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妈临走前跟你说什么了？”
舅舅刘凤军一边烧着纸钱，一边问我。
火光映在他脸上，明明灭灭。
我看着跳动的火焰，想起了我妈刘凤霞临终前那双突然清亮的眼睛。
“她说，”我声音很轻，“她在深圳有个旧衣柜，夹层里……有地契。”
“噗——”舅舅一口浓痰吐在地上，随即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
“麦子，你是不是照顾你妈三十年，自己也跟着糊涂了？她一个踩缝纫机的，哪来的深圳地契？那是她做了一辈子的白日梦！”
我没说话。
一个月后，我站在深圳龙岗一个堆满垃圾、像坟场一样的废弃仓库里。
管理员指着黑洞洞的深处，不耐烦地吼道：
“自己进去找！找到了算你命大，找不到就滚蛋！”
我拿着手机那点微弱的光，在发霉的旧物堆里爬了三个小时，就在手机即将没电，我准备彻底放弃这个荒唐的念头时，手电筒的光束扫过了一个角落。
一个被厚重帆布覆盖的轮廓，在黑暗中若隐若现。
我疯了一样冲过去，一把扯下帆布！
01
那天，我按照惯例，在给我妈刘凤霞擦身子。
自来水管里放出来的水是凉的，我兑了些热水瓶里的开水，让水变得温温的，不烫手也不冰人。
毛巾是白色的，但用了太久，已经洗得发黄发硬。
我把它浸到水里，拧干，然后在我妈瘦得只剩一副骨头架子的身上慢慢擦。
先是脸，然后是脖子，再是胳臂。
我妈的皮肤像一张被水泡皱了的旧报纸，薄得透明，我总觉得稍微用点力。
那层皮就会被我擦破，露出下面青紫色的血管。
三十年了。我心里像打算盘一样拨拉着这个数字，手上的动作没有停。
从我十五岁，还是个扎着马尾辫、对什么都好奇的姑娘，到今天四十五岁，一个眼角爬满细纹、对什么都提不起劲的中年女人。
我的人生好像就只做了这一件事：照顾我妈。
我妈刘凤霞，在我模糊的童年记忆里，也曾是个会笑会骂的鲜活女人。
她说话嗓门大，干活利索，骂起人来像炒豆子一样噼里啪啦。
可自从三十年前，她从那个叫深圳的南方城市回来后不久，人就变得不对劲了。
一开始只是忘事，忘了钥匙放在哪儿，忘了刚刚说过的话，忘了炉子上还烧着水。我们都以为她是累着了，没当回事。
后来，她开始忘人。
先是忘了邻居张大妈，人家跟她打招呼，她瞪着一双迷茫的眼睛看对方，好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再后来，她忘了亲戚，甚至忘了我舅舅，她的亲弟弟。
最后，她连我也忘了。
我端着饭碗送到她面前，她会警惕地缩到床角，像一只受了惊的野猫。
医生说，这叫阿尔茨海默症，通俗点讲，就是失智了。没得治，只会越来越坏。
果然越来越坏了。
我妈从一个需要人提醒的女人，变成了一个需要人喂饭的女人，最后变成了一个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需要我伺候的活物。
她不再说话，眼神空洞洞的，像两口干了的古井，扔块石头进去都听不见回响。
有时候，她会盯着天花板上的一块霉斑看一整天，嘴里发出一些“咕噜咕噜”的声音，像喉咙里卡着一口吐不出来的老痰。
我知道，我妈的身体里，那个叫刘凤霞的人，早就死了。
现在活着的，只是一具需要呼吸、需要吃饭、需要排泄的躯壳。
病房里有四张床，另外三张床的病人换了又换。
有嚎啕大哭着被推进来的，有喜笑颜开地办出院手续的，也有的，在某一个清晨被盖上白布，悄无声息地推了出去。
只有我妈这张床，像一颗生了根的钉子，牢牢地钉在这里，钉了两年。
医院里的气味，消毒水味、药味、饭菜味，还有屎尿味，所有这些味道混在一起，发酵成一种独特的气味。
我闻了这么多年，鼻子早就麻木了，就像我的心一样。
护士小张是个刚毕业的年轻姑娘。
她走进来，看了一眼床头挂着的输液袋，又看了看仪器上的数字，然后走到我身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陈麦姐，王医生让你过去一下。”
我点点头，把毛巾放回脸盆里，盆里的水已经变得浑浊。
我跟着她走出病房，穿过长长的、泛着白色冷光的走廊，来到医生办公室。
王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头发有点稀疏，看人的眼神很温和。
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让我坐。
“陈麦啊，”他开口了，声音很沉，“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看着他，没说话。这句话，在过去两年里，他用不同的方式对我说过好几次了。
我的心理，早就准备成了一块坚硬的石头。
