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如今父母为孩子规划好一切，却只换来一句“你不懂我”，这声叹息，百年前的蔡元培也曾发出。
古语“知子莫若父”，对他这位倡导“兼容并包”的教育巨匠而言，竟成了最大的讽刺。
面对从法国归来、满身达达主义叛逆的长子，他手足无措。
当一张典当了刻有“惜时”祖传金表的当票出现时，他所有关于“道理”的信念，瞬间被父性的愤怒吞噬。
他即将动用天下父亲最下，最常用的武器：讲道理！
但他又怎会料到，那99%的父母都猜不到的上策反转，竟与“管教”二字，背道而驰？
01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北平，秋天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染色匠。它将故宫的琉璃瓦染得愈发金黄，将西山的枫林燃成一片跳动的火焰，也将胡同里那些老槐树、银杏树的叶子，一片片染透，然后慷慨地撒向大地。
空气里，飘着炒栗子那股焦甜的香气，混杂着从家家户户的煤炉里逸散出的、带着烟火气的暖意。拉洋车的车夫们吐着白气，铜铃声在青石板路上颠簸出一串清脆的节奏，与远处传来的鸽哨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座古都独有的、悠长而舒缓的交响。
这是一个在撕裂中前行的时代。
前清的遗老遗少们还固执地穿着长袍马褂，拖着那根早已名存实亡的辫子，在茶馆里追忆着逝去的荣光；而大学里的青年们，却已是西装革履，口中高喊着“德先生”与“赛先生”，眼神里闪烁着对一个全新中国的渴望。
新与旧，东与西，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激烈地碰撞、纠缠、融合。
东堂子胡同七号，蔡元培的宅邸，今天似乎也被这股时代的风吹拂着，荡漾起一层不同寻常的涟漪。
蔡元培的心情，如同这几日难得一见的秋日晴空，万里无云，充满了澄澈而明媚的期待。他那位远赴法兰西留学数载的长子——蔡无忌，终于要回来了。
为了给儿子接风洗尘，他特意嘱咐家里的厨子老王，务必拿出看家本领，做几道最地道的绍兴菜。老王一大早就去集市上挑了最新鲜的食材，灶上的火从中午就没熄过。那道霉干菜焖肉，用的是陈年的干菜和上好的五花，文火慢煨，肉香和菜香早已融为一体，香气霸道地钻满了整个后厨。
清蒸鲥鱼的火候被老王看得死死的，多一分则老，少一分则生。还有那盅用金华火腿和老母鸡一同吊的高汤，炖了足足三个时辰，汤色清亮，浮着一层金黄的鸡油，光是闻着，就足以让人暖到骨子里。
蔡元培想用这最纯粹的家乡味道，包裹住远游归来的儿子，洗去他身上沾染的西洋风尘。这不仅是一顿饭，更是一种无声的宣告：无论你走多远，变得多新潮，你的根，永远在这里。
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这三个字，在当时的中国，分量重如泰山。
他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如同一场及时的春雨，浇灌了整整一代在迷茫中求索的青年学子的心田。
他的演讲，无需刻意煽动，便能引来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在无数青年眼中，他是精神的灯塔，是未来的引路人。在公众场合，他永远是那个身穿素色长衫、目光深邃、言语温和的学者，一个为民族之前途未来而殚精竭虑的先行者。
可此时此刻，在这间四壁挂满了名人字画的餐厅里，他卸下了一切光环，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等待着儿子归家的父亲。他甚至有些坐立不安，时不时地站起身，走到门口，侧耳倾听着胡同里的动静。
蔡夫人坐在一旁，看着丈夫这副少见的急切模样，忍不住微笑道：“先生，您就安心坐着吧，算着时辰，也该到了。”
话音刚落，门廊处便传来一阵脚步声。那声音不是蔡元培所熟悉的沉稳，而是带着一种轻快的、几乎是跳跃的节奏，皮鞋底与地板的每一次敲击都显得清脆而响亮。
蔡元培立刻整理了一下身上的长衫，努力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平静一些，但嘴角那抹抑制不住的笑意，还是泄露了他内心的激动。他站起身，向门口望去。
门帘被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掀开，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
只一眼，蔡元培脸上的笑容便微微僵住了。
这……是他的无忌吗？
记忆中那个穿着朴素学生装、眼神清澈、笑容腼腆的少年，已经被眼前这个全然陌生的青年所取代。蔡无忌上身穿着一件剪裁精良的苏格兰格子西装，妥帖地包裹着他颀长的身形；下身是一条窄窄的西裤，裤线笔挺；脚上那双黑白相间的双色牛津鞋，擦得锃亮，在灯光下反射出炫目的光。
他那头乌黑的头发，显然是精心打理过，用足了发蜡，梳得一丝不苟，油光水滑。随着他的走动，空气中甚至飘散开一股若有若无的、带有侵略性的古龙水味。他的手里，还漫不经心地把玩着一根镶银的文明杖。
他整个人，就像是一件刚刚从巴黎奢侈品商店的橱窗里取出的、贴着价签的昂贵舶来品，与这个充满了书卷气和烟火气的古朴宅院，显得格格不入。
“父亲，母亲。”蔡无忌开口了，他的腔调也变了，带着一种略显夸张的、仿佛舞台剧演员般的抑扬顿挫。他张开双臂，先是给了早已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蔡夫人一个礼节性的拥抱，接着转向蔡元培，却只是将手杖夹在臂弯，微微躬了躬身子，那姿态彬彬有礼，却也带着一种无法忽视的疏离感。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蔡元培压下心中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异感，他伸出手，想拍拍儿子的肩膀，可手伸到一半，看到儿子那身笔挺的西装，又觉得有些无处安放，最终只是拉着他的胳膊，引他入座。
