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养了情妇三十年，六十岁病倒，妻子带律师上门：你女儿不是亲生的

[本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人物情节稍作虚构。]

六十岁这年，我躺在海南的病床上，心脏搭桥手术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我总觉得自己这辈子活得值，是个赢家。老家东北有个给我生儿育女、孝顺父母的结发妻子，海南这边有个给我柔情蜜意、带来一双龙凤胎的红颜知己。我自以为把两个家安顿得明明白白，把所有人都蒙在鼓里，是我赵兴民的本事。

可我后来才想明白，我那个在钢厂子弟小学当了一辈子语文老师的妻子刘淑芬，她那三十年如一日的温柔，才是这世上最狠的刀。她从不哭，从不闹，甚至在我最风光的时候，她比谁都支持我。直到我老了，病了，动不了了，她才带着一个穿西装的律师出现在我面前，把我三十年来亲手搭建的空中楼阁，一脚踹得粉碎。

01

1994年，我三十岁，是东北鞍山钢厂后勤处的副处长，管着全厂大大小小的物资采购，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的妻子刘淑芬，是厂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她人长得清秀，性子安静，不多言不多语，是长辈们眼里最适合过日子的那种女人。

婚后的生活就像我们厂区门口那条万年不变的马路，平坦，但一眼就能望到头。淑芬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对我父母孝顺得没话说，每天晚上我回家，桌上永远有热腾腾的饭菜。我们厂里的人都羡慕我，说我赵兴民娶了个贤妻。

可我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

缺的这点东西，在白露出现后，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白露是那年夏天分到我们科室的实习生，刚从南方的大学毕业，皮肤白得像牛奶，眼睛会说话，一笑起来两个深深的酒窝。她不像厂里那些灰扑扑的女工，她穿着连衣裙，身上有股淡淡的香水味，跟我们这个重工业城市格格不入。

作为她的带教领导，我免不了要多照顾她一些。我带她熟悉流程，给她讲那些采购合同里的门道，偶尔在食堂吃饭，会把我的那份红烧肉多分她一半。

年轻人，尤其是漂亮又聪明的年轻人，总是学得很快。她看我的眼神，从最初的尊敬，慢慢多了一丝崇拜和依赖。

一个下着暴雨的晚上，厂区停电，我开车送几个顺路的同事回家，最后只剩下她。车开到她住的单身宿舍楼下，雨下得像瓢泼一样，她解开安全带，却没有马上下车。

“赵处长，”她低着头，声音细得像蚊子叫，“我……我有点怕。”

我看着她被雨声吓得微微发抖的肩膀，鬼使神差地，我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又软又凉，像一块上好的丝绸。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

我跟淑芬撒谎，说厂里线路被雷劈了，要连夜抢修。她信了，电话里只叮嘱我注意安全，别淋雨。

从那以后，我和白露的关系就捅破了那层窗户纸。钢厂沉闷的空气里，她就像一抹跳跃的亮色，让我沉寂了三十年的心，第一次尝到了所谓“爱情”的滋味。

但我们都知道，这种关系在小小的厂区里是藏不住的。实习期快结束时，白露跟我说，她要回南方，去海南。

“兴民，我不想一辈子待在这里，我想出去闯一闯。”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九十年代的海南遍地是黄金，我们去那里，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犹豫了。我在这里有稳定的工作，有家庭，有声望。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不敢。

白露没逼我，她一个人走了。走之前，她塞给我一盘当时最流行的《涛声依旧》的磁带，还有一张她在海边拍的泳装照。照片上的她，笑得比海南的太阳还要灿烂。

她走了之后，我的生活又回到了那条平坦的马路。可我的心，却跟着那盘磁带，那张照片，飞到了千里之外的海南。

02

白露走后的几个月，我魂不守舍。

淑芬似乎看出了我的不对劲，但她什么也没问。她只是默默地给我织了一件新的羊毛衫，在我出差前塞进行李箱，叮嘱我：“外面应酬多，少喝点酒，伤肝。”