他把一张我看不懂的心电图推到我面前，又指了指另一张化验单。
“你妈的各项器官都在衰竭，心、肺、肾……所有的指标都在往下掉。你知道，这就像一辆没油的汽车，滑行到了最后一段路。”
他叹了口气，换了一种更直接的说法：“可能……就这一两天了。”
我点了点头，嘴里吐出三个字：“知道了。”然后又补了一句：“谢谢医生。”
我的平静让他有些意外。
他大概是见惯了痛哭流涕或者歇斯底里的家属，像我这样没有表情的，反而让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张了张嘴，想说句安慰的话，但看着我这张被生活磨得毫无光泽的脸，最后只说了一句：
“这三十年，你也辛苦了。”
辛苦？我早就不知道什么是辛苦了。辛苦是还有力气去感觉疼痛，而我，早就麻了。
回到病房，我继续坐在床边的小板凳上，给我妈削苹果。
我用一把生了锈的小刀，把苹果皮削得薄薄的，连成一长条，像一根红色的电话线。
这是我多年来练出的手艺，没什么用，但能打发时间。
苹果削好了，我用小勺子一点点刮下果泥，送到她嘴边。
她嘴唇干裂，像干涸的河床，没有张嘴。
我就把那碗苹果泥，自己一口一口吃掉了。
苹果一点也不甜，带着一股未成熟的涩味，像我的生活。
吃完，我看着窗外。窗外是一棵老槐树，叶子都掉光了，光秃秃的树枝在冬日的天空下，像一只只伸向天空求救的手。
我想，等这棵树再长出叶子的时候，我妈应该就不在了。
我的人生，是不是就可以重新开始了？我不知道。
四十五岁的人了，还能怎么重新开始。
我觉得自己也像这棵树，里面的汁液早就被抽干了，只剩一个空壳。
02
那天晚上，医院的走廊格外安静，只有护士站传来微弱的光和护士偶尔翻动病历的沙沙声。
我太累了，就趴在我妈的病床边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又回到了十五岁，我妈拉着我的手走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
她对我说：“麦子，你看，这就是深圳，以后我们就在这儿扎根了。”
就在这时，我感觉自己的手被什么东西抓住了。
那不是梦里的感觉，而是真实的、用力的，骨节捏得我生疼。
我猛地惊醒，一抬头，就对上了我妈的眼睛。
那一瞬间，我以为自己还在梦里。
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啊？
三十年来，那双眼睛一直像蒙着一层厚厚灰尘的玻璃珠子，浑浊、空洞、没有焦点。
可现在，那层灰好像被人用一块湿布狠狠地擦掉了，眼睛里透出一种清亮的光，亮得吓人。
那光就像一盏油尽灯枯的灯，在熄灭前，突然爆发出最耀眼的光芒。
“妈？”我试探着叫了一声，声音因为震惊和不敢相信而微微发抖。
我妈的嘴唇动了动，干裂的嘴唇里挤出了两个字。
她的声音嘶哑得像一把被沙子磨过的破锣，但每一个字都异常清晰地钻进了我的耳朵。
她说：“麦……麦子……”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三十年了，整整三十年，我妈第一次叫我的小名。
我以为这个称呼，连同那个会笑会骂的她，早就一起被埋葬在时间的废墟里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毫无征兆，烫得我脸颊发疼。
我张着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拼命点头。
“妈，我在，我听着呢。”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赶紧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冰凉，像一块刚从冰窖里拿出来的石头，却抓得我更紧了，好像怕我跑掉。
她用尽全身的力气，语速急促得像在赶一趟即将发车的火车：
“深圳……南山……我们以前住的……那个旧衣柜……”
她急促地喘着气，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个破了洞的风箱。
我赶紧伸手抚着她的胸口，想让她慢点说。
“妈，你慢点说，别急，我听着呢。”
“红木的……柜子底下……夹层……”
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里有我从未见过的焦急和恳求，仿佛在托付一件比她生命还重要的事。
“夹层里……有地契……深圳的地契……”
地契？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一只大黄蜂狠狠蜇了一下。
我第一反应是，我妈烧糊涂了，开始说胡话了。