宴席开始了。一家人围坐在红木圆桌旁，灯光温暖。蔡元培满怀着积攒了数年的期望，开启了那个他演练了无数遍的话题：“无忌，这次回来，心中可有打算了？你在法国主修的机械工程，正是当下国家建设最急需的专门之学。我前些日子与几位实业界的朋友通过气，他们都翘首以盼，希望能有你这样通晓西学、掌握新技术的青年才俊加入进来，一同为国家做些实事。”
他期待着，儿子能够像他所设想的那样，意气风发地，展露一番宏图抱负。
蔡无忌正用一种蔡元培从未见过的、娴熟而优雅的姿势，用刀叉对付着盘子里的那块霉干菜焖肉。他小心地将肥肉剔掉，只切下一小块精瘦的，叉起来，却迟迟没有送进嘴里。他听着父亲那番充满期许的话，眼神有些飘忽，嘴角甚至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机械工程？”他轻声重复了一遍，仿佛在品味一个有趣的旧词汇，随即轻笑出声，“哦，父亲，您不知道，巴黎可比那些冰冷的机械图纸有趣多了。那是一场流动的盛宴！您知道吗？那里的达达主义者，他们把一个男用小便池堂而皇之地送到艺术展上，给它命名为《泉》，宣称‘一切皆可为艺术’！这想法多酷啊！还有毕加索，他的画，他把人脸、静物全都拆解成无数个几何图形，再从不同的角度重新组合在一张画布上，那才是真正的创造！是灵魂的震颤！”
他像是打开了话匣子，越说越兴奋，那双漂亮的眼睛里闪烁着蔡元培全然陌生的、狂热的光芒。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蒙马特高地的画家们如何用苦艾酒激发灵感，左岸咖啡馆里的哲学家们如何为存在主义的萌芽而彻夜辩论。他的中文里，时不时地夹杂着几个时髦的法文单词——“Avant-garde”（先锋）、“Révolution”（革命）、“Absurde”（荒诞）——每一个词从他口中吐出，都带着一种洋洋自得的炫耀。
蔡元培的筷子，在空中停顿了片刻。他看着儿子眉飞色舞、口沫横飞的模样，那种感觉，就像他精心准备了一桌代表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满汉全席，而对方却只对西餐厅里的一杯气泡水大加赞赏。
他注意到，儿子手腕上戴着一块他从未见过的金壳腕表，式样新潮，在灯光下闪着刺眼的光。那不是他送给儿子的任何一块表。
蔡夫人看着丈夫渐渐锁紧的眉头和越来越沉的脸色，心中一紧，连忙给儿子碗里夹了一大筷子清蒸鲥鱼，试图用母爱来打断这场跑偏的谈话：“无忌，快，快尝尝这个，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看你，在外面这么多年，都瘦了。”
蔡无忌这才停了下来，他叉起那一小块莹白的鱼肉，放进嘴里，慢慢咀嚼着。片刻后，他拿起雪白的餐巾，优雅地擦了擦嘴角，然后用一种美食评论家般的口吻，不咸不淡地评价道：“嗯……味道是不错，很新鲜。只是，从烹饪手法的角度来说，还是缺乏了一些……。比如，如果用白葡萄酒和香草来焗，或许能激发出更丰富的层次感。”
餐厅里的空气，仿佛在这一瞬间被抽空了。
老王精心掌握的火候，蔡夫人慈爱的期盼，蔡元培满心的温情，在这一句轻飘飘的“缺乏想象力”面前，都显得如此可笑，如此不值一提。
蔡元培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他不是听不懂儿子的意思，恰恰相反，他太懂了。那是一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居高临下的审视，审视着他所珍视、所代表的一切——家乡的菜肴，传统的烹饪，甚至，是他这个父亲，以及他所立足的整个旧世界。
晚宴的气氛变得尴尬而沉闷。蔡无忌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但他并没有道歉或弥补的意思，只是自顾自地吃着，仿佛刚才的评论只是一句无心的随谈。饭后，他很快便借口“倒时差身体疲乏”，早早地回了自己的房间。
蔡元培则一言不发地走进了书房。他心里像被一块巨大的、湿冷的石头堵着，烦闷至极。他需要独处，需要平复一下那股在胸中翻腾的情绪。
恰在此时，一位与他相交多年的老友，在教育部担任要职的同僚，前来拜访，商谈一些关于大学经费的公事。公事谈毕，两人闲聊起来。那位友人喝了口茶，像是无意间提起一般，笑着说道：“说起来，还是蔡先生您教子有方啊。令郎如今在留学生圈子里，可是位大名人呢。”
蔡元培一愣：“哦？此话怎讲？”
“嗨，我那不成器的犬子，前阵子从巴黎来信，信里满是羡慕之情。说在一家有名的画廊里，亲眼见到无忌，为了一幅先锋派的画作，眼睛都不眨一下，一掷千金！那份洒脱不羁的气度，让那些家境殷实的洋人同学都为之侧目。大家都说，蔡公子这是深得令尊‘兼容并包’之精髓，对西洋艺术的领悟，已经走在了所有人前面了！”
友人本是出于奉承，可这番话听在蔡元培耳中，却不啻于一声惊雷。
他给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是经过仔细核算的。虽说在留学生中不算拮据，但绝不可能支撑起“一掷千金”的豪举。一股极其不祥的预感，如同一条冰冷的毒蛇，倏地一下缠住了他的心脏。
他勉强维持着脸上的笑容，送走了友人。一关上门，他的脸色便瞬间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他压着心头那股即将喷发的火山，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让张妈把儿子又从房间里叫到了书房。
彼时，蔡无忌正靠在书房那张宽大的西洋沙发上，懒洋洋地翻着一本厚重的法文原版画册。对于父亲的传唤，他显得有些不耐烦。
“无忌，”蔡元培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试探性地开口，“你在巴黎的生活开销，似乎……比为父当初预想的，要大上一些？”
蔡无忌闻言，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依旧盯着画册上那些光怪陆离的图案，只是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回答道：“艺术，是需要投入的，先生。它不像您那些挂在嘴边的空洞口号，它是实实在在的、需要金钱去浇灌的美。”
“空洞的口号！”
