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村长儿子冒用我的身份上了大学,我进了厂,13年后他给我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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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总,这是最后一个了。”

人事经理压低了声音。

我轻轻点了点头。

十三年了。

我缓缓抬起头,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为了生计而点头哈腰的男人。

他并没有认出我。

我看着眼前这个唯唯诺诺、为了一份糊口工作而卑躬屈膝的男人,心中五味杂陈。

我缓缓放下茶杯,嘴角勾起一抹意味难明的弧度,开口对人事经理说:

“他,我用了。”

01

1988年的夏天,知了在村头的老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仿佛要把整个季节的热气都喊出来。

我们村,叫石坳村,嵌在连绵的大山褶皱里,贫穷得像是一件打了多年补丁的旧衣裳。

那一年,我叫方靖凡,十八岁,是村里百来户人家唯一的希望。

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邮递员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一路捏着车铃冲进村里,嗓门比夏天的雷都大。

“方靖凡!方靖凡!考上啦!重点大学!”

这个消息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池塘,整个石坳村都沸腾了。

我的父亲,一个被黄土磨砺了一辈子的男人,激动得双手都在颤抖,平日里深邃的皱纹里,此刻都盛满了笑意。

我的母亲,则躲在门后,用粗糙的衣角偷偷抹着眼泪。

我知道,为了供我读书,他们熬了多少灯油,弯了多少次腰。

乡亲们围在我的家里,你一言我一语,羡慕和赞叹的声音将那间简陋的土坯房塞得满满当当。

我成了全村人的骄傲,仿佛我的未来,也承载着他们对山外面那个世界的全部想象。

我畅想着火车、城市、大学校园,畅想着一个与父辈们完全不同的人生。

在所有道贺的人群里,只有两个人显得格格不入。

村长高德山,和他的儿子,高明凯。

高明凯落榜了,这是村里公开的秘密。

他平日里就游手好闲,仗着父亲是村长,没少在村里横行霸道。

那天他站在人群外围,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不加掩饰的嫉妒和怨毒。

而高德山,则背着手,站在不远处,脸色阴沉得像是暴雨来临前的天空。

他只是远远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莫名地感到一丝寒意。

但当时的喜悦冲昏了我的头脑,我并没有把这点不快放在心上。

我开始一天天盼着我的录取通知书。

从县城到我们村,邮路远,要翻好几座山,信件来得慢是常有的事。

我每天都会跑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眼巴巴地望着通往山外的那条土路。

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和我一起参加高考的邻村同学,连专科的通知书都收到了,我的那封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依然杳无音信。

我开始慌了。

父亲带着我,提着家里仅有的两只老母鸡,去村委会找村长高德山。

那时候,全村的信件都是由乡里统一送到村委会,再由村长分发的。

高德山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慢悠悠地喝着茶,对我们的到来显得不冷不热。

“德山叔,靖凡的通知书,是不是还没到?”父亲谦卑地问,脸上堆着讨好的笑。

高德山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不紧不慢地说:“信这种东西,谁说得准呢?路上慢,或者寄丢了,都是有可能的。”

他的话像一盆冷水,从我的头顶浇到脚底。

“丢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可是大学录取通知书啊,怎么会丢呢?”

“你这娃,跟我嚷嚷什么?”高德山把茶杯重重往桌上一放,“信又不是我送的,你问我,我问谁去?”

父亲赶忙拉住我,一个劲地给高德山赔不是。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想尽了一切办法。

我们托人去县里的邮局问,邮局说信早就发出去了。

我们想给大学打电话,可整个村里只有村委会有一台手摇电话,高德山总说线路坏了。

就在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高德山却主动找到了我们家。

他手里拿着一封信,表情严肃,甚至带着一丝同情。

他当着我们全家的面,拆开了那封信,然后叹了口气,把信递给了我。



那是一封打印的信,上面说因为我的政审材料出了点问题,录取资格被取消了。

我看着那封信,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耳边嗡嗡作响。

“政审出问题?”父亲抢过信,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那几个字,喃喃自语,“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怎么会政审出问题?”