“妈，你是不是做梦了？说什么胡话呢。”我试图安抚她，“深圳哪来的地契？咱们家什么情况你……”我说到一半就停住了，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了。
“不是胡话！”我妈的声音突然拔高，眼睛瞪得滚圆，那股力量不知从何而来，“是真的……是给你的……是……是给你的……一定要……找到……”
她的话没说完，突然，那双眼睛里的光，就像被人“噗”地一下吹灭的蜡烛，瞬间就熄灭了。
她的头一歪，靠在了枕头上。那只紧紧抓着我的手也松开了，无力地垂了下去。
她的眼睛再次变得浑浊、空洞，嘴巴微微张着，再也没有合上。
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
我看着她恢复了死寂的脸，大脑一片空白。
几秒钟后，我才反应过来，疯了一样冲出病房，对着空无一人的走廊大喊：
“医生！护士！快来人啊！我妈不行了！”
医生和护士匆匆赶了过来。
经过一番手忙脚乱的检查，王医生摘下听诊器，站直了身体，对我摇了摇头。
他说：“节哀吧，人已经走了。”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看着我妈那张安详得有些陌生的脸，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她最后的那几句话。
深圳。衣柜。夹层。地契。
这几个词像几个没有意义的音符，在我空荡荡的脑子里胡乱地跳动。
我告诉自己，这一定是她最后的幻觉。
一个糊涂了三十年的人，临死前说的话，怎么能当真呢。
03
我妈的丧事办得很简单。来吊唁的亲戚朋友不多，坐在一起说着一些无关痛痒的安慰话。
我舅舅，也就是我妈的亲弟弟刘凤军，拉着我的手，眼睛红红的，话说得倒是实在。
“麦子，你也算是解脱了。”他拍着我的手背，“这三十年，太苦了。说句不好听的，你妈走了，对她自己也是一种解脱。”
我没什么表情，只是点头。
解脱？我没有感觉到。我只觉得心里空了一大块，像被人用勺子挖走了。
以前，那块地方被我妈的病填着，虽然沉重，压得我喘不过气，但好歹是满的。
现在，她不在了，那块地方就成了一个黑洞，呼呼地往里灌着冷风。
“你妈临走前跟你说什么了？”舅舅又问。
我想起那几句奇怪的话，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
“她说……她在深圳有个衣柜，里面有地契。”
舅舅听完，先是一愣，然后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的傻外甥女，你是不是也跟着糊涂了？你妈说的话能信吗？深圳那是什么地方？寸土寸金！她一个在流水线上踩缝纫机的，哪来的地？那是她做了一辈子的梦！”
周围的亲戚也跟着附和：
“就是啊，麦子，别往心里去，糊涂人说糊涂话，当不得真的。”
“你可别犯傻，真跑到深圳去找什么衣柜，那不是白花冤枉钱嘛。”
我没有争辩，只是沉默地给他们添茶。
我知道他们说得对，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理智和现实。
相比之下，那个相信临终遗言的我，才像个真正的傻瓜。
办完丧事，我一个人回到那个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
房子里还残留着我妈的气息，一种混合着药味和老人常年卧床的特殊气味。
我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想让冬日的冷风把这股味道吹走。
可那味道就像长在了墙壁里，怎么也吹不散。
我开始整理我妈的遗物。
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一个缺了口的搪瓷杯，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小玩意儿。
这些东西，我闭着眼睛都知道放在哪里。
我把那些衣服一件件叠好，放进一个纸箱里。想等过几天就拿去烧掉，让她带走。
在一个积了灰的樟木箱子的最底下，我翻出了一个生了锈的铁皮饼干盒。
我记得这个盒子，是我小时候，我妈从深圳带回来的，上面印着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小女孩。
那时候，能吃上一口盒子里的黄油饼干，是天大的享受。
我打开盒子，里面没有饼干，只有几样东西，静静地躺在红色的绒布上。
一张发黄的旧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人，穿着一件我从没见过的时髦连衣裙，站在一个微缩的“埃菲尔铁塔”前面。