这四个字，像四根刚刚从冰水中捞出的钢针，又冷又硬，狠狠地扎进了蔡元培的心脏最深处。他穷其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他用以教育天下青年学子的信条，在他血脉相连的亲生儿子口中，竟是如此一文不值、可以随意践踏的评价吗？
一股血气猛地冲上他的头顶，他感到一阵眩晕，几乎要拍案而起。可他终究还是靠着强大的意志力，强行把那股怒火压了下去。他怕自己一开口，就会说出无法挽回的话。
他疲惫地摆了摆手，示意儿子出去。他需要静一静，他必须静一-静。
深夜，万籁俱寂。蔡元培在书房里枯坐了不知多久，心中的失望、愤怒、困惑交织成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就在他心力交瘁之时，房门被轻轻叩响了。
是家里的老仆人张妈。她在这个家已经待了二十多年，是从绍兴老家就跟着过来的，可以说，是看着蔡无忌长大的。
张妈端着一杯刚沏好的热参茶，脸上是那种欲言又止、左右为难的神色。她将茶盏小心翼翼地放在书桌上，眼睛却不敢看蔡元培。她踌躇了半晌，手在自己那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口袋里摸索了半天，最终，掏出了一张被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片，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声音，颤巍巍地递了过来。
“先生……您、您看……这个，是下午我打扫少爷房间时，从他换下的那套洋装口袋里……掉出来的。”
蔡元培疑惑地接过那张纸片，展开。
昏黄的灯光下，纸片上那几个用浓墨写就的、触目惊心的毛笔大字，让他的瞳孔骤然收缩——“德昌当铺”！
下面一行小字写着：“押物：瑞士制三问金壳怀表壹只”。而在“当金”那一栏，赫然写着一个足以让任何一个普通家庭咋舌的数字。
蔡元培只觉得自己的呼吸都停滞了。他接过那张薄薄的当票，那纸片在他手中却仿佛重若千钧，他的手指甚至无法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
那块金壳怀表！那块三问表！
那是他父亲临终前，亲手交到他手上的遗物。那块表，跟了他半辈子，见证了他从前清的翰林，到投身革命，再到执掌北大。怀表的背面，用小篆清晰地雕刻着两个字——“惜时”。这是他父亲的家训，也是他自己一生的座右铭。
他将这块对他意义非凡的表，在儿子远赴重洋之际，郑重地交给了他，是希望他能时刻谨记，珍惜光阴，学有所成，不负韶华。这块表，是父辈的传承，是家族的期许，是他作为一个父亲，所能给予的最沉重、最深情的寄托。
而现在，这份寄托，这份期望，这份沉甸甸的父爱，被他的儿子，如此轻飘飘地，换成了一张冰冷的当票。
换成了什么？换成了手腕上那块亮闪闪的西洋货？换成了一幅他看不懂的、所谓的“先锋艺术”？
蔡元培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胸口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巨锤狠狠砸中，痛得他几乎无法呼吸。他紧紧地攥着那张当票，纸张的棱角深深地硌进了掌心，他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
一股他一生中都未曾体验过的、夹杂着无尽失望与切骨痛心的怒火，如同地底的岩浆，猛烈地、不可遏制地，从他的脚底直冲头顶。他一直引以为傲的理智、克制与温和，在这一刻，被这无情的现实，彻底击得粉碎。
02
当票的出现，像一道刺眼的闪电，劈开了蔡元培心中最后一道理智的防线。他意识到，他和儿子之间的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代沟或是观念差异，而是一条正在不断扩大的、深不见底的裂谷。他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不能再放任自流了。他必须行动起来，用他最擅长、也最信任的方式——讲道理——来挽救这个已经偏离轨道的儿子。
作为一个以教育改造国民思想为毕生事业的教育家，他坚信，真理的光芒可以穿透一切迷雾。没有不能被道理说服的灵魂，尤其是，那是他自己的儿子，流着他的血。
第二天下午，他没有选择在饭桌上发难，也没有在客厅里进行公开的审判。他需要一个庄重的、不被打扰的环境。他让张妈去请蔡无忌到书房来，他要和儿子进行一次深刻的、触及灵魂的“谈话”。
为了这次至关重要的谈话，蔡元培做了极为精心的准备。他压下了直接用当票质问儿子的冲动，那太直接，太情绪化，只会将谈话引入一场互相指责的争吵，也显得他这个做父亲的格局太小，只在乎财物。他要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从问题的根源入手，从思想的层面上，彻底扭转儿子的价值观。
书房里，午后的阳光透过那扇雕花的落地木窗，斜斜地射进来，在深色的地板上投下斑驳陆离的光影，空气中浮动着细小的尘埃，让这间充满了书卷气的屋子显得愈发静谧而庄严。
蔡元培端坐在他那张宽大的红木书桌后面。
桌上，没有摆放那张刺眼的当票，也没有任何与金钱相关的物件。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巨大的、最新版的中国地图，被他用四块镇纸压得平平整整。
地图上，用红、蓝、黑等不同颜色的铅笔，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各个军阀的势力范围，以及被列强或租借、或侵占的地区。那一道道分割线，那一块块屈辱的色块，像一道道流着脓血的伤疤，趴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触目惊心。
蔡无忌被叫来时，脸上还带着一丝没睡醒的惺忪。他依旧是那副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懒散样子，斜斜地靠在书房里那张唯一显得“摩登”的皮面太师椅上，双手插在西裤口袋里，目光百无聊赖地投向窗外，追逐着一只正在屋檐上梳理羽毛的鸽子。
