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孕7月的军统特工被日寇逮捕，她的悲惨遭遇让人毛骨悚然

“两个鬼子扒光我的上衣，用细绳拴在我的乳头上，一个鬼子在前面拉，另一个鬼子在后面用皮靴抽打，根本不顾我怀着身孕，在牢房的走廊里拉扯示众。我浑身火烧火燎，不得不跟着走，稍一慢下来，后面的鬼子便用皮鞭抽打，围观的鬼子则开心地鼓掌大笑。”

这是1956年7月8日，沈阳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佐古龙佑时，受害人周化祯出庭指控日军的暴行。

周化祯的身份不简单，她和丈夫周振环都是国民党军统人员，九一八事变后奉命来到东北，潜伏在日本满铁株式会社，丈夫是东北地下国民党铁路党部北宁路负责人，夫妻两人的任务是搜集日本关东军及“满洲国”的军事政治情报。

1941年12月16日晚，锦州的日本警察突然闯进她家，由于事先有预感，丈夫外出联络组织成员，当时并不在家，因周化祯不负责外联工作，身份没有暴露。日本警察便逼问周振环的去向，而周化祯并不知情，凶残的日警不顾她已有7个月身孕，对她拳打脚踢，还把刀架在她7岁孩子的脖子上逼问。最终一无所获后，日警把她押到铁路警护队拘留所。

周化祯（左）在法庭上指证佐古龙佑（右）

第二天早晨5时，时任锦州铁道警护队队长的佐古龙佑对她进行了审讯。据佐古龙佑供述，当时他们认定周化祯是个顽固分子，于是决定在她身上打开突破口，便反复逼问她丈夫的下落以及来往密切人员的信息。受过严格训练的周化祯装聋作哑，对所有问题都回答“不知道”。恼羞成怒的日警，便对她实施残酷的肉刑。

以下是周化祯在法庭上的证词：

日本警察先用胶皮板子狠抽我的脸，打得我满嘴是血，接着就用皮鞭子，之后用又细又尖的竹签子刺进我的指甲盖里，扎进去又拔出来，换着手指反复捅刺，疼痛使我几次昏厥，被凉水浇醒后，再接着用竹签扎，前后扎伤了7个手指。一拨人打累后，又拥上了4个警察，把我按在地上，扒光了我全身的衣服。一个警察拿出一整束香，点着后先烧头皮，接着往下烧，一直烧到大腿里子，现在还落下了很大的伤疤。

我再次昏迷中醒来后，见两个鬼子搬来一个铁匣子，上面连有两根铜丝，一个鬼子把铜丝拴在我的两个大拇指上，另一个鬼子用力转动摇把，我顿时全身抽搐，心脏好似要蹦出来，只几秒钟，我又昏迷过去。又一次醒来后，一个鬼子把两根铜丝拴在我的乳头上，结果刚一摇动，我又昏死过去。

极度变态的日本警察，还在日寇和难友面前，对我进行凌辱和折磨而从中取乐。(这段证词就是本文开头部分)。

日本警察用又细又尖的竹签刺我的下体，当我疼痛难忍怒骂这群野兽时，他们拿块破布头，沾上辣椒面塞进我嘴里，使我不能呼吸。彻入骨髓的疼痛使我一次又一次地昏迷过去。几个鬼子不顾我有七个月的身孕，在刑讯室里污辱了我。

就这样，我在警护队里被折磨了20天。元旦后第一天，一个伪满警察告诉，我丈夫周振环于12月31日被抓了进来。听到这个消息，我好像乱箭刺心，很清楚抗日人员进了警护队，那就是到了虎穴，再不可能出去。

1942年1月3日，日本警察把我押到审讯室，一进门，就看见我丈夫被吊着，满头大汗，几个警察轮番抽打，我丈夫什么都不交代。于是警察强迫我跪在一边，让我亲眼看着丈夫受刑。我不忍看时，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日本警察把铁钳子烧得通红，往我丈夫身上夹，烙得吱吱地响，冒出了油。连烙几次后，人就昏过去了。放下来后用凉水浇醒，又往嘴里鼻子里灌辣椒水，把肚子灌大后，就在上面猛踩，辣椒水从嘴里鼻子里倒流出来，人又昏过去了。苏醒后又用猪鬃捅尿道，刺得小便流血，人马上又昏过去了。再次苏醒后，就给他滚钉笼子。钉笼子是椭圆的，里面全是钉子。当人从笼子里拿出时，已成了血人。他受这样的毒刑，我亲眼看到的就有三次。

1942年1月5日，日本警察把我放了出来。我丈夫周振环在锦州铁道警护队押了80多天，于1942年3月24日押送到伪锦州监狱。

1943年4月7日中午12点，在伪锦州监狱的执行场把他绞死了，那天一同绞死3个人，周振环、杨景云和张化堂。第二天早晨我去领尸，他们把人给我抬出来，头上蒙着一张白纸。当我把白纸揭开时，凄惨万分，眼珠子完全冒出来了，舌头伸在嘴外，鼻子、耳朵都流着血，脖子底下没有皮了。我给他换衣服时，看见他身上一块好地方也没有，伤疤顶上是伤疤，腿肚子两半了，骨头露在外边，左边屁股上有碗大一块伤，很深一个黑窟窿，左手少了两个指头。

法庭上，面对周化祯痛哭流涕的愤怒控诉，佐古龙佑号陶大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表示悔罪。从1940年至1945年期间，他下令逮捕的中国人共1927名，每个人都经受了周化祯、周振环同样的酷刑折磨，除了周化祯等少数人被释放，657人被送交伪司法机关判处有期徒刑外，剩下的一千多人，要么惨死在酷刑下，要么被被秘密处决或特别移送。而特别移送是指将囚犯送到臭名昭著的731部队。

铭记历史，不忘耻辱，方能告慰抗日先烈的伟大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