她越是这样体贴，我心里的愧疚就越深，但那份对白露的思念，也像野草一样疯狂生长。

终于，在1994年的冬天，我借着去南方“考察学习”的名义，买了去海南的机票。

再次见到白露，她瘦了，也黑了，但眼睛里的光更亮了。她在一家小贸易公司打工，住在一间租来的小房子里，但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我们在那间小小的出租屋里，度过了疯狂的一周。我跟她说起厂里采购的油水，她眼睛一亮，说：“兴民，这不就是机会吗？你可以跟那些供应商谈，让他们给你回扣，这笔钱，足够我们在海南做点小生意了。”

我被她说动了。回到东北后，我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在采购合同上做手脚。我和供应商串通，虚报价格，吃高额回扣，再伪造一些运输损耗单，账面上做得天衣无缝。

每个月，我都会把一笔笔黑色的钱，通过各种渠道汇到海南。淑芬的工资不高，我每个月只给她500块钱做家用，她也从没抱怨过不够花。她甚至还用自己当老师的奖金，给我父母买补品，给我买新衣服。

看着她满足的样子，我心里那点愧疚感慢慢被一种优越感取代了。我总觉得，刘淑芬这样的女人，心思单纯，给她一个安稳的家就够了。而我赵兴民，是干大事的人，外面的世界才属于我。

第二年春天，白露在电话里告诉我，她怀孕了，是双胞胎。

我当时正在酒桌上跟一个供应商推杯换盏，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得差点把酒杯捏碎。我当场就跟那个胖得流油的供应商说，下一批钢材的合同，价格再往上提两个点。

我要当爸爸了！而且还是在海南，和我的“真爱”一起！

从那天起，我敛财的胆子更大了。我需要更多的钱，去为我的“新家”构建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开始频繁地“出差”，一去就是一两个月。淑芬每次都默默地帮我收拾行李，把我的衬衫烫得平平整整，一句话都不多问。

有一次我从海南回来，给她带了一条在当地买的丝巾。她很高兴，在镜子前比划了半天，然后小心翼翼地叠好，放进了衣柜最深处，再也没见她戴过。

她说：“太贵重了，平时上班戴不合适，留着吧。”

我当时只觉得她小家子气，不懂风情。现在想来，她或许从那一刻起，就已经什么都知道了。

03

白露给我生了一对龙凤胎，儿子像我，女儿像她。我给他们取名，赵子轩，赵子涵。

有了孩子后，我更是把海南当成了我真正的家。我给白露和孩子们在海口市中心买了一套大三居，请了保姆。白露也辞掉了工作，专心在家当起了全职太太。

我跟她说：“你负责貌美如花，我负责赚钱养家。”

白露感动得热泪盈眶，抱着我说，我是她这辈子最大的依靠。

为了维持两个家的开销，我手上的动作越来越大。我不再满足于吃回扣，甚至开始和人合伙，把厂里的优质钢材偷运出去卖掉，再换成劣质的顶包。

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最风光，也是最心惊胆战的几年。我白天在钢厂当我的赵处长，晚上就在电话里遥控海南的“生意”。我过上了梦想中的双面人生。

而刘淑芬，成了我这双面人生中最稳固的背景板。她一如既往地安静、本分。我们也有个儿子，比海南那对龙凤胎大两岁，学习成绩很好，性格像她，内向，不爱说话。

我对这个家，除了每月按时给钱，剩下的就是无尽的疏离。偶尔回家，看着淑芬在厨房忙碌的背影，闻着空气里酸菜炖粉条的味道，我心里会莫名升起一股火。她身上那股安于现状的劲儿，让我觉得窒息。

我越来越不想回家。

终于，在90年代末，国企改革的浪潮席卷了我们钢厂。厂里鼓励员工“停薪留职”，下海经商。

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

我第一时间就递交了申请。我对家里人说，我联系好了南方的项目，准备出去大干一场。

我妈舍不得我，拉着我的手掉眼泪。我爸拍着我的肩膀，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去吧。”