蔡元培清了清嗓子，那声音比平时要低沉几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严肃。在这一刻，他努力将自己从“父亲”的角色中剥离出来，他要成为一个“老师”，一个面对着误入歧途、挥霍天赋的学生的老师。
“无忌，你坐近些，过来，看看这张地图。”他的声音沉稳而恳切，充满了强大的逻辑力量，这是他多年在讲坛上锤炼出的气场。
蔡无忌不情愿地挪动了一下身体，但并没有起身，只是将目光懒懒地瞥向那张地图。
蔡元培没有在意儿子的态度，他伸出手指，重重地点在地图上那些分裂的色块上：“你看看！你仔细看看我们的国家！北洋政府羸弱无能，南方革命前途未卜，各路军阀拥兵自重，为了一己私利，连年混战，置百姓生死于不顾。你再看这些沿海的口岸，东北的土地，哪一处没有外国人的军舰和工厂？多少同胞在自己的土地上，却要看洋人的脸色过活！多少百姓流离失所，易子而食！这，就是你我所处的中国！”
他顿了顿，抬起眼，目光如炬，灼灼地逼视着儿子，试图从他那张英俊却冷漠的脸上，找到一丝一毫的触动。
“我让你去法兰西，去那个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学习最先进的机械制造之学，不是为了让你去做一个画图纸、拧螺丝的普通匠人，而是希望你能成为这个国家的栋梁之材！你看看詹天佑，他用一条铁路，击碎了外国人对我们中国工程师的藐视，打通了国家的经济动脉，那汽笛声，振奋了多少国人的人心！这才是大丈夫安身立命之所为！这才是我们读书人应有的风骨与担当！你所学的，是能造火车、造轮船、造机器的大学问，是能让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重新强壮起来的真本事啊！”
他的声音越来越激昂，语调越来越高，仿佛又回到了北大的大讲堂，面对着台下成百上千的青年。他引经据典，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讲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将自己一生所信奉的道理，毕生所践行的理想，掰开了，揉碎了，像捧着一颗滚烫的心，赤诚地呈现在儿子面前。他坚信，只要这番道理讲透了，没有一颗年轻的心会不为之动容。
他的行为，充满了为人师表的仪式感和为人父的沉重感。他希望儿子能“看见”这份苦心，能“听懂”这番话语背后的血与泪。
可他所看到的，依旧是儿子那张波澜不惊的脸。
蔡无忌甚至还极轻微地打了个哈欠，他用手掩住嘴，显得很有“教养”。他终于将目光从窗外那只已经飞走的鸽子身上收了回来，却落在了自己修剪得干净整洁的指甲上。
他伸出手指，对着光，仔细地审视着，仿佛那上面有什么比父亲口中的国家兴亡更值得关注的瑕疵。
父亲口中的“家国天下”、“民族大义”，在他听来，就像是寺庙里那些僧人循环往复、永不停歇的诵经声。他承认那声音宏大、庄严，甚至神圣，但听得久了，便只剩下空洞而遥远的嗡鸣，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只想逃离。
他觉得，父亲根本不是在和他这个儿子谈心，而是在向一个冥顽不灵的学生，发布一篇措辞严厉的社论。
终于，蔡元培的“演讲”在一种悲壮的气氛中告一段落。书房里陷入了短暂的、令人窒isc的沉默，只有那台西洋座钟的滴答声，在不懈地敲打着时间的流逝。
“说完了吗？”
一个很轻、很平静的声音，像一根冰冷的针，瞬间刺破了蔡元培用道理和激情编织起来的庄严气场。
蔡元培一愣，他积蓄的所有情绪，仿佛都被这一句问话给堵了回来。他皱起眉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无忌，你这是什么态度？为父跟你说的，是关系你一生前途，关系国家民族未来的大事！”
蔡无忌终于坐直了身体。他缓缓地抬起头，那双漂亮的眼睛里，没有蔡元培期望看到的任何情绪——没有愧疚，没有感动，没有热血沸腾，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和一丝近乎怜悯的嘲讽。
“大事？”他冷笑了一声，那笑声在寂静的书房里显得格外刺耳，“父亲，您这一辈子，嘴里、心里，装的都是‘大事’。您让我去学机械，是为了国家建设的‘大事’。您今天和我讲这些，是为了挽救一个堕落青年的‘大事’。这些我都懂，我都明白。可您什么时候，哪怕只有一次，能低下您高贵的头，问一问我这个‘大事’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我自己，想要什么？”
他站起身，缓步走到那张巨大的书桌前，伸出修长的手指，轻轻地、甚至带着一丝挑衅地，敲了敲那张沉重的地图：“您要我造火车，可我只想画一幅画。一幅能让我心跳加速、能让我忘记时间、能让我的灵魂感到自由的画。您要我救国救民，可我连我自己都快要救不了了！我的灵魂，每天都在您这些‘大事’的重压下，一点一点地窒息！父亲，在您的眼里，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是一个为了实现您那个宏伟蓝图就可以随意安放的零件吗？还是一部为了所谓的‘益处’，就可以牺牲掉一切个人感受的机器吗？”
这一连串的质问，如同一记记精准而凶狠的重拳，狠狠地击打在蔡元培的胸口。他张了张嘴，喉咙里仿佛被棉花堵住，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那满腹的经纶，他那无懈可击的逻辑，在儿子这番赤裸裸的、发自灵魂的诘问面前，瞬间变得苍白无力，不堪一击。他引以为傲的武器，在最需要它的时候，却背叛了他。
“你……你这是궤辩！是西方的歪理邪说！”他憋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连他自己都觉得底气不足。
“是吗？”蔡无忌脸上的嘲讽之色更浓了，“或许吧。在您这位名满天下的大学问家面前，任何不符合您心中‘道理’的话，恐怕都是궤辩。”
他不想再争论下去了，也不愿再看父亲那张由震惊、失望和愤怒交织而成的脸。这场谈话，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父亲用他一生信奉的道理，建造了一座宏伟、坚固却密不透风的“围城”，他把自己和儿子，牢牢地隔绝在了两个永远无法互通的世界里。
