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701分她去清华,我458分进厂,20年后厂里来人视察:怎么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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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二车间的总负责人,方承同志。”

厂长的声音在嘈杂的车间里显得有些飘忽。

我抬起头,习惯性地堆起一脸沉稳的微笑。

目光扫过人群,最终定格在了前排那位被称为“舒博士”的年轻专家脸上。

那一瞬间,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

是她?

她怎么会在这里?

她眼中的震惊,和我心中的骇浪,一模一样。

01

2015年的那个夏天,空气黏稠得像化不开的麦芽糖,裹挟着整个小城。

知了在窗外的老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仿佛要喊尽生命里最后的热量。

我房间里的那台老旧电风扇,正有气无力地摇着头,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

我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烟灰缸里已经堆起了小山。

我妈则在厨房和客厅之间来回踱步,脚步声不大,却每一下都踩在我的心尖上。

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像是被施了定身法,僵在了原地。

最终还是我爸颤抖着手,接起了电话。

电话那头,是班主任有些遗憾又带着一丝安慰的语气。

“方承啊,总分458。”

“……嗯,知道了。”

我爸的声音很低,挂掉电话后,他像是瞬间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陷进了沙发里。

我妈的脚步声停了,厨房里传来一声极力压抑的抽泣。

458分,这个数字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了我和我全家的心上。

它意味着,我连最普通本科的门槛都够不上。

那几天,我们家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没人骂我,也没人打我,但那种沉默,比任何责骂都让人窒息。

与此同时,另一个名字,正以一种截然相反的方式,传遍了小城的每一个角落。

舒云,701分。

她是市里的高考状元,是所有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她的名字和照片,被印在巨大的红色横幅上,挂在了市中心最显眼的大楼外面。

听说,她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是清华,那个我连在梦里都不敢轻易触碰的地方。

我们是同班同学,座位只隔了两排。

她永远是那个安安静静坐在座位上,埋头刷题的女孩。

她的世界里,似乎只有公式、定理和永远也做不完的卷子。

而我,物理和化学能考满分,语文和英语却常常不及格。

老师们谈起我,总是摇头叹息,说我是个“偏科的怪才”,可惜了。

可惜了,这三个字,成了我那个夏天最深刻的标签。

一个月后,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将我和舒云推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舒云家大摆升学宴,城里有头有脸的人都去了,觥筹交错,好不热闹。

而我,则在我爸一个老战友的介绍下,收拾好了行囊,准备去邻市的一家精密制造工厂当学徒。

我爸拍着我的肩膀,眼圈泛红。

“承啊,考不上大学不代表一辈子就完了。”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到了工厂,好好学门手艺,凭力气吃饭,不丢人。”

我点点头,没说话,眼泪却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去邻市那天,是在火车站。

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我一眼就看到了被众人簇拥着的舒云。

她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像一只骄傲的天鹅。

她的父母、亲戚、老师,把她围在中间,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而我,只有我爸一个人来送我。

他就站在不远处的站台上,沉默地看着我。

我们两个的目光,在喧闹的空气中短暂地交汇了一下。

她的眼神很平静,带着一丝礼貌性的疏离。

我则下意识地挪开了视线,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我只是冲她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她也同样点了点头,然后就被人群簇拥着,走向了去往北京的列车。

我则提着一个破旧的帆布行李箱,走向了另一个站台,那趟列车的终点,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工业城市。

汽笛长鸣,两趟列车朝着相反的方向驶去。

我知道,从那一刻起,我们的人生,就像这两条铁轨,只会越离越远,再无交集。

工厂的生活,比我想象中要苦得多。

我被分到了最基础的打磨车间。

车间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刺鼻的金属和机油混合的味道。

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一天下来,耳朵里都是嗡嗡的。

我的工作,就是把那些刚从模具里出来的金属毛坯,打磨光滑。

这是一件极其枯燥乏味的工作。

每天十几个小时,我都要穿着厚重的工作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重复着同一个动作。



飞溅的金属火花,偶尔会烫到裸露的皮肤,留下一片燎泡。

手上的茧子,磨掉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变得像砂纸一样粗糙。

第一个月,我好几次都想卷铺盖走人。

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八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闻着空气中混杂的汗味和烟味,想着远方的大学校园,心里的委屈和不甘就像野草一样疯长。