只有淑芬，她异常地平静。她帮我收拾好所有行李，甚至把我这些年积攒的几本荣誉证书都仔细地包好。

临走前一晚，她坐在床边，给我缝补一件旧衬衫的扣子。灯光下，她的侧脸显得格外柔和。

“兴民，”她头也不抬地问，“这次要去多久？”

“不好说，项目做起来就得常驻了。”我含糊地回答。

“嗯，”她点点头，剪断线头，“那你自己在那边，要照顾好自己。家里有我，你放心。”

那一刻，我看着她，心里闪过一丝异样的感觉。她的平静，不像是不舍，更像是一种……交接。仿佛她要把我这个“包袱”彻底甩出去一样。

但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ah，我只当是她故作坚强。

我带着所有的积蓄，头也不回地奔向了我在海南的“新生活”，把我的过去，连同刘淑芬和我的大儿子，一起留在了那个冰天雪地的东北小城。

我以为，这是我幸福人生的真正开始。

04

到了海南，我彻底成了一个“自由人”。

我用那些年攒下的钱，注册了一家贸易公司，做的还是倒卖钢材的生意。凭着在钢厂积累的人脉和经验，我的生意很快就走上了正轨。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赵总”，出入有豪车，身边有美人。白露也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蜕变成了风情万种的阔太太。她每天的生活就是逛街、美容、打麻将，和一群富太太们攀比谁的钻戒更大，谁的老公更会赚钱。

我们的龙凤胎也渐渐长大，被我送进了海南最好的国际学校。儿子顽皮，女儿乖巧，一口一个“爸爸”叫得我心都化了。

我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达到了顶峰。

而对于东北那个家，我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我只是机械地，每个月给淑芬的账户上打1500块钱，逢年过节打个电话，说几句“家里都好吗”、“爸妈身体怎么样”的客套话。

电话那头，淑芬的声音永远是那么平淡。她说家里都好，爸妈身体也行，让我安心在外面忙事业。

有一年，我爸突然中风，瘫痪在床。我妈在电话里哭着让我回去。我当时正和几个生意伙伴在三亚的游艇上开派对，我跟她说海南这边有个几百万的大合同正在关键时刻，实在走不开，先打十万块钱回去，请最好的护工。

挂了电话，白露依偎在我怀里，柔声安慰我：“兴民，别太难过了，你也是为了这个家。叔叔阿姨会理解你的。”

我心里那点愧疚，瞬间就被她温柔的话语抚平了。是啊，我这么拼，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吗？

我不知道，在我缺席的日子里，是淑芬一个人，在医院和家庭之间连轴转。是我那个沉默寡言的大儿子，放学后就去医院给爷爷喂饭、擦身。

两年后，我爸还是走了。

我接到消息的时候，正在陪女儿参加学校的亲子运动会。我跟白露说，我必须回去一趟。

白露的脸色有点难看：“非得回去吗？公司那边……”

“我爸没了。”我打断她。

那是我第一次对她用这么强硬的语气。

我匆匆忙忙赶回东北，葬礼已经快结束了。灵堂里，我妈哭得几近昏厥。我的大儿子穿着孝服，站在一旁，眼神陌生又冰冷。

而刘淑芬，她穿着一身黑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没有哭，甚至没有看我一眼，只是有条不紊地向每一个前来吊唁的亲友鞠躬致谢。

她的冷静，让我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慌。

办完丧事，我提出想把妈接到海南去养老。

我妈还没说话，淑芬先开口了：“不用了。妈在这里住了一辈子，离不开。我会照顾她。”

她的语气不容置疑。

我在老家待了三天，感觉自己像个外人。这个家里的一切都和我无关。饭桌上，淑芬和我妈、我儿子聊着家常，我一句话也插不进去。

临走时，在机场，淑芬来送我。

她递给我一个包裹，说：“这是给你织的毛裤，海南冬天湿冷，你有关节炎，穿着能好点。”

我接过那个沉甸甸的包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看着她转身离开的背影，我突然觉得，我和她之间，隔着的已经不止是几千公里的距离。