“如果您没有别的‘大事’要吩咐，我先回房了。”蔡无忌说完，甚至没有等蔡元培回答，便径直转过身，大步流星地离去。
蔡元培下意识地伸出手，似乎想叫住他，可那只手在空中僵硬地停顿了片刻，最终还是无力地垂了下去。他看着儿子决绝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再低头看看桌上那张色彩斑斓却显得无比讽刺的地图，一股前所未有的、深入骨髓的挫败感，如同冰冷的海水，将他彻底淹没。
他发现，他可以点燃千万青年学子的理想之火，却无法照亮自己亲生儿子的内心。他所构建的那个宏伟、正确、充满道理的完美世界，在儿子眼中，不过是一座冰冷而坚固的围人城堡。
而他自己，就是那个自以为是的、孤独的守城人。
03
与父亲在书房的那场“道理之辩”，非但没有让蔡无忌有任何收敛，反而像一剂强效的催化剂，让他骨子里的叛逆情绪彻底爆发。他似乎是在用一种近乎自毁的方式，来向父亲那座坚不可摧的“道理围城”发起冲锋。既然言语无法推倒它，那就用行动来将它撞得粉碎。
他开始整夜整夜地不回家。家，对他而言，不再是温暖的港湾，而成了一个充满审视、说教和沉重期望的压抑空间。
他宁愿和北平城里那群同样追求“时髦”、同样对传统嗤之以鼻的公子哥儿，以及那些自诩为“波希米亚人”的潦倒艺术家们混在一起。
在东交民巷的西式酒吧里，在烟雾缭绕、鱼龙混杂的小酒馆里，他们彻夜饮酒，喝着辛辣的白兰地和苦涩的艾酒，高谈阔论着欧洲最新的艺术革命，从立体主义到未来主义，从野兽派到超现实主义。
他们用蹩脚的法语和夸张的手势，嘲笑着这个古老国度的一切陈腐规矩，嘲笑着那些身穿长衫、满口“之乎者也”的老古董。
蔡无忌在他们中间，如鱼得水。他出手阔绰，谈吐新潮，很快便成了这个小圈子里的核心人物。他享受着那种被追捧、被认同的感觉，那是在家里永远也得不到的。
流言蜚语，像春天里漫天飞舞的柳絮，开始在北平的上流社会圈子里悄然飘散。人们在各种堂皇的宴会上，在私密的牌局间，在品茶闲聊时，开始窃窃私语。
他们说，鼎鼎大名的蔡校长家里的那位公子，是个不成器的“西化”浪荡子，整日与不三不四的人为伍，挥霍无度，简直是把蔡家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
这些风言风语，经过层层转述和加工，不可避免地，像一把把淬了毒的软刀子，扎进了蔡元培的耳朵里。每一次，都像是在他那颗早已因失望而疲惫不堪的心上，又划开一道新的、更深的伤口。他身为社会名流的尊严，他作为教育界泰斗的声誉，他穷尽一生所维护的清白名节，仿佛都被这个“逆子”的放浪形骸，一点一点地侵蚀、践踏。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一个阴冷萧瑟的傍晚，沉重地落了下来。
那天，蔡元培主持完一个重要的校务会议，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屁股还没坐热，一位在财政部任职的同僚便神色尴尬地前来拜访。一番言不由衷的寒暄和吞吞吐吐之后，对方才在蔡元培的追问下，万分艰难地道出了实情。
原来，蔡无忌为了购买一幅据说是从法国刚刚运抵京城的一位先锋派画家的真迹，竟然向一家有洋行背景、以手段狠辣著称的钱庄借了一笔巨款。如今期限已到，利滚利，本息加起来已经是一笔令人咋舌的数目。钱庄派人上门去催债，蔡无忌不仅分文拿不出来，还仗着酒意和对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据说还动了手。现在，钱庄已经放出话来，事情快要压不住了，如果再不还钱，他们就要把事情捅到警察局，甚至要动用“道上”的规矩。
“蔡先生，您看这事……毕竟事关您的声誉，传扬出去，实在是不好听。是不是……先想办法把钱还上，把事情压下来？”同僚点到为止，但话里的意思再明白不过。
送走脸色比锅底还黑的同僚后，蔡元培一个人站在空旷而冰冷的客厅里，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在那一瞬间凝固了。他感到一阵阵的眩晕，耳边嗡嗡作响。屈辱、愤怒、失望、痛心……所有的负面情绪，像决堤的洪水，在他的胸腔里疯狂地冲撞、奔腾，寻找着一个可以彻底爆发的出口。
他决定，他不能再忍了，也无需再忍了。
那天晚上，蔡元培没有去书房，他就在客厅里等着。他吩咐下人，不要开那盏明亮的西式吊灯，只留了墙角一盏光线昏暗的壁灯。整个客厅都笼罩在一种压抑的、仿佛能吞噬一切的阴影里。蔡元培就坐在那张象征着一家之主地位的太师椅上，一动不动，像一尊即将发怒的石像。
蔡夫人坐在一旁，如坐针毡。她几次想开口劝说丈夫，让他不要动气，可一看到丈夫那张铁青的、如同暴风雨前兆的脸，和他那双在阴影中闪着骇人光芒的眼睛，所有的话便都堵在了喉咙里。她只能不停地绞着手中的帕子，心中默默祈祷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墙上那台巨大的西洋自鸣钟，发出的滴答声，在死寂的客厅里，显得格外清晰，像是在为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倒数。钟声敲响了十一下，敲响了十二下……
直到凌晨一点多，门外才终于传来一阵虚浮杂乱的脚步声，以及钥匙碰撞门锁的叮当声。
门开了，蔡无忌带着一身浓烈刺鼻的酒气，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
他似乎没想到这么晚了客厅里还有人，看到父亲那尊黑沉沉的剪影时，明显愣了一下。但酒精壮了他的胆，也麻痹了他的神经。他非但没有畏惧，反而满不在乎地笑了起来，舌头都已经有些大了：“哟，父亲……这么晚了，您这是……在等我？”
蔡元培从太师椅上猛地站了起来。他像一头被彻底激怒的雄狮，几步就跨到了儿子面前，堵住了他的去路。在这一刻，他再也无法维持他“教育家”的温文尔雅，也无法保持他“父亲”的慈爱克制。此刻，他只是一个被逼到绝境、尊严扫地的男人。
他的声音低沉得可怕，像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挤出来的一样：
“你还知道回来？蔡家的列祖列宗的脸，都被你这个逆子丢尽了！”