和我同宿舍的,大多是和我一样,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

他们白天在车间里挥汗如雨,晚上就聚在一起打牌、喝酒、吹牛。

他们谈论的话题,永远是哪个班组的女孩好看,哪个网吧的网速快。

我融不进他们的圈子。

下班后,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开始看书。

我把我高中的物理和化学课本又重新翻了出来。

在那个嘈杂的环境里,只有这些熟悉的公式和理论,能让我找到一丝内心的平静。

我的师父,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姓王。

王师父脾气不好,话也少,但技术是整个车间最好的。

一开始,他很看不起我这个“高中生”。

“读书的料子,跑来跟我们这些粗人抢什么饭碗?”

他总是冷嘲热讽。

我不跟他争辩,只是默默地干活。

他让我做的,我一丝不苟地完成。

他不让我碰的机器,我就站在一旁,偷偷地学,把每一个操作步骤都记在心里。

有一次,车间里一台老式的铣床坏了。

几个老师傅围着捣鼓了半天,也没找出毛病。

大家都准备上报维修部了。

我瞅了个空,偷偷溜过去看了一眼。

凭着高中物理课上学到的电路知识,我发现可能是一个继电器因为长时间的震动,接触不良了。

我壮着胆子跟王师父提了一句。

他斜着眼瞥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你个毛头小子懂个屁!”

但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并说出了我的判断依据。

他将信将疑地找来电工,按照我说的位置检查了一下。

果然,问题就出在那里。

电工只用了几分钟就修好了。

从那以后,王师父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

他不再对我冷嘲热讽,开始有意无意地教我一些真本事。

他告诉我,每一台机器都有自己的“脾气”。

你要像对待人一样,去听它的声音,去感受它的震动。

只有真正懂它了,它才能听你的话。

王师父的话,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我开始把我的理科知识,和我眼前的这些冰冷的机器结合起来。

我发现,那些枯燥的物理定律,在机器的运转中,都变成了生动的现实。

我开始痴迷于这个由齿轮、轴承和电路构成的世界。

我把每个月省下来的工资,都用来买了专业书籍。

机械原理、金属材料学、数控编程……

宿舍的床头,别人堆的是扑克牌和杂志,我堆的是一摞摞比砖头还厚的专业书。

工友们都笑我,说我是个书呆子,装什么文化人。

“都进工厂了,还看这些玩意儿有啥用?”

“能多发一分钱工资吗?”

我从不反驳。

因为我心里清楚,我不想一辈子只做一个打磨工。

那场高考,虽然将我挡在了大学的门外,但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知识,在任何时候,都是改变命运最可靠的武器。

我只是换了一个学习的地方而已。

日子就在这日复一日的打磨、学习和探索中,悄然流逝。

三年后,我通过了成人高考,考上了本地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函授大专,学的是机械自动化。

又过了三年,我专升本,拿到了学士学位。

在这期间,我在工厂也从一个普通的学徒工,成长为了一名技术员。

我不再需要每天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

我的工作,变成了维护和调试车间的数控机床。

这让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深入研究这些现代化的工业设备。

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一切与技术相关的知识。

而关于舒云的消息,我只是偶尔从一些回乡的同学口中听到。

听说她拿了国家奖学金。

听说她保送了本校的研究生。

听说她参与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科研项目。

她的人生,就像一部开了挂的电影,一路高歌猛进,光芒万丈。

而我,则像一只蜗牛,在自己的赛道上,沉默而坚定地,一步一步往前爬。

我们之间,依然隔着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

02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当中年人开始频繁使用这些词汇时,往往意味着,日子真的已经过去了很久。