05

从父亲的葬礼回来后，我心里那根刺扎得更深了。

为了弥补愧疚，也为了让我自己心安理得，我给淑芬的账户上一次性打了二十万。我跟她说，这钱是给妈养老的，让她别省着。

淑芬收到钱后，给我回了条短信，只有两个字：“收到。”

再无下文。

我有点恼火，觉得她不识好歹。但我很快又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海南这边的花花世界有太多需要我操心的事。

公司越做越大，应酬越来越多。白露也越来越依赖我，她总说，没有我，她和孩子就活不下去了。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我偶尔也会在深夜里想起东北的那个家，想起我那个沉默的儿子。他高考那年，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问他想考哪里的大学。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我考了本地的师范大学，离家近，方便照顾我妈和奶奶。”

我当时还觉得他没出息，劝他报北京上海的名校，钱不是问题。

他淡淡地说：“不用了，就这样吧。”

后来我才知道，他以全校前十的成绩，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日子就在这种微妙的平衡中一天天过去。我成了海南商界小有名气的赵总，东北那个后勤处副处长赵兴民，已经快被我自己忘记了。

直到有一年夏天，我接到了淑芬的电话。

“兴民，我到海口了。”她的声音听起来很高兴，“学校组织我们来这边旅游，我就在你公司附近，你方便出来见个面吗？”

我当时正在办公室，吓得手里的茶杯都差点掉地上。

我的公司？她怎么知道我的公司在哪里？我从来没告诉过她！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强作镇定地说：“哎呀，真不巧，我正在三亚这边谈一个很重要的项目，这几天都回不去。你们好好玩，钱不够跟我说。”

“哦，这样啊……”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失望，“那好吧，你先忙。”

挂了电话，我后背全是冷汗。我立刻打电话给白露，让她这几天带着孩子去亲戚家住，千万不要出门。

那几天，我像惊弓之鸟一样，生怕在海口的哪个街角突然撞见淑芬。

好在，一个星期后，她发短信告诉我，她们已经回东北了，玩得很开心，海南的风景真美。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暗自嘲笑自己太紧张了。刘淑芬一个小学老师，能有什么心眼？她肯定就是随便问问，我真是自己吓自己。

我甚至还有点得意，看，我赵兴min，多厉害，把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间。

06

时间一晃，就到了我六十岁这年。

这些年，我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但也掏空了我的身体。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一样没落下。白露还是那么年轻漂亮，但眼神里多了几分算计。我们的龙凤胎也已经长大成人，儿子在我的公司里挂了个闲职，整天开着跑车泡妞。女儿倒是贴心，在国外读完大学后，回来说要帮我打理公司。

我时常看着我这一双儿女，感慨万千。儿子像我，风流倜傥；女儿像白露，聪明漂亮。我觉得我这辈子，值了。

去年年底，我在一次体检中被查出心脏有严重问题，需要做搭桥手术。

躺在手术室外，我第一次感到了恐惧。我拉着白露的手，把公司的大小印章、银行卡的密码，全都告诉了她。

“要是我下不来手术台，这个家，就靠你了。”我喘着气说。

白露哭得梨花带雨：“你胡说什么！你会没事的，我和孩子们不能没有你！”

手术很成功。我在VIP病房里休养，白露和女儿每天都来陪我，给我熬汤喂饭。我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

出院前一天，我正靠在床上，盘算着等身体好了，就带白露去欧洲旅行。

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了。

我以为是白露或者女儿来了，头也没抬地说：“今天怎么这么早？”

门口没有回应。

我疑惑地抬起头，整个人都僵住了。

门口站着的，是刘淑芬。

她比我记忆中老了很多，头发已经花白，眼角也爬满了皱纹。但她的腰板挺得笔直，眼神锐利得像一把刀，完全不是我印象中那个温顺懦弱的女人。

在她身后，还站着一个穿着笔挺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男人，手里提着一个厚重的公文包。