蔡无忌似乎被父亲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前所未有的滔天怒气吓了一跳，醉意瞬间醒了几分。但他骨子里那股根深蒂固的叛逆，让他立刻竖起了全身的尖刺，以一种更具攻击性的姿态来回应。他靠在门框上，用一种醉眼朦胧的眼神轻蔑地看着父亲，嘴角勾起一抹极具挑衅意味的弧度：
“脸？您在乎的，究竟是您自己的脸面，还是您这个活生生的儿子？”
这句话，就像一颗被扔进火药桶里的火星，瞬间点燃了蔡元培胸中早已积满的、压缩到了极限的怒火。
“混账！”
一声雷霆般的怒吼，从蔡元培的喉咙深处爆发出来。他猛地扬起手，一巴掌狠狠地拍在身旁的八仙桌上。那张厚重的红木桌子发出了一声痛苦的、不堪重负的巨响，桌上的那套紫砂茶具，被震得跳了起来，噼里啪啦地摔在地上，跌得粉身碎骨。
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如此彻底地失控。他的眼睛因为愤怒而布满了血丝，死死地瞪着眼前面色同样发白的儿子。
“我告诉你！你再这样不知悔改，自甘堕落下去，就给我滚出这个家！我蔡元培没有你这样的儿子！从明天起，你一分钱也别想从我这里拿到！你就去给你那些不值一钱的‘艺术’殉葬去吧！”
“滚出去”这三个字，像三把最锋利、最冰冷的刀，带着毁灭一切的气势，狠狠地插进了空气里，也插进了这个家每一个人的心脏。
整个客厅，在这一声怒吼之后，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蔡夫人再也忍不住，捂着嘴，发出了压抑而痛苦的呜咽，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无声地滑落。
蔡无忌脸上的醉意和嘲讽，在父亲这声石破天惊的怒吼中，瞬间褪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彻彻底底的震惊，是难以置信的受伤，最后，所有激烈的情绪都凝固成了一种决绝的、冰冷刺骨的漠然。
他看着那个状若癫狂、面目狰狞的父亲，看着一旁哭得浑身发抖的母亲，眼神空洞得可怕。
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这一次，他没有争辩，没有反抗，甚至没有一丝表情。
他只是慢慢地、僵硬地直起身子，轉过身，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房间。那几步路，明明很短，他却走得异常沉重，仿佛脚上拴着千斤的镣铐。
然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重重地甩上了自己的房门。
“砰！”
那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像是一记无情的重锤，狠狠地砸在了蔡元培的心上。
他站在原地，胸口剧烈地起伏着，那只拍在桌子上的手还在不受控制地颤抖，掌心火辣辣地疼，可他感觉不到。他赢了气势，他用最激烈的方式宣泄了压抑已久的愤怒，他让那个一直与他作对的儿子，终于闭上了嘴。
可当他环顾四周，看到妻子那充满惊恐和悲伤的眼神，听到那扇紧闭的房门背后死一样的沉寂，一股深入骨髓的寒冷和无边无际的悔恨，突然将他紧紧包裹。
他知道，他错了。大错特错。
他用他那引以为傲的理智无法控制的怒火，亲手将他和儿子之间那道本就存在的鸿沟，炸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黑暗的深渊。
而他，亲手把儿子，推了进去。
04
那一声惊天动地的摔门声，仿佛一个冷酷无情的句点，彻底终结了蔡家所有还能称之为“沟通”的可能。从那一天起，这座位于东堂子胡同、曾经书香满溢的深宅大院，变成了一座冰封的、没有一丝暖意的孤岛。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令人窒isc的沉默，那沉默比任何激烈的争吵都更伤人。
父子俩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却过得比最熟悉的陌生人还要疏远。早晨，家里的仆人依旧会准备好丰盛的早餐，但那张红木大饭桌，却再也没有同时出现过父子二人的身影。如果蔡元培在饭厅里看报用早餐，那么蔡无忌宁愿饿着肚子，也绝不会踏入饭厅半步；反之，如果蔡无忌先下楼，蔡元培便会一直待在书房，直到确认儿子已经出门。
偌大的宅院，仿佛被一条无形的线分割成了两个互不侵犯的领地。狭长的走廊成了最尴尬的战场。他们偶尔会在走廊里迎面遇上，那一瞬间，空气都会凝固成冰。两人会像触电一般，几乎是同时将目光移开，一个僵硬地望向墙上挂着的字画，另一个则死死地盯着自己的脚尖，然后屏住呼吸，擦肩而过。整个过程，没有一丝眼神的交汇，没有一个音节的发出。仿佛对方只是一团不存在的空气，一个必须绕开的障碍物。
家，不再有家的温度，只剩下一个冰冷空洞的壳子。蔡夫人终日以泪洗面，她夹在丈夫和儿子这两个她生命中最重要、也最固执的男人之间，左右为难，心力交瘁。
她想去劝劝丈夫，可蔡元培自从那次史无前例的爆发后，便将自己彻底封闭起来，脸上再无往日的温和儒雅，只剩下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硬和疲惫。
他白天依旧去学校，去开会，但回到家，便一头扎进书房，用堆积如山的公文来麻痹自己。她想去敲敲儿子的房门，可那扇门，自从那天被重重甩上后，就再也没有从里面打开过。食物送到门口，也总是原封不动地被退回。那扇门，像是在宣告着对整个世界的拒绝。
这座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宅院，变成了一座由三个独立的、无法沟通的孤岛组成的凄凉群岛。每个人都被困在自己的情绪里，彼此遥遥相望，却被冰冷刺骨的海水永远地隔开。
白天的蔡元培，依旧是那个受万人敬仰的蔡校长。他站在北大的讲坛上，面对着台下成百上千双渴求知识、充满热情的年轻眼睛，依旧能侃侃而谈，引经据典，声音洪亮，逻辑清晰。他谈论思想的自由，人格的独立，他慷慨激昂地倡导着“兼容并包”的伟大精神。每当这时，看着台下那些因他的话语而闪闪发亮的年轻脸庞，他的心中都会涌起一阵巨大的、不为人知的讽刺和悲哀。
他能包容天下各种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却唯独包容不了自己亲生儿子的“离经叛道”。他能为千万学子指点迷津，却无法与自己的儿子说上一句心平气和的话。