那个女人笑得很灿烂，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眼睛里闪着光。
那是我妈刘凤霞，是那个我还依稀记得的，没有生病的妈妈。
我把照片翻过来。
照片的背后，用蓝色的圆珠笔写着一行已经有些褪色的字：南山区，白石洲西一坊12号。
除了照片，盒子里还有一把钥匙。
一把黄铜做的钥匙，样式很老旧，钥匙的顶部被做成了一朵小小的木棉花形状，雕工很精致。
我把钥匙拿在手里，冰凉的金属触感让我打了个哆嗦。
我的记忆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这把钥匙捅了一下，松动了。
我想起来了。小时候在深圳那个又小又暗的出租屋里，我妈曾经买过一个二手的红木衣柜。她很宝贝那个衣柜，总是用一把长得很像这样的钥匙锁得紧紧的，不让我碰。
她说：“麦子，这是妈的嫁妆，以后传给你。”
我妈临终前的话：“深圳……衣柜……夹层……地契……”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
这一次，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幻觉了。
这个具体的地址，这把有特殊形状的钥匙，让那些话突然变得有了一点分量，像秤砣一样坠在我的心上。
我坐在冰冷的地板上，拿着那张照片和那把钥匙，呆呆地坐了很久。
我的心里有两个小人儿在打架。
一个小人儿说，别傻了，陈麦，你舅舅说得对，这都是梦话。
深圳三十年，早就天翻地覆了，那个地址还在不在都难说。你去了也是白去，浪费钱。
另一个小人儿却在说，万一是真的呢？万一你妈在最糊涂的时候，心里却一直守着这个最清醒的秘密呢？
她用尽最后一口气告诉你，就是为了让你去。
你去了，可能什么都找不到。但你如果不去，这个念头就会像一根刺，扎在你心里一辈子，拔不出来。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天色已经完全黑了，远处的城市亮起点点灯光，像一片遥远的、不属于我的星空。我这辈子，好像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一次主。小时候听我妈的，长大了被我妈的病拖着。现在，我妈走了，我四十五岁了，我想为自己赌一次。
就赌我妈，没有骗我。
04
我决定去深圳。这个决定，像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亲戚圈里。
我舅舅第一个打来电话，他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几乎是吼出来的。
“陈麦你是不是也糊涂了？我跟你说的你都当耳旁风了？你妈说的话能信吗？她要是真有地契，咱们家这三十年能过成这样？她能眼睁睁看着你受苦？”
“舅舅，这是我的事。”我平静地说。
“什么你的事？你那点积蓄是你下半辈子的指望！你把钱都花在这上面，万一打水漂了怎么办？你回来喝西北风啊？”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恨铁不成钢的怒气。
“钱是我自己的。”我说完，就挂了电话。我不想再听了。
我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存款都取了出来，又把我妈留下的一对小小的金耳环给卖了，凑了万把块钱。我买了一张去深圳的硬座火车票。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响了一天一夜，车厢里充满了泡面味、汗臭味和劣质香烟的味道。
我靠在坚硬的椅背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一片茫然。
我不知道我做的这个决定是对是错，我只知道，我必须去。
当火车终于驶入深圳站，我走出车站的那一刻，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得说不出话来。
高耸入云的大楼，玻璃幕墙在南方的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
宽阔得望不到边的马路上，车流像奔腾的铁皮河水，永不停歇。空气里都是燥热的、急匆匆的味道。这一切都和我记忆里那个尘土飞扬的边陲小镇完全不同。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从黑白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突然闯入了一个绚丽的彩色世界，与这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我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壁，密不透风。