“你……你怎么来了？”我的心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了上来。

淑芬没有回答我，她径直走到我的病床前，拉过一张椅子，坐下。那个年轻男人则站在她身后，打开了公文包。

“赵兴民，”淑芬开口了，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我们认识三十三年，结婚三十一年。今天，我们该算算账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

“你……你什么意思？”

律师模样的男人从公文包里拿出了第一份文件，递到我面前。

“赵先生，这是您从1994年到1999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供应商回扣、侵吞公款的全部证据，包括您和几位关键经手人的谈话录音，以及伪造的单据副本。这些材料，我们已经做过公证。”

我看着那些熟悉的账目和签名，手脚冰凉。这些东西，她是怎么弄到的？

律师又拿出第二份文件。

“这是您三十年来，汇给白露女士的所有银行流水记录，总计一千二百四十三万元。根据婚姻法，这些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刘淑芬女士有权追回一半。”

我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

“这是您父亲瘫痪期间，全部的医疗记录和费用清单，上面显示，唯一的陪护家属签字人，是刘淑芬女士。您作为长子，未尽到赡养义务。”

“这是您在海南购买的所有房产、车辆的证明，全部登记在白露女士和您那对子女名下，都属于婚内财产转移……”

一份又一份的文件，像一座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我看着眼前这个无比陌生的妻子，感觉自己像个被剥光了衣服的小丑。

“你……你早就知道了？”我用尽全身力气，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

淑芬看着我，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一丝表情，那是一种近乎残忍的平静。

“赵兴民，你以为我那次去海南，真的是去旅游吗？”

就在这时，病房的门又开了。白露提着一个保温桶，笑着走进来：“兴民，我给你炖了……”

她的话在看到刘淑芬和那个律师时，戛然而止。手里的保温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汤汁洒了一地。

她看着眼前这个气质沉静、眼神锐利的中年女人，又看了看我，脸色煞白：“兴民，这位是……？”

刘淑芬甚至没看她一眼，只是从律师手中接过最后一份牛皮纸袋，轻轻放在我的床头柜上。

“赵兴民，这是最后一样东西。”她的声音不大，却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脏的伤口上，“你看看，看完，你就明白什么是‘报应’了。”

我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那份文件的封面上，用宋体加粗印着一行字，刺得我眼睛生疼。

我看不清，不是因为手术后的虚弱，而是因为一种从骨髓里冒出来的寒气。

“这…这里面…是什么？”

刘淑芬看着我，嘴角第一次有了一丝弧度，那不是笑，是冰冷的怜悯。

“是你那对宝贝龙凤胎的，亲子鉴定报告。”

07

“亲子鉴定报告”这六个字，像六颗钉子，狠狠地钉进了我的天灵盖。

我的脑子瞬间一片空白，全世界的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心脏监护仪“滴…滴…”的蜂鸣，一声比一声刺耳。

我颤抖着手，几乎是用爬的，才够到那个牛皮纸袋。袋子不重，却像有千斤之鼎，我撕了好几次才撕开。

里面是几张薄薄的纸。我死死地盯着最下面那一行结论。

“……根据DNA遗传标记分析结果，支持赵兴民为赵子轩的生物学父亲。”

我松了一口气，看吧，我就知道是淑芬在诈我！她就是恨我，想让我不好过！

可我的目光往下移，看到了另一行字。

“……排除赵兴民为赵子涵的生物学父亲。”

排除……

排除？

什么叫排除？！

我的大脑拒绝理解这几个字的意思。我一遍又一遍地看，把那行字盯得快要烧出个洞来。

“不……不可能！这不可能！这是假的！是你伪造的！”我像一头发疯的野兽，挥舞着手臂，把床头柜上的东西全部扫到地上，冲着刘淑芬嘶吼。

“假的？”刘淑芬的声音依旧平静，但那平静里带着一丝嘲弄，“样本是我去年让你儿子赵启明来海南‘看你’时，从你扔掉的牙刷上提取的。你那对宝贝儿女的头发，是我花钱从他们学校的清洁工那里买来的。鉴定机构是北京最权威的，你可以自己去核实。”