夜深人静，当他脱下那件象征着荣耀与责任的“蔡校长”的外袍，独自一人坐在空旷寂寥的书房里，巨大的失败感和无边的孤独感，便会如潮水般将他无情地淹没。他不再是那个指点江山的教育家，只是一个无助、疲惫，甚至有些笨拙的、失败的父亲。他一遍又一遍地在脑海中回放那晚自己失控的场景，那声怒吼，那句“滚出去”。每一个字，都像一枚烧红的烙铁，在他的良心上烙下永不磨灭的印记。
他开始痛苦地反思。是不是自己错了？是不是自己从一开始就错了？他试图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去塑造儿子，用自己的理想去定义、去绑架他的人生，这种行为的本身，是不是就是一种最蛮横、最不讲道理的专制和暴力？他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憔ăo悴不堪的面容，和他那不知何时已然斑白如霜的两鬓，第一次，对自己穷其一生所构建的、坚信不疑的信念体系，产生了深深的动摇。
而在那扇紧锁的房门背后，蔡无忌也同样被囚禁在自己的孤岛上，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战争。
父亲那晚因愤怒而扭曲的脸，和他吼出的那句冰冷的“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像一根看不见的毒刺，深深地扎在他的心脏里，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都会带来一阵阵尖锐的疼痛。他感到自己被彻底地否定了，被这个他曾经也渴望亲近、渴望理解的家庭，彻底地遗弃了。
为了抵御这种被抛弃的痛苦和绝望，他更加疯狂地投入到他的艺术世界里。那仿佛是他唯一的避难所，是他对抗整个世界的唯一武器。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不眠不休，用画笔在画布上疯狂地涂抹着狂乱而冲突的色彩。那些扭曲的、撕裂的线条，那些如同鲜血和淤泥般纠缠在一起的颜色，正是他内心痛苦的呐喊和无声的咆哮。他读着法国诗人兰波的诗，把自己想象成那个渴望成为“通灵者”的少年，试图通过感官的错乱和灵魂的放逐，来抵达艺术的真谛，来逃避现实的痛苦。
可每当夜深人静，放下画笔和书本，那种噬骨的孤独感又会如鬼魅般卷土重来。他真的想和父亲彻底决裂吗？
他恨的，到底是那个生养他的父亲，还是父亲身上那件永远也卸不下的、名为“责任”、“理想”与“道德”的沉重铠甲？
他想要的，其实真的很简单。他只是希望父亲能有一次，哪怕只有一次，不是以“教育家”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父亲，来看一看他的画，听一听他的想法，哪怕只是尝试着理解一下他那个看似荒诞不经的世界。
可现在，一切都太晚了。那扇门，既是他自己锁上的，也是被父亲的怒火关上的。
这种令人窒息的家庭冷战，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家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连仆人们走路都踮着脚尖，不敢发出一点声音。蔡夫人的身体本就不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无声战争中忧思成疾，终于一病不起，整日躺在床上，汤药不进。
就在整个家庭都摇摇欲G坠，濒临崩溃的边缘时，一个比冷战更可怕、更具毁灭性的消息，如同一个晴天霹雳，毫无征兆地轰然炸响。
那天下午，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正是当初那个借钱给蔡无忌的钱庄的管事，那个一脸横肉的李四。他这次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还跟着两个凶神恶煞的壮汉。他没有通报，直接闯了进来，态度比上一次更加蛮横无理。
他大马金刀地坐在客厅里，将一杯茶水泼在地上，然后带来了口信：蔡无忌在外面被他们“请”去喝茶了。因为他不仅还不上钱，还试图逃跑。对方撂下了最后的狠话，三天之内，如果见不到连本带利的全款，他们不保证蔡家这位大少爷的胳膊腿，还能不能完整地待在他的身上。
05
钱庄管事李四撂下的这几句狠话，像一把冰冷沉重的铁锤，狠狠地砸在了这个本已脆弱不堪、千疮百孔的家庭上空。
正由张妈扶着在院子里勉强走动的蔡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只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她来不及发出一声完整的惊呼，便两腿一软，像一片被狂风吹落的枯叶，软软地倒了下去。
“太太！太太！”张妈惊慌失措地尖叫起来，和几个闻声赶来的仆人瞬间乱作一团。他们七手八脚地将不省人事的蔡夫人抬回房间，又是掐人中，又是灌参汤，又是派人飞奔着去请城里最好的大夫。整个蔡家大宅，陷入了一片前所未有的混乱和恐慌之中。
客厅里，李四和他那两个壮汉，则像三尊瘟神一样，好整以暇地坐着，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所有的目光，最后都汇集到了刚刚从外面回来的蔡元培身上。家里的仆人们，那些闻讯赶来、焦急万分的亲朋好友们，甚至包括那个不可一世的李四，都在看着他，等着他拿主意。
这位平日里沉稳如山、一言九鼎的一家之主，这位在外面受万人敬仰的大学校长，此刻会怎么做？
按照他一个月前在雷霆之怒中放出的狠话——“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一分钱也别想拿到”、“让他滚出去”——他理应在此刻表现出铁石心肠，袖手旁观，任这个屡教不改的“逆子”自生自灭，让他真正尝一尝自己亲手酿下的苦果。
他的几位至交好友，也在一旁低声却急切地劝他：“校长，此事万不可声张！您先动用一下关系，托人去警察局打个招呼，先把人从那些地痞无赖的手里捞出来是正经！切不可让事情闹大，影响了您的声誉。至于钱……我们几个凑一凑，先垫上！孩子回来之后，您可得下狠心了，不如直接送他去乡下静养一阵，好好地磨一磨他的性子，总这么下去，终究不是办法！”