“这我就不清楚了。”高德山假惺惺地拍了拍我的肩膀,“靖凡啊,别灰心,今年不行,明年再考嘛。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

我们全家,都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母亲的哭声,父亲的叹息声,像一把钝刀,反复切割着我的心脏。

我的大学梦,我走出大山的梦,就在那个夏天,碎得彻彻底底。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三夜没出门。

我不相信,我不甘心。

直到第四天,邻村的一个伙伴偷偷跑来告诉我,他前几天在县城汽车站,看到高明凯背着行李上了一辆去省城的长途汽车。

他还说,高明凯的表情看起来很高兴,一点也不像落榜的样子。

一个可怕的念头,像毒蛇一样钻进了我的脑海。

我疯了一样冲到村委会,高德山不在。

我看到了他桌上还没来得及烧掉的废纸篓里,有一张被撕碎的信封残片。

我颤抖着手,将那些碎片拼凑起来。

信封的抬头,清晰地印着我日思夜想的那所大学的名字。

而收件人,正是我的名字——方靖凡。

那一刻,所有的事都连起来了。

是高德山,他扣下了我的录取通知书,伪造了退档信,让他的儿子高明凯,顶替了我的身份。

他偷走了我的人生。

我攥着那些碎片,冲到高德山家,像一头愤怒的狮子。

但迎接我的,是高德山冰冷的眼神和几句轻飘飘的威胁。

“方靖凡,说话要讲证据。”

“你再敢胡搅蛮缠,信不信我让你连明年的高考都参加不了?”

“你父母老实巴交一辈子,你可别给他们惹麻烦。”

在那个年代的农村,村长就是天。

他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家庭的命运。

我看着他有恃无恐的嘴脸,又看了看自己瘦弱的拳头,一股深深的无力感将我淹没。

我没有证据,我斗不过他。

回到家,看着父母愁苦的面容和一夜白了的头发,我心如刀绞。

家里为了给我庆祝,借了不少钱,如今都成了沉重的债务。

上大学的梦想破灭了,我不能再让这个家垮掉。

几天后,我从一个从广东回乡的同乡口中得知,南方的工厂正在招工,虽然辛苦,但能挣到钱。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要南下。

告别的那天,天还没亮。

母亲给我煮了六个鸡蛋,让我路上吃。

父亲则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钱,都塞进了我的口袋,反复叮嘱我到了地方要给家里写信。

我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生我养我的石坳村。

当我坐上那趟开往南方的绿皮火车时,我的眼中没有了对未来的憧憬,只剩下了一片迷茫和深不见底的恨意。

火车的轰鸣声,像是命运的巨轮,载着我驶向一个完全未知的方向。

我在心里对自己发誓。

高明凯,高德山,你们等着。

总有一天,我会回来。

总有一天,我会把我失去的一切,都亲手拿回来。

02

南下列车的拥挤和嘈杂,是我对外面世界的第一个深刻印象。

空气中混合着汗味、泡面味和劣质烟草的味道,每一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不安。

经过三天两夜的颠簸,我终于抵达了那个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城市——广州。

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没学历,没技术,普通话都说得磕磕巴巴,想在人才市场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无异于痴人说梦。

口袋里的钱一天天减少,有好几次,我都是靠一个馒头撑过一整天。

就在我快要露宿街头的时候,我终于在一家电子厂门口,看到了一张招聘普工的告示。

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了进去。

就这样,我成了一名流水线工人。

我被分配到的岗位是插件,就是把各种颜色的小电容、电阻,按照图纸的要求,插到一块电路板上。

工作简单、枯燥,却要求精神高度集中。

每天,我都要在流水线前坐上十二个小时,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成千上万次。

车间里的噪音很大,机器的轰鸣声和拉长刺耳的提醒音交织在一起,震得人耳膜生疼。

为了节省成本,车间里没有空调,只有几台摇摇欲坠的吊扇,吹出来的都是热风。

夏天的时候,汗水会顺着我的额头流下来,滴在电路板上,好几次都因此被拉长(生产线班长)破口大骂。

下班回到宿舍,我累得连抬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

宿舍是十几个人一间的大通铺,空气潮湿,弥漫着一股永远散不去的脚臭味。

工友们大多和我一样,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农村青年,他们最大的娱乐,就是凑在一起打牌、吹牛,抱怨着生活的艰辛,又对未来抱着一丝渺MANG的希望。