我儿子……赵启明……

我想起来了，去年，我那个在东北当老师的大儿子，突然说要来海南看我。我当时还挺意外，以为他终于想通了。我带着他吃海鲜，逛景点，还炫耀似的指着我的别墅和公司，跟他说：“看到没，这都是爸给你打下的江山。”

他当时只是沉默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

原来……原来他不是来看我，是来取我的DNA样本的！

我的身体一软，彻底瘫倒在床上。

“为什么……”我的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为什么……”

我转向白露，那个我爱了三十年，为她抛弃一切的女人。她此刻正瘫坐在地上，脸色惨白如纸，浑身抖得像筛糠。

“白露！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女儿……女儿是谁的？！”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吼道。

白露“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语无伦次地说：“兴民……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的……我……”

“是谁的！”

“是……是当年我刚来海南时认识的一个老板……他帮了我很多……我那时候一个人，太难了……你又不在身边……就……就一次……我发誓就那一次！我以为不会有事的！兴民，我爱的人是你啊！女儿虽然不是你的，但儿子是啊！子轩是你的亲骨肉啊！”

“哈哈……哈哈哈哈……”我突然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笑得胸口的伤口剧痛，仿佛要裂开。

报应！这真是天大的报应！

我赵兴民自作聪明一辈子，把所有人都当傻子，到头来，自己才是那个最大的傻子！

我抛弃了为我生儿育女、孝顺父母的妻子，却把一个给我戴了三十年绿帽子的女人当成宝！我把我最疼爱的女儿，那个我以为继承了白露所有优点的“小棉袄”，当成心头肉，结果她跟我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我引以为傲的“爱情结晶”，我幸福生活的基石，从一开始，就是个天大的笑话！

刘淑芬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像在看一只垂死的蝼蚁。

“赵兴民，我查这些，不是为了让你坐牢，也不是为了多分点钱。我就是要让你亲眼看看，你用半辈子换来的‘真爱’，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她顿了顿，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我还要让你尝尝，被最亲近的人背叛，是什么滋味。你抛弃的，和你得到的，到底哪个更可笑？”

诛心！这才是真正的诛心！

她不要我坐牢，她要我活着，清醒地活着，看着自己一手建立的王国如何崩塌，品尝着这杯自己亲手酿下的苦酒，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滴——滴——滴——”心脏监护仪发出了尖锐的警报声。

我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知觉。

08

我再次醒来，已经是三天后。

我被从鬼门关抢了回来，但我觉得，自己还不如死了算了。

病房里空荡荡的，白露、子轩、子涵，一个都没来。只有医院的护工，面无表情地给我换药、喂食。

我的律师来了，一个愁眉苦脸的中年男人。他告诉我，情况非常不乐观。

刘淑芬那边动作快得惊人。

她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同时申请了财产保全。我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股票、基金，以及那家贸易公司，全部被冻结。

我转移到白露和那一双“儿女”名下的别墅、跑车、商铺，因为有明确的转账记录和婚内出轨的证据，被法院认定为非法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刘淑芬有权追回。

更致命的是，那份关于我当年在钢厂侵吞公款的证据。刘淑芬并没有直接报警，而是把一份复印件寄给了钢厂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钢厂那边已经成立了专案组，很快就会派人来海南找我“了解情况”。我的律师说，根据当年的数额，我至少要面临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赵先生，”律师叹了口气，“刘女士这一招，太狠了。她这是要让您净身出户，还要把您送进监狱。”

我躺在床上，像一截枯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狠？她这何止是狠。她是在用三十年的时间，给我挖了一个坟墓，然后在我最虚弱的时候，亲手把我推了进去，还把土都给我埋好了。

白露终于来了。

她憔悴了很多，眼睛红肿，没有了往日的风采。她一进门就跪在了我的床边，哭着求我原谅。

“兴民，我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们还有子轩，他是你的儿子啊！”

我看着她这张哭泣的脸，三十年来，就是这张脸让我神魂颠倒，让我不顾一切。可现在，我只觉得恶心。

“滚。”我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兴民……”