安顿好之后，我拿出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开始了我的寻宝之旅。
我先坐公交，再转地铁，在拥挤的人群里被推来搡去。
我一路向人打听，大多数人都用一种看外地人的奇怪眼神看着我，然后摇摇头。
终于，在换乘了三次地铁后，我找到了“南山区白石洲”这个地方。
可是，当我站在那里时，我又一次愣住了。
眼前根本没有什么“西一坊12号”。
这里是一片巨大的工地，推土机和挖掘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震得我心脏都跟着发颤。远处，几栋已经建好的崭新回迁楼像巨人一样矗立着，而更多的土地则被绿色的铁皮围挡圈了起来，上面用红漆刷着大大的“拆”字。
一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工人看我呆呆地站着，以为我是来找麻烦的拆迁户，走过来不耐烦地问我：
“大姐，找人啊？这里都拆光了，没人住了。”
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赶紧抓住他的胳膊问：
“不是，师傅，我想问一下，您知道以前的白石洲西一坊12号，大概在哪个位置吗？”
工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摇了摇头，指着一大片已经挖成大坑的平地说：
“这谁知道？都拆成一片平地了，挖地基呢。以前这里是握手楼，密密麻麻的，路都跟蜘蛛网一样，早没影了。”
我的心一点点往下沉，像被绑了块石头。
我不死心，在工地周围转了一整天。
我去了街道办，去了城市更新办公室，去了档案馆，想查当年的住户信息。
但得到的答案都如出一辙。
街道办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很客气地对我说：
“大姐，真的对不起，三十年前的租户信息，根本不可能有留存。白石洲流动人口太大了，别说三十年，就是三年前的我们都很难查到。”
档案馆的一个中年女人更是直接，她头都没抬，一边在电脑上打字一边说：
“没有，查不了。下一个。”
希望一点点被磨灭。
天黑的时候，我坐在马路牙子上，看着对面大楼上巨大的电子屏幕闪烁着我看不懂的广告。
深圳的夜晚比白天还亮，但我却觉得眼前一片漆黑。
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天大的傻瓜。
我竟然会相信一个失智老人临终前的胡话，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寻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我口袋里的钱不多了，每一分都花得让我心疼。
拿出手机，我打开订票软件，准备买一张回湖南的火车票。
回去吧，陈麦，别再做梦了。梦醒了，就该回家了。
05
就在我输完身份信息，准备点击“确认支付”的时候，事情出现了一点微小的转机。
我不死心，决定再去一次档案馆，找白天那个态度还算和善的老员工。
档案馆快下班了，人已经不多。我找到了那位即将退休的老员工，他又一次接待了我。
也许是看我一个外地女人不容易，他比白天多了点耐心。
“小同志，真的查不到啊。”他还是那句话。
“我知道，”我急切地说，“我就是想再问问，您在白石洲这边工作这么多年，有没有听说过……就是，特别的旧家具？比如，一个红木雕花的衣柜？”我说出了最后的希望。
老员工戴着老花镜，眯着眼睛想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已经忘了我的问题。
突然，他一拍自己的大腿，说：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好像是有点印象。”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怎么说？”我赶紧问。
“拆迁的时候，情况很复杂。很多老房东和住户，有些旧家具虽然不值钱，但有纪念意义，舍不得扔。你知道，那时候的人，都念旧。”
他喝了口茶，慢悠悠地说。
“当时拆迁办为了安抚他们，就跟一个仓储公司合作，把这些没人要但又舍不得扔的‘老古董’，统一拉到了郊区一个很便宜的仓库里存放。”