转眼,十年。

这十年,对于舒云来说,是攀登顶峰的十年。

她的朋友圈里,偶尔会更新几张照片。

背景是清华大学的校门,是设备精密的国家级实验室,是各种高端学术论坛的会场。

她穿着得体的套装,站在一群白发苍苍的院士中间,自信而从容。

后来,我听说她博士毕业了,进入了国内一家顶尖的科研机构。

她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一些我看不懂的学术期刊上。

她成了新材料与智能制造领域的青年专家,一个真正站在科技前沿的精英。

她的人生轨迹,清晰、明亮,每一步都踏在时代的脉搏上,向上,再向上。

而我的这十年,是向下扎根的十年。

工厂的世界里,没有那么多光鲜亮丽的头衔。

这里的一切,都讲究一个“实”字。

你能解决多大的问题,你就有多大的价值。

大概是在我进厂的第五年,工厂下定决心,要进行一次彻底的产业升级。

老板花重金,从德国引进了一整套全自动化的生产线。

这条生产线,代表着当时国际最先进的水平。

设备运抵的那天,全厂轰动。

看着那些崭新的、闪着金属光泽的大家伙,所有人的眼睛里都放着光。

但很快,问题就来了。

德国的设备虽好,却有些“水土不服”。

由于我们工厂生产的零件,在材料配比和工艺上有一些特殊性,导致生产出来的产品,合格率始终达不到预期的标准。

德国派来的工程师,在厂里待了一个多月,调整了无数次参数,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最后,他们也只能两手一摊,说问题出在我们的材料上,而不是他们的设备。

那段时间,厂里的气氛很沉重。

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洋玩意儿”,成了一堆中看不中用的废铁。

老板急得嘴角都起了泡。

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根本没资格参与到核心的调试工作中。

但我没有闲着。

每天下班后,我就一个人跑到车间,对着那套复杂的设备,一看就是大半夜。

我把德国工程师留下的所有说明书和图纸,都翻来覆去地研究。

那些德语资料,我抱着一本厚厚的词典,一个词一个词地啃。

我发现,德国人的设计思路非常严谨,几乎考虑到了所有理论上的可能性。

但在一个极其微小的环节,也就是零件从高温淬火到进入冷却液的那个瞬间,它的应力变化,似乎与我们的材料特性产生了一种微小的冲突。

这种冲突,在理论计算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在每分钟数千转的高速加工中,这个微小的误差就会被无限放大,最终导致产品的精度出现偏差。

我把我的这个发现,整理成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交给了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看着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技术员,半信半疑。

但他还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把报告递交了上去。

厂里的技术总监,一个留洋回来的博士,看了我的报告后,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它摔在了桌子上。

“简直是胡说八道!”

“一个连大学都没上过的工人,也敢质疑德国专家的设计?”

“你知道这个应力变化的计算有多复杂吗?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个变量吗?”

他的话,像一盆冷水,从我的头顶浇了下来。

周围的同事,都向我投来了同情又带着点嘲讽的目光。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所有的努力,都像一个笑话。

但我不甘心。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

我用我这几年攒下的所有工资,买通了看守车间的保安,偷偷溜进了车间。

我按照我报告里的设想,对其中一台机床的冷却系统,做了一个极其微小的改动。

我增加了一个预冷却喷嘴,改变了冷却液的喷射角度和流速。

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动。

一旦失败,我不仅会被立刻开除,还可能要赔偿设备的损失。

但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的人生,已经被那张458分的高考卷子定义过一次了。

我不想再被“你不行”这三个字,定义第二次。

第二天一早,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拿着我连夜加工出来的,那个闪着光泽、精度完美无瑕的样品,放到技术总监面前时,他脸上的表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从震惊,到疑惑,再到难以置信。

他拿起游标卡尺,一遍又一遍地测量着那个样品。

最终,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复杂地说了三个字。

“你是对的。”



就因为这件事,我一战成名。

我被破格提拔为技术组的组长。

老板亲自给我发了十万块钱的奖金。

更重要的是,我赢得了尊严。

我用事实证明了,知识和能力,跟学历,没有必然的联系。

那次之后,我在工厂的道路,越走越顺。

当工厂引进第二批、第三批更先进的设备时,我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成为了核心的技术负责人。

我带领着我的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我们将进口设备与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完美地结合,甚至做出了很多连德国原厂都意想不到的优化和改良。

我们工厂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因此得到了质的飞跃。

我们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逐渐成长为国内精密制造领域的标杆企业。

而在我进厂的第十年,也就是今年,在一次重大的组织架构调整中,我被任命为工厂技术最核心的部门——第二智能化生产车间的总负责人。

这个车间,是我们工厂的“心脏”,代表着我们最顶尖的技术实力。

我终于,从一个满身油污的学徒工,变成了一个别人口中的“方工”。

我有了自己的独立办公室,虽然不大,但窗明几净。

我有了自己的团队,他们大多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但见到我,都会恭恭敬敬地喊一声“方工”。