我很少参与他们的活动。

每当夜深人静,工友们都进入梦乡时,我却悄悄地爬起来,躲在宿舍楼道昏暗的灯光下看书。

我知道,我不能像他们一样,把青春和力气都耗尽在这条冰冷的流水线上。

我的人生不应该只是这样。

那份被窃取的大学梦,像一团火,在我心里灼烧,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本《基础电路》和一本《电子元器件手册》。

白天在流水线上看到的那些元器件,晚上我就在书里寻找它们的原理和功用。

一开始很吃力,很多初中、高中学过的物理知识我都忘得差不多了。

我就把高中的课本托父母寄了过来,一点一点地重新捡起来。

那段时间,睡眠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品。

工友们都笑我,说我一个打工仔,还把自己当大学生。

“方靖凡,别看了,看再多书,不还是跟我们一样在这插板子?”

“就是,读书要是有用,你还会来这里?”

面对这些嘲讽,我从不辩解,只是默默地把知识塞进自己的脑海里。

因为我知道,他们不懂我心里的那份不甘。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有一天,车间里的一台关键设备——波峰焊机出了故障。

这台机器是流水线的核心,它一停,整条生产线都得停工。

厂里的技术员修了半天,满头大汗,也没找出问题所在。

香港来的老板急得在旁边直跳脚,用我们听不懂的粤语不停地骂人。

我因为平时总爱研究这些东西,就壮着胆子走上前去。

“老板,能让我看看吗?”

所有人都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技术员更是一把将我推开:“滚一边去!这里是你该待的地方吗?”

老板却拦住了他,用蹩脚的普通话说:“让他试试,让他试试!”



反正机器已经坏了,再坏也坏不到哪去,不如死马当活马医。

我仔细地检查了机器的每一个部件,结合我从书上学到的知识,和那名技术员交流了几句。

最终,我发现问题出在一个很小的继电器上,因为长时间工作,触点氧化导致接触不良。

我向技术员指出了问题所在,他半信半疑地更换了一个新的继电器。

重新开机后,机器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运转。

整个车间先是寂静无声,随即爆发出了一阵欢呼。

老板激动地走过来,重重地拍着我的肩膀,连声说:“后生仔,有料!有料!”

因为这件事,我一战成名。

老板把我从流水线上调了出来,让我跟着技术员当学徒。

我的工资翻了一倍,更重要的是,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接触和学习我梦寐以求的技术了。

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

不到半年,我的技术水平就超过了厂里所有的老师傅。

又过了一年,我被破格提拔为技术部主管。

我不再是那个流水线上的插件工方靖凡,大家开始叫我“方工”。

九十年代中期,珠三角的改革春风越吹越劲。

无数的小作坊、小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整个地区都充满了活力和机遇。

我所在的那家电子厂,因为管理和经营理念落后,逐渐走了下坡路。

看着身边的一些人纷纷辞职单干,我也动了心思。

这些年,我不仅积累了技术,还跟着老板跑业务,熟悉了整个电子元料配件的供应链和市场。

我敏锐地察觉到,随着家电市场的爆发,上游的电子元器件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风口。

我决定,辞职创业。

这是一个疯狂的决定。

我把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所有积蓄都拿了出来,又厚着脸皮跟以前的一些老乡、朋友借了一遍,才勉强凑够了启动资金。

我在一个偏僻的城中村,租下了一间简陋的铁皮房,注册了一个小小的电子元件加工坊。

创业初期的艰难,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为了节省成本,我既是老板,又是技术员,既是采购员,又是送货工。

白天,我骑着一辆破旧的摩托车,穿梭在各个电子市场和客户工厂之间,推销我的产品。

晚上,我就回到那个闷热的铁皮房里,和仅有的两名工人一起,通宵达旦地赶工。

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四个小时。

有一次,为了赶一个急单,我连续工作了四十多个小时,送完货回来的路上,因为太疲劳,连人带车摔进了路边的沟里。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看到满身泥土和血迹的自己,闻着空气中弥漫的汽油味,我第一次感到了害怕。