“我让你滚！”我用尽全力，把床头的水杯砸向她。

白露吓得一哆嗦，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出现过。

09

一个月后，我出院了。

但我已经无家可归。别墅被法院贴了封条，公司被查封，银行卡里一分钱都取不出来。

我拖着病体，住进了一家最便宜的招待所，每天靠着以前藏在家里的一点私房钱度日。

钢厂的调查组来了，找我谈了几次话。我无力辩驳，所有证据都确凿无疑。他们让我等着，听候处理。

我试图联系我的“儿子”赵子轩，但他电话不接，信息不回。后来我才知道，白露带着他，连夜变卖了所有能带走的首饰和现金，消失了。有人说她们去了香港，有人说去了国外。

总之，她们把我这个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提款机”，彻底抛弃了。

我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我身无分文，疾病缠身，还即将面临牢狱之灾。我走在海口炎热的街头，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行人，觉得整个世界都抛弃了我。

我开始无比地想念东北，想念那个虽然平淡但安稳的家，想念淑芬做的酸菜炖粉条，想念我那个沉默却孝顺的大儿子赵启明。

我用身上最后的钱，买了一张回东北的绿皮火车票。

10

三十多个小时的颠簸后，我终于回到了这个离开了几十年的城市。

城市变化很大，高楼林立，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钢厂的方向。

我凭着记忆，找到了我当年的家。那栋老旧的红砖楼还在，只是墙皮剥落得更厉害了。

我走到熟悉的家门口，门上贴着崭新的对联。我抬起手，却迟迟不敢敲下去。

我有什么资格再回来？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门开了。

走出来的是我的大儿子，赵启明。他比我记忆中成熟了很多，穿着一身得体的休闲装，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很有他妈妈当年的样子。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眼神复杂。

“你回来干什么？”他开口，声音很冷。

“我……我就是想回来看看你妈……还有奶奶。”我囁嚅道。

“我奶奶三年前就去世了。”他平静地说，“我妈，她现在过得很好，不想见你。”

奶奶……我妈也走了？我竟然都不知道。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启明……”我想说点什么，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

“走吧。”赵启明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恨，只有一种彻底的漠然，“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了。”

他关上了门，把我和我的所有悔恨，都关在了门外。

11

我没有走。

我在那栋楼下，像个幽魂一样，徘徊了一天一夜。

我看到了淑芬。她和一个看起来很儒雅的中年男人一起，有说有笑地从外面回来。那个男人手里提着菜，很自然地帮她打开楼道的门。

他们看起来，才像真正的一家人。

我的心彻底死了。

原来，她早已开始了新的生活。她做那一切，不是为了和我复合，甚至不全是为了报复，她只是在为她自己的人生，做一个了结。她要拿回属于她的一切，然后和我这个她生命中的“污点”，彻底划清界限。

几天后，我接到了钢厂的正式通知，我的案子被移交司法机关。

在被带走的那天，我请求办案人员，让我打最后一个电话。

电话是打给刘淑芬的。

响了很久，她才接。

“喂。”还是那个平静无波的声音。

“淑芬……是我。”我握着电话，手心全是汗，“对不起。”

这三个字，我欠了她三十年。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已经挂了。

然后，我听到了她轻轻的一声叹息。

“赵兴民，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

“我不该……不该背叛你，不该……”

“不。”她打断我，“你最大的错，不是背叛。而是你从来都看不起我。你觉得我傻，觉得我好糊弄，觉得我离了你就活不了。你忘了，我也是读过书的人，我只是想好好过日子而已。”

“你毁了我们的家，现在，你也毁了你自己。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言尽于此，你好自为之吧。”

她挂了电话。

我握着听筒，泪流满面。

是啊，我这辈子，最大的错，就是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她。

我以为我是掌控全局的猎人，到头来才发现，我只不过是她网里那只，自作多情、蹦跶了三十年的飞蛾。

而她，早已在更高的地方，冷冷地看着我，一步步走向她为我设下的，那片名为“报应”的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