所有人都觉得，一场更加严厉的、不容置疑的、带着惩罚性质的“家法”，即将在蔡元培的雷霆之怒中上演。
人们几乎已经能够预见到，蔡无忌在被屈辱地赎回来之后，将要面对的是父亲怎样冰冷的脸色和更严苛、更不近人情的管束。
然而，所有人都猜错了。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蔡元培在听完李四那番蛮横的通牒，以及得知妻子晕倒的消息后，展现出了一种令人费解的、几乎是诡异的异常冷静。
他的脸上没有众人预想中的暴怒，没有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狂躁，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他只是沉默地，快步走到妻子的床榻边，看着她那张毫无血色、气若游丝的脸，他的眼神里翻涌着外人无法读懂的、极其复杂的剧烈情绪。那里面有痛心，有自责，有悔恨，但更多的，是一种仿佛在瞬间勘破了什么的、破釜沉舟般的决绝。
他没有暴跳如雷地去筹钱，也没有立刻拿起电话动用他那些盘根错杂的关系网去“捞人”。他只是挥了挥手，屏退了房间里所有忙乱的人，对眼圈红肿的张妈用一种沙哑却不容置疑的语气低声说了一句：“张妈，请最好的大夫，一定要照顾好夫人。”
然后，他一个人，默默地转身，走进了那间陪伴了他无数个日夜、见证了他所有荣耀与孤独的书房，并轻轻地，关上了门。
整个下午，书房里没有任何动静。
外面的世界仿佛乱成了一锅粥，客厅里，李四的耐心渐渐消磨，开始不耐烦地用手指敲打着桌面；蔡元培的朋友们则急得团团转，交头接耳，却又不敢去打扰他；仆人们更是大气不敢出，整个宅院都笼罩在一种暴风雨来临前的、令人窒isc的寂静之中。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位蔡先生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他难道真的要放弃自己的亲生儿子吗？
黄昏时分，当夕阳的余晖将窗棂的影子在地上拉得长长的，给万物都镀上了一层悲凉的金色时，书房的门，终于开了。
蔡元培走了出来。
他的神色平静，甚至可以说得上是镇定，但那双总是闪烁着睿智光芒的眼睛里，此刻却有一种谁也看不懂的、仿佛被泪水洗涤过的谦卑与澄澈。
他接下来的举动，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他没有去客厅见那个嚣张的债主，没有去见那些焦急等待的朋友，没有去打电话，更没有表现出任何要处理这件事的迹象。他迈开脚步，无视了所有人惊诧的目光，径直走向了那条通往儿子房间的、冰冷而漫长的走廊。
那扇紧闭了一个月、象征着父子决裂与顽固对抗的房门，被他用一种近乎虔诚的姿态，轻轻地，推开了。
一股混杂着松节油、颜料和长时间没有通风的尘埃气息，扑面而来。房间里一片狼藉，仿佛经历了一场无声的、惨烈的战争。画架上，立着一幅尚未完成的画作，上面是狂乱而冲撞的色彩，扭曲的、撕裂的线条仿佛在痛苦地尖叫。地上、桌上、床上，到处都散落着各种法文画册和诗集，它们与空酒瓶、脏衣服纠缠在一起。
这是一个蔡元培从未踏足，也从未试图理解过的“异世界”。
他的目光没有在那些凌乱的景象上停留太久。他径直走到那张蒙着厚厚灰尘的书桌前。在桌角，放着一本被翻得起了毛边、封面是一个抽象怪异图案的法文诗集。他能辨认出，那是法国诗人阿蒂尔·兰波的诗集，一个以叛逆和自我放逐著称的天才。
他伸出手，用袖口，非常非常轻柔地，拂去了书本封面上积攒的薄薄灰尘，那动作，仿佛不是在拂尘，而是在擦拭一件蒙尘的、稀世的珍宝。
然后，他拿着这本书，转过身，对闻声匆匆赶来、满脸都是焦急和不解的张妈，说了一句让对方差点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的话。
“张妈，你去，把客厅里那位李先生，无忌的那个债主，请到我书房来。”
张妈愣住了，嘴巴半张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先生？请……请他来做什么？他……他不是好人啊！”
“就说我，”蔡元培的声音平静而清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温和力量，“想向他请教一些事情。”
张妈彻底懵了。卧病在床的蔡夫人听到动静，也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扶着门框，用一种看陌生人的眼神，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请债主来家里？还是“请教”事情？先生这是……这是急糊涂了吗？还是气得说胡话了？
当晚，那个名叫李四、满脸横肉的钱庄管事，带着他那两个膀大腰圆的伙计，满心狐疑、满腹戒备地踏进了蔡家的大门。他以为这必定是一场鸿门宴，是这位鼎鼎大名的蔡校长，准备动用权势来压服他了。他一路上都在盘算着各种应对之策，心里憋着一股准备随时撕破脸皮的狠劲。
可他被仆人恭恭敬敬地请进了那间传说中的、四壁都是书、挂满了名人字画的大书房。蔡元培非但没有一丝一毫的威压和煞气，反而像招待一位远道而来的贵客一般，客气地请他落座，并且亲自为他沏上了一杯热气腾腾的上好龙井。
李四和他那两个只会动拳头的伙计，局促不安地坐在名贵的太师椅上，浑身都不自在，仿佛屁股底下有针在扎。
然后，他们看到了令他们终生难忘，甚至在多年以后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一幕。
这位全中国最受尊敬的学者，这位无数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北京大学校长，将那本他完全看不懂的法文诗集，和一张从他儿子房间里拿来的、画满了扭曲色块的画稿，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桌上，然后亲手推到了李四的面前。
接着，他用一种极其诚恳、极其认真，甚至带着一丝近乎谦卑的语气，开口了。
他的第一句话，让在场的李四三人，包括在门外屏住呼吸、悄悄偷听的张妈和刚刚能下地的蔡夫人，都彻底惊呆了。