我一个人坐在沟里,望着天上的月亮,忍不住嚎啕大哭。

哭过之后,我爬起来,扶起摩托车,继续往前走。

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退路。

我的身后,是父母殷切的期盼,是那份被窃取的人生,是那口咽不下去的恶气。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和过硬的产品质量,我的加工坊慢慢地在行业里站稳了脚跟。

客户越来越多,订单也越来越大。

我的工厂从铁皮房搬到了正式的厂房,工人从两个变成了二十个,后来又变成了一百个。

时间一晃,就到了2001年。

十三年过去了。

这十三年,我从一个懵懂的农村青年,变成了一个成熟稳重的企业经营者。

岁月在我的脸上刻下了痕迹,也磨平了我身上的一些棱角,但唯一没有磨灭的,是我心底的那份执念。

我的小作坊,已经发展成为一家拥有自己品牌和研发团队的实业公司,在业内也算小有名气。

大家都开始恭敬地叫我“方总”。

我把父母从老家接到了城里,让他们安享晚年。

偶尔和父母或者老乡聊天,我也会旁敲侧击地打听高明凯的消息。

我听说,他大学毕业后,靠着高德山的关系,进了一家国营单位。

但因为眼高手低,业务能力又差,一直得不到重用。

九十年代末,国企改革,他成了第一批下岗的工人。

后来,他做过几次小生意,都赔得血本无归。

如今,他好像就在我所在的这个城市里,靠打零工维持生机,生活过得相当不如意。

听到这些消息,我的心里没有一丝快感,只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

03

命运,真是一个奇妙的轮回。

我原以为,我们两个人的人生,会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各自延伸。

我甚至想过,或许这辈子,我都不会再见到他。

我会在我的世界里,继续往上攀登。

而他,则会在他的世界里,慢慢沉沦。

直到那一天。

公司因为业务扩展,需要招聘一名总经理助理,主要负责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和外部接待。

人事部筛选了一批简历后,将最终入围的几个人员名单交给我,让我做最后的拍板。

面试安排在下午。

我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隔着百叶窗,看着一个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满怀信心地走进来,又或紧张或失落地走出去。

面试进行得很顺利,我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人选。

“方总,这是最后一个了。”人事经理小声提醒道。

我点了点头,有些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

门被推开了,一个身影走了进来。

他穿着一套明显不合身的廉价西装,头发有些凌乱,脸上带着一丝讨好的、近乎卑微的笑容。

“各、各位领导好,我叫高明凯。”他有些结巴地做了自我介绍。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接过人事经理递来的简历,手指竟有些微微的颤抖。

简历上的那张一寸照片,虽然因为岁月的侵蚀,早已不复当年的神采,但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是他。

高明凯。

那个偷走了我大学通知书,改写了我一生的男人。

他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出现在我的公司。

来面试我的助理。

我抬起头,再次看向他。

他正紧张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对这份工作的渴望。

他的脸上刻满了生活的艰辛,腰也有些微微地佝偻,完全没有了当年那个村长儿子的嚣张气焰。

他没有认出我。

也是,十三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容貌和气质。

此刻的我,西装革履,气定神闲地坐在老板椅上。

而他,则像一个等待审判的犯人,站在我的面前,为了一份糊口的工作而惴惴不安。

我看着他,十三年来的委屈、愤怒、不甘,像潮水一般涌上心头。

这些年我吃过的苦,受过的累,流过的汗,在这一刻,都化作了一股复杂难言的情绪。

我想过无数种我们再次相遇的场景。

或许是在家乡的村口,我衣锦还乡,他落魄潦倒。

或许是在某个街角,我们擦肩而过,形同陌路。

我甚至想过,我要找到他,当着他的面,狠狠地给他一拳,然后告诉他,我就是当年被他毁掉人生的方靖凡。

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重逢,会是这样一种方式。

一种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方式。

人事经理见我迟迟不说话,以为我对他不满意,正准备开口让他离开。

我却缓缓地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心中一个计划,已然成型。

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心中再无波澜,只剩下了一片冰冷的平静。

嘴角,勾起一抹让人看不懂的弧度。

我看着眼前这个唯唯诺诺、为了一份糊口工作而卑躬屈膝的男人,心中五味杂陈。

我缓缓放下茶杯,嘴角勾起一抹意味难明的弧度,开口对人事经理说:

“他,我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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