没有勇气排除“日台和约”这一障碍，反而一再暴露出不希望中国统一的心迹。

鸠山一郎与战后其他首相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唯恐他人不晓得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真实意图，利用各种场合兜售“两个中国”想法。

1954年11月15日，鸠山向媒体宣称：“中共、国府都是独立国家，我打算分别与其缔结友好关系。”1954年12月15日，他在广播电台录音采访中说：“蒋政权和毛泽东政权都是卓越的独立国家的政权”，因此日本与双方进行贸易往来理所当然，不足为奇。

当并木芳雄议员针对鸠山首相的这番讲话提出质询时，外务省条约局长下田武三答称：

1955年3月10日，鸠山首相就台海局势对合众国记者发表谈话说：“‘两个中国’，是这个问题现有最好的解决办法。”

3月14日，他又就日中关系向外国记者宣称：“中共方面说，因为我先提出‘两个中国’，如果不清算与台湾的关系就不能谈判，这是不可想象的。”

3月26日，他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回答议员质询时，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两个中国的想法”。12月15日，鸠山一郎针对台湾驻日“大使”董显光请求美国驻日大使艾利逊协助“制止鸠山内阁的亲共倾向”发表广播讲话说：中国和台湾是“两个独立的国家”，都是“日本的好邻邦”。两天后又称：“台湾和共产党中国都是独立的政府，因此，只承认一个政府是奇怪的做法。”

从鸠山首相上述不厌其烦的讲话不难看出，该内阁基本上采取了“两个中国”对华政策。

对此，台湾当局表明了反对立场，而中国政府更给予了强烈谴责。周恩来在与日本社会党国会对策委员长胜间田清一会谈时明确指出：“承认‘两个中国'的任何想法都是绝对不能赞成的”；《人民日报》亦刊文揭露说：“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是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抱着这种想法的人，表面上好像与吉田有所不同，其实他们走的仍然是吉田政府的老路，而这条道路则是使日本政府从亚洲各国中孤立起来的道路。”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鸠山内阁执政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正是“台独”分子纷纷潜入日本并以廖文毅成立“台独”组织为标志猖狂活动时期。那么，当时鸠山政府是否支持了以日本为大本营的“台独”活动呢？

1963年日本外务省拟制的一份记录文件——《关于台独运动》，便有所反映。

1957年2月，曾任伪满洲国“产业部次长”和“总务厅次长”、东条英机内阁商工省大臣、战后初期被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人的岸信介，在美国占领当局和日本民间右翼势力的支持下，从民主党干事长、自民党干事长、石桥内格外相一路升至首相，成为战后日本政界“台湾帮”的鼻祖和民间右翼势力的总靠山。

岸信介能如此官运亨通，是因为他“搞钱的本事真厉害”（前首相鸠山一郎语），包括儿玉誉士夫等右翼势力的黑钱、复活财阀的捐款以及来自台湾的资金，都汇集到了岸信介手上。用本泽二郎的话说就是：“岸信介曾以现职首相和前首相的身份位居‘台湾帮’之首。”

1957年5月，岸信介访印与尼赫鲁会谈说：“日本在同国民政府缔结和平条约的同时，也不能无视中共已在大陆建立起稳定政权。但这与正式承认中共政权是两回事。”

6月初访台期间，岸信介与蒋介石进行了三次会谈，公然叫嚣：“中国大陆现在处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从这点出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有必要加深双方的合作。”

他还鼓励蒋介石反攻大陆说：“在某种意义上，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与其说来自苏联还不如说来自中国的更为可怕，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如果能收复大陆，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对此，周恩来向访华的日本记者表示：“岸信介做了鸠山、石桥、吉田所没有做过的事，这是中国人民极为反感的”；他支持蒋介石“收复大陆”的言论，是“不惜公开地敌视6亿中国人民的表现。”9月至11月，当中日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文本带回日本后，竟遭到岸信介政府的坚决反对，即不接受贸易机构悬挂国旗和保障工作人员安全条款。1958年4月10日东京警视厅官员扬言，如果有狂热分子攻击中国国旗，是不可能受到控制的，这等于在公开教唆右翼分子毁辱中国国旗。在日本政府的暗示和纵容下，5月2日就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长崎瞥察局当晚就释放了两名暴徒，理由是没有损坏旗帜，很难说触犯了毁坏器物条款。岸信介政府还公开包庇罪犯说：“对无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国旗进行污辱，不能构成刑事案件。”