他顿了顿，看着我说：
“你说的那个红木衣柜，我好像在清点登记的单子上有过印象，因为那时候这种老式家具有点特别。不过都好几年了，不知道还在不在。你可以去碰碰运气。”
他从一堆杂乱的抽屉里翻出一个泛黄的旧本子，翻到其中一页，用手指着上面的一个地址，指给我看。
“喏，龙岗区，坪地镇，四海仓储。地址电话都在上面。你去问问吧。”
这个消息像一针强心剂，打进了我几乎已经停止跳动的心脏。
我连声道谢，几乎是跑着离开了档案馆。
我立刻退掉了手机上已经选好的回程火车票，按照本子上的地址，踏上了新的路程。
我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地铁，又换乘了一趟几乎没什么人的公交车，在一片荒凉的工业园下了车。
四海仓储，名字起得很大，地方却破败不堪。一个巨大的铁皮仓库，像一只趴在地上的生锈的巨兽，外面的墙皮都剥落了，露出里面红色的铁锈。
我推开一扇吱呀作响的小门走进去，一个只穿着跨栏背心和短裤的中年男人正躺在一张竹编的躺椅上，用一个老式的收音机听着咿咿呀呀的粤剧。他就是仓库的管理员。
我说明了来意。
那男人眼皮都没抬一下，用下巴指了指仓库的深处，不耐烦地说：
“自己进去找。找到了就过来登记，交保管费。找不到就算你倒霉。”
“师傅，里面……好找吗？”我看着那黑洞洞的深处，心里有点发怵。
“好找？”他嗤笑一声，从躺椅上坐了起来，“里面跟迷宫一样，堆得跟山似的。告诉你，别给我弄乱了，也别在里面抽烟。要是出了事，你可赔不起。”他翻了个身，又躺了下去，不再理我。
我说了声谢谢，拿出我的旧手机，打开手电筒功能，深吸了一口气，走进了仓库的深处。
一股浓重的霉味和灰尘味扑面而来，呛得我直咳嗽。
仓库里没有开灯，只有几扇高高的、布满污垢的窗户透进一点微弱的天光。
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旧物，旧沙发、旧冰箱、旧桌椅、旧床垫……像一座座沉默的小山，挤在一起，形成一条条狭窄得只能容一个人侧身通过的通道。
很多家具上都盖着厚厚的塑料布，上面积满了灰尘，像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色雪花。
我的心又凉了半截。
在这么个堆满了几十年垃圾的垃圾山里找一个三十年前的衣柜，这跟大海捞针有什么区别？
但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打开手机电筒，那一点微弱的光，像鬼火一样在黑暗中摇曳。开始一排排地找过去。
我掀开一块塑料布，是一张破了面的梳妆台，镜子里映出我满是灰尘的脸。
我又掀开一块，是一堆散了架的椅子，像一堆白骨。
我的手上、脸上、衣服上，很快就沾满了黏腻的灰尘。仓库里又闷又热，汗水和着灰尘，在我脸上留下一道道黑色的印子，像在唱大戏。
我不知道自己找了多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还是更久。
我的腿开始发酸，腰也直不起来了。
手机的电量在一点点减少，光束也越来越暗。
我开始感到绝望，一种比在白石洲工地上更深的绝望。
我想，算了吧，这就是命。我妈和我，这辈子就是穷命，发不了财。
那个地契，就是一个梦，一个她做了三十年，也让我跟着做了一场的梦。
就在我拖着沉重的双腿，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手电筒那即将耗尽的光，无意中扫过了一个最深的角落。
那个角落堆着好几个大件家具，最里面的一个，被一张巨大的、脏兮兮的绿色帆布盖着，几乎与黑暗融为了一体。
但是，就在帆布的边缘，露出了一小截深红色的木头。
那截木头上，在微弱的光线下，隐约有一个熟悉的雕刻图案。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猛地一跳，像被人用拳头狠狠打了一下。
我冲了过去，手脚并用地爬上前面的一个旧柜子，把手机凑近了看。
是木棉花！一朵雕刻的木棉花！
06
那一瞬间，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倒流着冲到了头顶，耳朵里嗡嗡作响。
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从那个旧柜子上下来，三步并作两步冲到那个被帆布盖住的庞然大物前。
我的手在发抖，抖得连帆布的边都抓不住。
试了好几次，我才捏住那块又厚又重的帆布。
我深吸了一口气，用尽全身的力气，像在跟谁搏命一样，一把将帆布扯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