我的人生,似乎已经走上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却同样宽阔的道路。

我以为,我和舒云,这两个活在平行世界的人,永远都不会再有交集了。

直到那天,我接到了集团总部下发的一份通知。

那份通知,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的人生中,再次激起了巨大的涟含。

03

通知的内容,让整个工厂高层都为之震动。

国家一个重点扶持的“新一代智能制造”科技项目,正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合作企业。

而我们工厂,凭借着这几年在行业内的突出表现,入围了最终的考察名单。

一个由国家级专家组成的考察组,将在下周莅临我厂,进行实地评估。

这次考察,将直接决定那个数以亿计的项目,最终能否花落我家。

对于工厂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能够实现再次跨越式发展的机会。

对于我个人而言,这同样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为,接待和讲解的核心地点,就定在了我负责的第二智能化生产车间。

换句话说,我,方承,将作为工厂技术实力的代表,直面这群来自国内顶尖学术圈的专家。

压力,前所未有。

那一个星期,我几乎是吃住都在工厂里。

我带着我的团队,将车间的每一台设备都反复检查、调试,确保它们都处于最佳的运行状态。

我将我们这几年积累的所有技术资料、改良方案、专利成果,都整理成了厚厚的汇报材料。

我对着车间的流程图,一遍又一遍地模拟着讲解的路线和说辞。

我甚至预设了专家们可能会提出的各种刁钻问题,并和团队成员反复推演,寻找最完美的答案。

我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这不仅仅是为了工厂的荣誉,也是为了证明,我这十年,没有白费。

考察的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了最终确认的专家组名单。

名单上的人,头衔都高得吓人。

为首的组长,是中科院的钱院士。

其余的成员,也都是各个名牌大学的教授和博导。

我的目光,在名单上快速扫过。

当看到“核心专家”那一栏里,“舒博士”三个字时,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

姓舒的博士?

会是她吗?

这个念头,只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了零点一秒,就被我掐灭了。

不可能。

舒,是一个很常见的姓。

博士,在中国没有十万,也有八万。

世界怎么可能这么小。

更何况,就算真的是她,又能怎么样呢?

十年过去了,物是人非。

我们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穿着校服的少年少女。

我是工厂的车间负责人,她是国家级的专家。

我们之间,隔着一道名为“身份”的鸿沟。

我深吸一口气,将那份名单放到一边,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重新拉回到眼前的技术参数上。

考察日,终于到了。

我换上了一身崭新的蓝色工装,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

我站在代表着工厂最高技术水平的“智造中心”控制台前,后背挺得笔直。

我知道,今天,我站在这里,不仅仅代表我自己。

我代表的,是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没有走过独木桥,却在另一条道路上,同样付出了十年青春和汗水的普通人。

上午九点整,一行人准时出现在了车间的门口。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老者,应该就是钱院士。

他的身边,簇拥着集团的几位最高领导,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谦恭而热情的笑容。

我的目光,落在了钱院士身后,那位年轻的女性专家身上。

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灰色西装,长发干练地盘在脑后。

脸上化着淡妆,表情严肃,眼神中带着一种学者特有的审视和锐利。

她正侧着头,认真地听着厂长的介绍,时不时地点点头。

虽然气质和装扮,都与记忆中那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判若两人。

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就是她。

舒云。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攥住了。

十年。

整整十年。

我设想过无数种与她重逢的场景。

可能是在同学聚会上,她众星捧月,我默默无闻。

可能是在某个街角,擦肩而过,相视无言。

我唯独没有想到,会是在今天,在这里,以这样一种方式。

她是来考察、评判我的专家。

而我,是等待她检阅的,工厂负责人。

这算什么?

命运开的一个黑色玩笑吗?

就在我心潮起伏,百感交存之际,考察组一行人,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

厂长往前一步,伸手指着我,满脸自豪地向考察组介绍。

“钱教授,各位专家,这位就是我们工厂的技术新星,我们二车间的总负责人,方承同志。”

“接下来,将由他向各位具体介绍我们的技术成果。”

厂长的声音在嘈杂的车间里显得有些飘忽。

我抬起头,努力挤出一个我认为最沉稳、最专业的微笑。

我的目光越过钱院士的肩膀,直直地看向舒云。

那一瞬间,当我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

我看到她原本平静无波的脸上,那专业的、审视的表情,瞬间凝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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