10月14日，访问美国的岸信介对NBC记者公开发表谈话说：“中共是侵略者，日本不承认中共。日本为了自身的安全，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台湾和南朝鲜被共产主义者所夺取。…对日本的安全来说，不使韩国和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是绝对必要的。”

1960年1月14日，岸信介内阁与美国政府签署的新《日美安保条约》中的“远东条款”，突出了“保卫”台湾立场。同年2月26日，岸信介在众议院阐述日本政府“统一见解”时称：“远东条款”的适用范围，“大体是菲律宾以北和日本及其周围地区，韩国及中华民国统治下的地区也包括在内。”

岸信介甚至扬言：中国人民如果解放台湾，日本“不能无动于衷”。

6月19日，新《日美安保条约》在国会强行通过并宣布生效，自此日美同盟正式将台湾纳入防卫范围。若干年后，岸信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初“《日美安保条约》是靠杜勒斯的决断力才得以问世的，他是日本的恩人。”

针对岸信介强行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和对台湾暴露出来的野心，廖承志曾揭露说：

岸信介所以“亲台”并成为“台湾帮”鼻祖，并非一般人理解的完全出于对蒋介石“报恩”和具有共同的反共意识，其根本目的是希望台湾最终回到日本手里。廖文毅的侄子廖史豪曾对日本政府的鼎力相助不无感激地说：“当时日本外务大臣藤山爱一郎很了解我们的心情，同情我们的主张。在日本大使馆的暗中协助下，我们很顺利地和日本台独大本营通信。”

1957年，日本外务省一官员不加掩饰地自供了日本政府允许和支持廖文毅集团在其国土上大搞“台独”活动的险恶用心：“我们可以等到下一代，台湾将成为另外一个国家，日本将自两个中国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和最小政治冒险。”

“台独”分子黄昭堂在一次演讲中，披露了岸信介曾当面鼓动他早日宣布“台独”。黄回忆说：“每次岸信介遇到我时，总是对我说：‘黄君，台湾什么时候独立？怎么不快一点？’”

经常把向蒋介石“报恩”挂在嘴上的岸信介，居然向蒋介石当局正在通缉的“台独”组织头目说出这样一番话，以致使这位“台独”大佬都大感震惊和恍然大悟：“表面上支持国民党的岸信介，遇到我却说这样的话。我也不是什么有势力的人，又小他三十岁，他不必奉承我啊！事实上他是支持台湾独立的。”

另据日本《产经新闻》驻台特派记者透露，岸信介曾向李登辉密授两条机宜，“一是用人口多数的台湾人；二是建设台湾成为‘王道乐土’。”

岸信介这样建议，既是基于“台湾人不急于回归大陆”、“台湾人喜欢日本人”、台湾人“易于被统治”等误判，也是缘于作为当年伪满洲国“五大头目之一”、曾尝试把“满洲国”建设成为日本“王道乐土”的岸信介，可叹“满洲国”国破山河无，现在只好寄希望于台湾成为日本新的“王道乐土”。

其实，无论当年的“台湾帮”鼻祖岸信介及其帮内同辈，还是今天置身于“台湾帮”的新生代右翼政客，他们“亲台”是假，“亲台”只是手段，最终目标是将台湾重新纳入日本版图，恢复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正如当年《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的那样：“岸信介政府一贯地包庇和扶持所谓‘台独'的廖文毅集团”，“制造‘台湾复归日本’舆论，充分地暴露了它的帝国主义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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